【熱點互動】韓國為何遣返法輪功學員(2)

唐柏橋：我剛才提到關於他說的普通人和中共領導人的思維方式，我覺得他們有一點想故意誤導人權組織和國際社會，因為我偶而也會聽到一些人權組織講這種話，他說法輪功大部分受迫害的聽說只是少數人被判刑，比方第一批輔導站的和那些比較資深的，他說大多數人並沒有被判刑。那麼我就問他說，你知道中國現在有數十萬計以上的被勞動教養，你們聽說「勞動教養」是怎麼回事嗎？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清楚。

在我的觀點上，現在中國有良知的法學家，包括以前有個蔡定劍現在去世了，最有名的立法學者，他有良知他呼籲取消勞動教養的條例，因為勞動教養完全是無法無天的，就是置於法之外，不接受法律管束的、赤裸裸的迫害人權的一種行為。就像共產黨它是第一個不經過註冊的組織，它可以為所欲為，成為註冊的組織以後反而要受到民政局、政府的管束。所以共產黨它不經過這個。

勞教也一樣，公安可以直接給他送4年，放出去以後半個月又可以再抓起來，再送你3年、4年，這樣的話可以無限期的；而且裡面相關的規定很難受法律控制，你不能上訴，你不能起訴。這個迫害他們沒有算進去，如果把這個算進去的話，每一個普通的法輪功學員都受到非常嚴重的迫害。

主持人：對，其實你剛才談到人大通過的一個所謂的〈反邪教法〉，其實從法律角度上，因為這個反邪教法，它知道制訂法律的時候不能針對一個團體，所以實際上這個沒有點到法輪功的名。這是第一。第二，如果大家讀一下的話，它基本上屬於一種宣傳手段，都是宣傳口號，其實人大通過的這個決議案並不是可執行的法律條文。當然我們今天不是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現在就是考慮難民他一定是跨國界的，基本上難民不被考慮為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受聯合國的一些條約和規定限制的。聯合國關於難民方面有那些規定？另外，韓國對這些規定是不是批淮了，他是不是應該執行？

唐柏橋：聯合國難民公署專門負責管聯合國跟難民有關的事務，聯合國有關難民的條約也很多，一般的我也查過，中國、南韓他們都簽署過聯合國有關難民的最主要條約。

主持人：《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

唐柏橋：對，這個條約其中的精神就是任何一個國家、第三國的人受到迫害的時候，到達你這個國家以後你不能強制遣返，你可以用別的方法進行冷處理。甚至於最嚴重的，像香港以前把越南難民給他專門騰出一塊地方搞個難民營，就說你不會傷害我香港居民的社會治安，但是我也不會強行把你遣返回去。

像過去非洲在戰爭時期，盧安達（Rwanda）或者很多地方有難民，我就給你放個地方安置，然後由聯合國難民公署和相關的一些組織像國際救援組織還有人道組織去幫助他們安置，直到戰爭結束或這個地方停止人權迫害以後，然後再部署安排他們回去，不會在那個國家正進行人權侵犯的時候大量的就把你遣返回去，這是絶對不人道的，這是聯合國的難民條約和難民公署建立的根本宗旨所在，就是保護他直到他不再受迫害為止。

主持人：其實反酷刑條約裡面也有不淮強制遣返，避免遭到酷刑的同樣規定。楊景端先生，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這牽涉到韓國政府顯然在這個事件上，遣返法輪功學員對他本身來說，並沒有什麼利益所在。而且，南韓其實自己還面臨另外一個類似的問題，就是北韓的難民被中國政府遣返回北韓去，面臨酷刑或槍斃死刑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南韓政府有沒有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

楊景端：我個人認為他一定是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因為他沒有必要做這種損人又不利己的事情，他這樣做我覺得他還是權衡了一下利弊，他認為他跟中共打交道之後，在有些地方他是有求於中共。比如說他還幻想中共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北韓的問題，在中國有很大的經濟上的利益和往來，這些對韓國來講都是他有求於中共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他選擇遣返法輪功學員是在一個最不損害他利益的情況下。

主持人：他認為最不損害他利益的情況下。

楊景端：他認為最不損害他利益的情況下。你自己是中國的老百姓，你政府要迫害你自己的人，我也沒有什麼……對他來講是損失最小的。但是他沒有看到，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任何經濟利益都不能相比的，因為他反應了一個國家的真正道德基準，將來共產黨垮台的時候，你任何一個人在這個過程中迫害過法輪功學員的人，不管你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政府、還是一個個人，將來都不會逃脫這個審判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講，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選擇。

主持人：謝謝楊先生。那我們現在接一下中國大陸陸先生的電話，他已經不在線了，一會兒請陸先生再打進來。

唐先生我想問一下，剛才楊先生也說了，他是來自一種壓力，這種壓力是不是明確的有交換條件？我們從其他案例，不是法輪功的案例，就是中共對民主運動人士或者其他宗教人士，在以前的迫害案例當中對周邊國家所施加的壓力，有沒有這種類似的情況？

唐柏橋：不只周邊國家，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中共現在主要用幾種東西來交換，保證對中國人的人權侵犯不會受到外來的干涉。所謂說「不受到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第一個就是經濟上的，最明顯的就是每次中共領導人出訪，帶一大堆的合約。比方說那次跟法國搞得最成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天安門屠殺以後，最先跟法國幾個西方國家重新建立關係，主要就是帶了大量的訂單。反正我這個國家需要買很多東西，可能需要跟別人經濟上合作，那麼我把這個市場，十幾億人龐大的市場首先讓你法國人去開發，讓德國人去做，然後你誰跟我作對，我就讓你這方面獲利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