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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續二十四)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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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18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蔣介石——人民公敵還是民族英雄?(上)

蔣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乳名瑞元,祖籍江蘇宜興,1887年10月31日(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府奉化縣溪口鎮,1975年清明節逝世於中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官邸。歷任黃埔軍校(今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1-5任總統等職務,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共和立憲制度的國家。

蔣介石,是中國大陸一向對「蔣委員長」的稱呼,而在台灣或海外華人中,一般稱蔣中正或蔣公,由於本文旨在給中國大陸人講述真相,故還沿用大陸的慣常稱謂——蔣介石。但其實是蔣中正的,因為中正是名,介石是字,中國大陸稱介石,是因為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方面稱中正,中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且極權暴力邪惡的中共不喜歡中正的涵義,稱蔣介石是有故意輕慢、侮辱、洩恨蔣公之意,其潛在之意實與「蔣匪」相近,是在敵視基點上,出於狹隘小人的陰毒快意之舉,不是坦蕩君子的客觀公允所為。而且,中共幾十年來一直提蔣介石如何如何,實際是以反蔣來掩蓋反國民政府的非法行徑,以反蔣作為暴力推翻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擋箭牌,為自己的非法行為謀求合法性。

多年來,中共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正義、正面的形象,而把蔣介石描繪成一個徹頭徹尾、不共戴天、十惡不赦的壞蛋,一個妖魔,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總代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的利益,不顧人民的死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實行白色恐怖;對江西紅色根據地發動五次圍剿,迫使紅軍長征;特別是八年抗戰期間,採取不抵抗主義,節節敗退,使大片國土淪陷敵手,是人民公敵。甚至到了台灣還不老實,還要反攻大陸,企圖顛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讓中國人民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關於蔣介石,中共所有的電影、電視、廣播、戲劇、書籍雜誌、小人書畫冊及教科書等宣傳的全部都是以上內容。五十歲以上的人,完全就是在罵「蔣匪幫」的環境中長大的,提到蔣介石、國民黨無不充滿敵意,視為勢不兩立的敵人。

那麼,真實的蔣介石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要搞清這個問題,在前些年的中國大陸根本就不可能,因為這牽扯中共的合法性問題,只有把蔣介石描繪成一個殺人惡魔,反蔣才合法,中共的所謂「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才合情合理。所以,中共極力掩蓋事實真相,採取絕對化、一面倒的宣傳手段和控制手段,禁絕人民知道真相。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深入,塵封了近半個世紀的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真相逐漸為世人瞭解,特別是《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與研究,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也從「人民公敵」的公式化、臉譜化角色恢復至本來面目。

公眾對於蔣介石的公允認識基本源之《蔣介石日記》的面世,此前,蔣介石給人的印象受中共造謠污蔑及國民黨敗退台灣的影響,多有負面評價,鮮見褒譽之詞。要正確的認識理解蔣介石,須要把握好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二是作為基督徒的蔣介石。前者是公眾的外在的蔣介石,後者是屬於自己的內在的蔣介石。唯此才能全面掌握、不失偏頗的反映蔣介石的全部整體。

蔣介石日記自1915年至1972年健康惡化為止長達57年之久,從未間斷,真正做到了「三省吾身」,這對於戎馬倥傯、日理千機的國家首腦來說,沒有強大的自我約束力是無法做到的。此等自律、有恆之功夫,讓許多學者都佩服不已。

蔣介石的日記被其後人全部存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其1917年至1945年所記已對學者開放,其中內容,不但記錄政事,也有私生活;不但有他的功績,也有他的敗筆和尋花問柳的醜事。從中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願意而且勇於向歷史負責的人,他的內心是光明的。他思考的是中國的大事,而不是個人的勢力和地盤。這與中共的妖魔化宣傳完全是南轅北轍。據《聯合報》報導,大陸研究蔣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在研讀過「蔣介石日記」後評價:「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

西方史學界對蔣介石如此評價:「律已甚嚴」、「生活節儉」,有「鋼鐵般決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各種偉大優點,使他成為一個忠誠愛國的、不與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謀的領袖,他百折不撓地決意保持其它國家的獨立,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一心要為他憲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

中國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御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

學者武之璋、鄭義在《客觀公正地評價蔣介石這個歷史人物》一文中指:「根據避免泛道德主義的標準,根據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原則,根據改朝換代後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對手的中國歷史學傳統。再參考大量的國府檔案,我們可以確認蔣在近代史上功大於過,蔣的失敗不只是蔣個人的失敗,蔣的失敗可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的重大挫折;共產主義的暴興,是中國現代化的一股逆流,這股逆流犧牲了大批國共雙方的菁英分子,這股逆流餓死了數千萬善良百姓,這股逆流讓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十年。最後中共放棄了共產主義,以致於虛耗了幾十年後一切從頭開始。」

蔣介石生前從未公開自己的日記,他的日記是為了「吾日三省吾身」寫給自己看的,而不是「毛澤東選集」是為了造神和愚民。因此,他的日記展示了一個完全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去世,日記由兒子蔣經國保管,蔣經國去世則由蔣介石的孫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去世,2004年末,蔣孝勇的遺孀蔣方智怡把共50本《蔣介石日記》全部交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同意胡佛研究所將日記原件進行永久保存的技術性處理後,從2006年到09年,分四批向公眾開放。胡佛研究所華裔研究員、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館負責人郭岱君,全程參與了《蔣介石日記》的接收,並主持整理和研究工作。

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對於瞭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她說:「蔣介石幾乎半個世紀都是中國的主導人物,所以他的日記裡面記載的東西,對於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重大政策,重要人物,重要決策過程,等等,是非常有幫助的。不只是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更對於很多我們一知半解,或者撲朔迷離,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瞭解的脈絡。」

郭岱君表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其意義不僅在於瞭解蔣介石本人,更有助於人們研究從1975年上溯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們看日記,也看到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和發展,包括政治的變化,經濟的變化,領導人物之間的關係,還有領導人物與外國的關係,包括非常廣泛。」人們還可以清楚瞭解到,蔣介石為甚麼能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領導國民黨和領導中華民國,「因為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在國民黨留下一個權力真空,當時,如孔祥熙、宋子文,還有汪精衛、胡漢民,他們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汪精衛,或者胡漢民,他們主政,都需要蔣介石。為甚麼?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所信賴的人;他創辦了黃埔軍校,他有軍事的基礎;他看事情會想到中國的東南西北,北方的外患,西方的邊疆,東邊的日本,南邊的其他國家,他會有一個權衡;他自己非常努力自修;然後蘇共也對他另眼相看;加上他本身的政治手腕也相當圓熟。假如歷史重來一遍,他還是要脫穎而出。」

不少史學家驚嘆,《蔣介石日記》是「曠古絕今的歷史寶藏,具有絕對權威性」,而日記內容顛覆國共過去的官方論述,將蔣介石從「人民公敵」的祭壇上撤下,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現蔣的民族氣節及抗戰功績,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質。研讀《蔣介石日記》,不但還原了歷史真相,也讓人認識了真實的蔣介石。很多學者對蔣介石的印象開始轉變,並呼籲中國大陸要去面對他的功績。

綜觀蔣介石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領軍北伐,結束割據,統一中國;領導抗日戰爭並取得全面勝利,確定中華民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退守台灣,建設台灣,延續中華傳統文化的薪火傳承,秉持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維護光大中華民國。如果再概括地說,其實就是兩件事:其一,是力阻共產紅禍亂中華;其二,是延續中華道統,保全中華民國國體。此二件事,彪炳千秋,永載史冊。

一、領軍北伐,統一中國,力阻共產紅禍亂中華

民國之後的軍閥割據是從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漸漸形成的。滿清為了撲滅太平天國,只好放權給地方官僚,包括軍權及財權,如組織軍隊,開徵釐金。至滿清末年,藩鎮割據隱然成型,而滿清新政,很大一部分是針對藩鎮割據的改革,收回財權與兵權,加強中央集權力量,此舉當然遭到地方督撫的激烈反對,也加速了滿清的崩潰。辛亥之後藩鎮割據局面仍舊延續。解決藩鎮割據是當時政治人物的共識,載灃搞過,袁世凱搞過,但都以失敗告終。藩鎮割據,導致市場被切割,阻礙了商品流通,商業交易成本非常高,現代財政體制無法建立。關鍵是地方截流稅款,架空中央財政,此為經濟原因。同時,兵權私有,又讓軍閥擁兵自重,削弱中央威權,不利國家大統,此為政治原因。因此,北伐勢在必行。

北伐時期是蔣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此時期奠定了蔣介石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為後來的一切準備了條件。二、此時期蔣介石及早認識並阻遏了共產紅禍的蔓延,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甚至可以說蔣介石對中國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此。當然,這種認識是基於九十年來,特別是中共專制獨裁對於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損害。如果不是蔣介石極力主張反共,中國的赤化可能更徹底,災難更深重。

蔣介石6歲入私塾。17歲入奉化鳳麓學堂。1906年清政府陸軍部保定軍校招生,蔣介石一路過關斬將,自浙江省1000多民間考生中勝出,成為最終被錄取的14人中的一個。讀書期間,一次課堂上與日本教官交鋒令人刮目相看:日本醫官於授課中拿一塊泥巴示眾,謂此泥巴可藏四萬萬個細菌,像你們四萬萬個中國人。蔣介石聞聽當即趕過去,掰下泥巴的八分之一對日教官說:「日本人有五千萬,按你的道理也能寄生在裡面了。」1908年,蔣介石就讀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期間,接觸到了旨在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加入由孫中山於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蔣潛回上海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蔣成功刺殺了孫中山異己——曾為光復會領導人的陶成章。蔣介石刺陶時表現出的眼光、魄力、果敢和勇氣,贏得了孫中山的欣賞和信任,日後倍受重用,倚為柱石,這是他能在十餘年間超越黨內眾多元老捷登高位的重要原因。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1926年7月,蔣介石當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後,國民黨中央開會決議北伐,並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北伐正式開始。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國家被地方勢力割據。各地方軍閥與各路諸侯,對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施展了各種卑鄙手段軟磨硬抗,滯阻了中國當時的民主政治憲政制度的建設與完善。這些軍閥主要有:1,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系;2,奉系軍閥張作霖;3,軍閥馮玉祥系;4,軍閥閻錫山系;5,四川軍閥系;等等。軍閥之間的戰爭和對蔣介石政府的戰爭,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造成了嚴重破壞,這是北伐的主要原因。

北伐可以分前後兩期,前期北伐是從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在8個月的時間之內,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白崇禧為參謀總長的北伐軍收復了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6個省分,打垮了兩個軍閥集團,一個是華北吳佩俘軍閥集團,一個是華中孫傳芳軍閥集團。後期北伐是從1928年4月到1928年6月,蔣介石打垮了東北奉系的張作霖軍閥集團,收復了北京、天津。1928年12月,張學良在東北改換旗幟,從此結束了1912年以來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國統一。經過兩年的戰爭,北伐結束,各路軍閥諸侯基本歸於中央麾下。

北伐之初,蔣介石發表動員令:「本司令不敢推辭重大的責任,只有竭盡個人的天職,擔負起來,以生命交給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自矢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才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北伐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國初步走向統一大業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也為後來的抗日戰爭作了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基礎準備。隨著北伐的成功和結束,中國進入了令全世界歷史學家都讚歎不已的黃金十年—1927年至1936年。領導北伐戰爭的總司令就是中共蔑稱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伐結束後,蔣介石立即著手整頓軍備,增強了國防力量;整頓財政,增添了國家的經濟實力,使中國的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在此前後,自蘇俄傳入的以暴力為特徵的馬列主義開始流毒中國,迅速滲透中國各地。也是天不滅中華,在這股惡勢力意欲膨脹的時候,共產邪惡遇到了天敵,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有智之士強烈抵制。蔣介石也非天生反共,而是曾對其抱有期望。但蘇聯之行,讓蔣介石認清了共產主義不宜在中國施行。

1923年8—11月,蔣介石受孫中山之托,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進行考察,歷時三個月。據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裡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蔣在蘇期間,發現蘇俄不欲兌現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諾並堅持認為蒙古不屬於中國,他還發現蘇俄當局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認識,「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並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蔣自此認定蘇俄乃「赤色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亦不適於中國。「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蔣將其在蘇俄三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孫中山。

綜括他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對於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蔣介石深感此問題的重要性,曾致信黨內高層廖仲愷,詳解遊俄體會:「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譭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霉,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

三個月的蘇俄之行,對蔣介石反共意識的形成與加強作用是巨大的。民國18年(1929年)4月25日,蔣介石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在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中,對共產紅禍的本質及其危害與防範措施闡釋的尤為清楚明晰。他說,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為圖謀人民利益計,為促進民族獨立計,對於這種錯誤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糾正。蔣介石說,解決問題,要以事實做基礎,這兩句話雖然簡單,但是乃是根據許多經驗,許多考察,而得的結論。一切行動,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決定去推行,然後才不會錯誤,才會成功。

蔣說,俗語說得好,「對症下藥」,在下藥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沒有看清,就隨便下藥,不僅不能醫好,而且反要弄壞。革命主義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據特殊的環境來決定。一國所採取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別國,因為適合甲國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一定適合於乙國。因此,在甲國成功的革命主義和方法,在乙國難免失敗。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在中國行共產革命,不僅是無益而且有害。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環境,根據中國國際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蔣介石說,就革命動機來看,俄國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根本不同,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中國兩百多年來受了滿清的專制,人民痛苦已經是水深火熱,近80多年來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的束縛,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體人民,整個民族,這是由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革命的動機不同,革命的結果也當然兩樣,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一點。

蔣介石說,就革命性質來看,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除卻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們認為解救全民族,事實上就是解救無產階級,實現全社會的利益,事實上便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二點。

蔣介石說,就革命方法來看,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為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而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為本位,國民革命的方法,當然是聯絡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統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詳細說,不問他是屬於那一階級,都要統一在一個聯合戰線之下。至於國民革命,當然是要民眾參加的,然而我們要民眾參加,不是采奪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訓練的方法。我們既不以各階級的特殊利益為餌,而引誘其為我們的工具,更不以甚麼勢力做威脅,強迫民眾服從。我們只在宣傳主義,使民眾瞭解實行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民眾瞭解了三民主義,自然會自動的參加革命,不須去奪取。便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的不同的第三點。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我們已從動機、性質和方法三方面來比較研究了。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證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所以俄國革命之初,我就決心親赴蘇俄實地考察。哪曉得到俄考察的結果,令我以前對於共產黨革命的一切希望,全歸泡影,就是考察以後覺得共產黨所號召的目的,以共產黨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所以俄國共產革命,決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說,他們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哪裡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再從革命的性質說。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一,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然沒有甚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

第二,在軍閥已經打倒的現在,國內實在沒有某一階級十分壓迫某一階級的現象,只有整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事實。所以現在應該只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如果以階級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實現。因為整個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棲息於民族內部的某一階級,那裡能夠得到利益。印度朝鮮的無產階級狀況,就是明證。但是如果以民族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可以達到,民族中各階級的利益,亦可以實現。因為整個民族,能夠發榮滋長,民族內部的各階級生活,當然可以增進。這是從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

最後,以階級為本位的革命,不能適用於中國,前面也已經說過。中國革命不能以階級鬥爭為方法,乃是當然的結論。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即使把殺人放火的暴動,暫置不論,只就罷工、怠工和抗租等舉動而言,也會使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發生莫大的影響,受莫大的障礙。所以為充實國家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計,不僅武裝暴動的階級鬥爭絕對不能實行,就是罷工、怠工,和抗租等階級鬥爭的行為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我們一方面打倒帝國主義,別方面又用暴動、罷工、抗租等方法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不僅是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國主義者有益加侵略之機會,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動嗎?!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人謀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裡能夠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來減輕,不待農民的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亂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

總而言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說,中國都不能採取階級鬥爭。至於奪取民眾,乃是以民眾做工具,不是以民眾做本位。以民眾為工具,實在是殘酷和卑污的行為不適於寬厚和平的中國民族,前面都曾經說過了。綜上所說,就是階級鬥爭武裝暴動和奪取民眾等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實行,這便是蘇俄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的第三點。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根據上述,大概可以明瞭了,只要知道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情的人,大約不會再被共產黨的欺騙。所以我希望已經加入共產黨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義。……

此後,蔣介石還在1935年對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求:凡我同志,應知吾黨上對億萬世之祖宗,下對億萬世之後代,中對全國國民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更千百倍於往昔。我總理深知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聖人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與修身為本之唯一至德,為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故特製全黨黨員守則十二條,通令全體同志一致遵行。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人人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勤儉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強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

蔣介石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認識之透徹、深刻及深遠,即便在今天看來,仍如醍醐灌頂,促人猛醒。只可惜當時國民政府未能大加宣傳,未為全社會所重視,未成為全體民眾的主流認識,特別是未能讓共產黨控制的民眾認識,這不僅是蔣先生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這是深以至憾的事情!如全體民眾引為共識,中國的歷史將得以改寫。

蔣介石的英明真知灼見,散見於多處。在1927年4月18日《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痛陳:「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在1943年所作《中國之命運》著作中指出:「五四以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風流之所在,一般認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國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正是由於蔣介石對共產主義的深刻認識,所以在拋棄馬列、反共產行動上,態度堅決,毫不手軟:1926年3月平息「中山艦事件」,5月提出「整理黨務案」,打擊了馬列共產邪惡;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平息共產主義的暴亂,期間雖有誤傷老百姓的事實,但其在各地肅清邪惡共產,自此與「聯俄容共」政策徹底決裂,並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1931年「9.18」事變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蘇俄共產邪黨以及盤踞之地進行多次軍事「圍剿」;武漢失守以後,蔣介石先後發動三次清剿共產邪惡的高潮,削弱了日寇的同盟力量。可惜的是,蔣介石雖然五次對共產邪惡進行剿除,但由於西安事變而功虧一簣。

1928年到1937年這十年,被稱為「黃金十年」。在華東等地區中國的民族資本獲得長足的發展;國民政府處理了租界問題,收回了部分外國在華享有的特權;積極進行了法律及刑罰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償還國債、改革金融及貨幣系統、鋪設鐵路及建設公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業及農業生產、加強教育方面等,都有長足進步。除此,蔣還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強調儒家道德價值,並且推行國語作為標準語言,推行衛生的現代生活方式,希望能在共產革命最活躍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等等。

此間,蔣還取得了與地方軍閥的中原大戰勝利,中央軍亦隨剿共進入本處於半獨立狀態的西南各省軍閥的地盤,大體統一了中國本部。蔣在與紅軍對抗的同時,在華北和上海採取適當的軍事行動抵抗日本的侵略,修築全國公路網,積極購進外國武器,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修築牢固工事等等。讓後來蔣的「以空間換時間」,以大西南為根據地進行長期抗戰的策略成為可能。國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憲法草案(五五憲草),並準備召開立憲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結束黨治,還政於民,直到中日戰爭(抗日戰爭)在1937年全面爆發。

此間最為可惜的是: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以「兵諫」為名,挾持蔣達12天,向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聯合抗日等要求,史稱「西安事變」。最終西安事變雖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卻功虧一簣,影響日後中國歷史發展極為深遠,讓蔣惱恨不已。限於篇幅,這裡不作詳敘。唯有蔣先生給全國國民的遺囑記述如下,以現其耿耿愛國護民之心: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

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達成協議,解散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改為邊區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將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成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國民政府同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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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8 11: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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