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天行:從貶降兩京報透視中國大陸媒體走勢

邢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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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9月08日訊】近日,中國兩家原屬於中央級的日報《新京報》和《京華時報》從本月起劃歸北京市委宣傳部管理。再次引發中網傳媒界的關注,非中共官方的共識是:此次將兩份報紙由中央級變為北京地方媒體,輿論監督的尺度將會大幅收緊,尤其對外地的輿論監督,將會受到更大制約。

這兩份報刊自創刊以來,因為比較敢言民情,而躍居北京銷量最大戶,也因此而遭過整肅。《新京報》首任總編程益中被當局免職後,繼任總編楊斌於2005年12月,被官方無理由地突然解除職務,同時被解職的還有兩名副總編,一度引發約百名員工罷工抗議,但該報此後在多次維權事件中仍秉持了敢言的作風。《京華時報》也屢有超越官方規限的報導及言論。

兩京報遭貶是必然。縱觀多年來被屢屢整肅的媒體及媒體人士,都是敢講真話針砭時弊的。這些整肅事件一經被網上披露,便引起一陣熱議和批評。截止到目前,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清晰的脈絡:中共對媒體「真實、公正、客觀」的報導呈現著愈來愈緊的鎖喉趨勢。整個媒體都在萎縮。

新聞媒體走低萎縮

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新聞媒體逐漸解禁開言,到八九年六四後,跌回低谷。經過幾年蟄伏,抱持人文精神的新聞人開始避談民主政治而言民生,自1996年到2001年前後,都市類報紙雜誌發展活躍。2002年以後,隨著新聞自由呼聲的漸高,中共當局的整肅也日益加強;從2010年至今,中共接連打壓,媒體獨立精神全面受挫。

從紙媒體看,屢屢慘遭當局辣手整治的當屬南方報業集團。《南方都市報》因2003年報導非典真相和孫志剛案而得罪當局,遭致2004年的大規模構陷整治,原副主編兼總經理喻華峰等被判重刑;其主創者之一兼總編程益中被免職、逮捕。《南方週末》在經歷了2002年的被徹底整治後,原班黃金人馬大半離開。2008年後,南周好評文章增多,開始重新贏得讀者,但隨即次年年底,總編向熹遭降職。2011年後,南方報業集團的多名高層及著名評論家長平和笑蜀被去職,引發廣泛關注和批評。

《炎黃春秋》雜誌以揭示歷史真相而著稱。2010年11月,遭中宣部第十次下令整肅。中宣部要求其改變輿論導向,更換雜誌社高層人事。時任社長、87歲的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表示決不讓步。有杜老頂著,中宣部的霍霍屠刀暫未劈下。

《中國經濟時報》以發表深度新聞調查報告而著稱。該報在2010年揭露山西疫苗案亂象之後,報社社長兼總編包月陽於5月被解職。2011年7月,該報首席記者王克勤領導的特別報導組遭解散,王被解職待命;隨後不久,總編張劍荊也被解職,據悉是因為他簽發了王克勤的揭黑報導。

還有兩家雜誌品牌相繼被顛覆。敢言時弊的《百姓》雜誌主編黃良天於2007年1月被調離。之後,黃天良以網站為平台,繼續「想讓大家有一個可以真心說真話的乾淨的地方」,結果「農產品週刊」網站於2008年11月被關。中國最富盛名的雜誌《財經》,因報導中國股市界的黑幕、尖銳地批評證券市場的醜惡現象等觸動了很多權貴人物,其主管被迫要求團隊改變方向。2009年11月,主編胡舒立提交辭呈。此前,雜誌採編團隊的60多人已先行離開。

在2011年中共「槍打出頭鳥」式的整肅媒體人行動中,中槍的還有學習時報、《成都商報》記者龍燦、廣東《時代週報》的彭曉芸等一系列被整肅事件。當然官方理由是冠冕堂皇名目繁多。

兩京報必然遭貶的厄運

新京報是《光明日報》和《南方日報》聯合主辦的都市類日報,2003年11月創刊。它的創辦人之一、前總編輯,正是《南方都市報》的創辦人及總編程益中。當時《新京報》的副總編是來自《南方週末》的遲宇宙。

程益中對報紙的主創原則以及社團人員的構成等方面,無疑都深具影響。做為一個真正的媒體人,真實、客觀、公正地報導民生,實踐輿論的監督作用,改良社會,這是程益中以及諸多有良知的新聞人的理想。程益中在接受記者傅小永採訪時有這樣一段話:「達則兼濟天下,窮且獨善其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跟古往今來的中國傳統讀書人一樣,骨子裡有很強的家國意識,有很強的為民請命意識。而我從事的職業,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在民主國家,這些意識其實不重要,但在中國就彌足珍貴。」程益中的這種情懷,大眾在《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等相關媒體的表現中已經看到了。

可以說《新京報》是《南方都市報》的姊妹花,它有著南方都市報的特質。當然,身居管制比廣州嚴格得多的北京,《新京報》比起南都報要柔順許多。《京華時報》也受到南風的影響。原南方週末黃金一代編輯記者中的朱德付,離開《南方週末》後,做了《京華時報》的總編輯。南風自然吹到了《京華時報》。

兩京報同屬於中央級,總編來自於同一個報業集團,實力相當。因此很快成為銷量沖首的兩大競爭對手。繼南都報業被屢屢刀砍斧劈整型之後,收拾完了前鋒,就該輪到後衛了。如今兩京報同遭厄運被降級,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同出一轍。

在中共看來,其轄區所有新聞媒體只是它的輿論工具和喉舌,不是一種社會監督力量,不能以「真實、客觀、公正」為準繩,只准以它這個老闆的喜好和利益為中心。

中宣部規定,不能跨區域進行輿論監督,一直要求各報非本地新聞要轉引新華社稿件。而近些年來,一些都市類報紙通過互換稿件等形式,時常打破「屬地管轄」常規,報導異地突發事件和熱點新聞真相,給事發地當局造成強大輿論壓力。而這也觸怒了當局惡勢力,引起中共高層的擔憂。

2010年7月,中宣部發出新禁令:「禁止異地負面報導,禁止報導公檢法等部門的負面新聞,禁止採用『報社通聯』稿件,突發事件均需用新華社稿件。」

新禁令猶如頭上懸劍,地方性報紙自不敢輕易觸雷。而兩京報屬於中央級,仍然可以異地採訪報導。即使現在沒有太越軌,為以絕後患,斷其異地監督功能,中宣部才會安心。

能打的「擦邊球」越來越少

中國大陸即使是最敢言的媒體,其實也是在中共大政方針內迂迴,諸如「六四」、法輪功、計劃生育等中共既定敏感話題,上述哪家媒體都自覺不去觸碰。他們所敢言的,用行話說,就是要敢於和善於打「擦邊球」——力爭有一兩篇能反映人民呼聲、切中時弊的報導,不反共但反映問題,既吸引廣大讀者而又不犯規。可是一旦擦邊多一點,就會招來當局打罵,使良知媒體人常常活得太屈辱太憋氣。

因為當代社會的不公和黑暗腐朽,幾乎都來自於中共體制和官僚腐敗,所以「擦邊球」越來越難打了。涉及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無一不被黑透:毒奶粉、毒疫苗、環境污染、強佔土地、衛生醫療、暴力執法、社保基金、慈善捐款、股市、房市、兒童販賣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個看似簡單的個案背後,都可能是難測深水,正常的時弊報導都可能觸及某個權貴利益群的敏感神經。就像山西疫苗案,一個不法商與當地腐敗官員勾結,使用毒疫苗致死致殘兒童幾十人,看來是地方案件,結果害人者無罪,而中央級報紙的記者和編輯卻遭到整肅,受害兒童家長上訪衛生部,卻被打被抓被監禁。

其實,為了能順利通過審查,一般的揭腐打黑報導比實際情況都要減輕許多,但即使這樣,中宣部與當局都不高興,讓你挪窩走人,甚至封殺禁聲,在媒體高層安插黨官監視。在屈指可數的一些敢言雜誌和報紙都被掃蕩並被改造之後,敢言記者和編輯可以自由擇業發聲的空間就幾乎沒有了。

貶降之中看未來

兩京報當初創建,是中共新聞媒體改革的新嚐試——中央與地方聯合辦報,因此也帶來很多新氣象。兩京報的被降級,標誌著新聞開放性改革的停止,中共正在剝奪媒體被鬆綁後僅有的一點新聞自由度。

兩京報降為北京地方報後,受北京市委宣傳部制肘,被體制套牢,對北京當地的社會監督必然大受限制,而以前的外地報導優勢也將消失,銷量預計會下降,從業人員的生存將面臨危機,無法再與北京晚報等原當地報紙爭執牛耳,昔日的輝煌將不再。

中宣部的整肅動作決不止於兩京報,也不只是網絡上被關注的那幾家。筆者注意到最近有幾位記者博客被封殺,而不見諸於消息,其中人民監督網記者朱瑞峰的微博全部被刪。上一次王克勤被解職,他還能通過微博聲援。這次他自己悄悄地被剔除了。隨著網絡監控的愈加嚴密,在網上搖旗吶喊恐怕也難了。

據悉,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8月22日訪問新浪網總部,隨後新浪發表聲明:將「大力抨擊所有形式的謠言」。劉淇目前是兩京報的監管人了,網絡尚且如此,何況報紙?中國人,應該最能讀懂中共的官方語言含義所向,中共所謂「謠言」是甚麼?被刪除的大眾心聲都是「謠言」惑眾吧?

在中共體制內生存,媒體人保有良知,報導真相以遏制社會不公和罪惡,其實客觀上也是在幫共產黨樹立新聞自由的形象。而敢言媒體人卻一再被打壓,這只能赤裸裸地表明:共產黨當局就是腐敗黑惡的最大後台。執政者越腐敗就越怕媒體發出正聲,所以對媒體的控制和打壓就越重。此所謂善惡勢不兩立也。

王克勤曾說:「報紙上太乾淨,社會將會很骯髒!」沒錯!再想一想,一個很骯髒的社會如果報紙上很乾淨,那是不是執政者太流氓惡霸?中宣部如此肆無忌憚地打壓媒體,其結果只能是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中共的野蠻,加速中共獨裁政權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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