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識到來自黨內的挑戰後,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勢在必行。不過,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62 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個省,發現大多數省份並未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社教運動,是以十分不滿。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會議以後,毛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於是,在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份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再次召開了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並於20日頒發。
《前十條》頒布及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後,1963年5月,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四清」和「五反」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總稱「四清運動」。
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四清」運動期間,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
城市中的「五反」或「四清」試點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而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 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針對上述出現的問題,中共相關部門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又出台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問題,並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幹部。這毫無疑問觸怒了毛。
《後十條》出台後,四清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但出現了打擊範圍擴大的現象。而在農村,因運動的擴大化,各地均出現了自殺事件。
然而,毛澤東對此依舊不滿意,他強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
1964 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研究了四清運動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等具體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此後,中共開始了大兵團作戰搞「四清」,即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了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如此搞運動,再次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採用暴力手段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則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撞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而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開展,毛和劉少奇在運動中的矛盾、具體作法等問題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開,當然根本分歧還是權力之爭。比如劉少奇曾在南下考察時說:「現在調查研究,按毛澤東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這些說法讓毛十分不滿。
毛與劉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毛廢除了《後十條》,而代之以《二十三條》,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劉少奇的許多重要意見。《二十三條》最重要的部份是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
《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毛對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到,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就在各地繼續開展「大四清」運動之際,文革於1966年5月爆發。此時,毛澤東早已喪失了對「四清運動」的興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博時所言:「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於是,無法開展下去的四清運動就讓位於正在蓬勃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四年之久的「四清」 運動就這樣謝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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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具僵尸盘踞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居然没有反应,奇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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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老干部,你真的很善良,新年之际,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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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你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毛本身是大贪污分子。毛一贯是包庇贪污腐败干部的,因为这是他的统治基础,有时也杀一两个,平一下民怨,做做样子,这是政治需要。五十年代初,贪污已经成风,而毛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包庇了大量的人。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干部手中的权力一下子增大,干部可以任意捆打社员,强令社员冬天脱衣干活,强令妇女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大饥荒一来,干部一个个无不偷盗生产队仓库的粮食、耕牛、农船、猪羊驴马,你看看干部有没有饿死的?饿死的全是无权无势的农民,民愤自然极大。刘邓是切实要清理的,搞人人过关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毛的二十三条出笼,实际是一场政变,竟然不再清查经济帐,说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火引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身上,引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而放过了大批贪污分子,成功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各种案子久拖不许清查,很快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四清就纳入文革,有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毛的恶毒用心,可谓良苦啊。——江苏老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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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衡之权,再强大也将是积怨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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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特别是共党专制其实就是国人被绑架、被劫持,劫匪是一帮人(共党)而不是楼下所说的只是一个湖南农民(他是劫匪的头领而已)。一楼的网友,你的苦难是共党带来的不要怪罪我们的民族,否则会放过真正的罪犯。人性的弱点每个民族都会有,打个比方吧,中国就是一架被劫匪劫持的飞机,当劫匪扬言要杀害几个人质的时候,怕死就会笼罩在大多数人的心头,大多数人这时的心理都是希望劫匪选择杀害的人不是自己,都会本能的想躲到最后,如果劫匪问机上的人杀谁最有价值最能满足劫匪的要求,就会有人揭露机上同行人的真实身份甚至出卖朋友,挺身而出为他人免遭杀害的人只有虔诚的宗教徒做的到。我们从1949年就被共党劫持了,全体的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现在的中国人早已经把对共党的恐惧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看到自己的同胞遭迫害时少有克服恐惧站出来替被迫害者说话的人了。————争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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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湖南农民居然可以把中国搞成酷于法西斯,中国人在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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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奸细的‘要害’点,就是邪恶;人性中的邪恶,卑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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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本质从没有变过,所不同的时,不同的时期和党魁在整人害人的程度规模形式上的不同而已。毛时代既在宣传上讲阶级斗争,也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江时代不提阶级斗争,在宣传上仍然讲四坚持、对法轮功仍然媒体批判,残酷镇压也有类似不称为文革的文革。而在胡温时代的区别是,宣传上由于百姓不信那套,而不再大规模宣传,也基本不搞群众运动,但背地里的残酷镇压从来没有停止,而是更加隐蔽,更加黑社会化、流氓化,更加狡诈、阴毒、虚伪。对政治问题通过经济问题来解决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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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的是,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的像,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跟天安门有关,比如文革,六四,法轮功,许多冤假错案是从这里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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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们可能以为我是在美化自己,你们可能认为中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人.所以你们不给我发表.但我这可是真实的事情,我就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的一个人,因此我这一生都是挨整的脚色,虽然我的功课是一流的,我在读书时曾经考过北京市中考第一名(298分---300分满分)而且是北京师大附中的第一名学生和北京师大实验中学的第一名学生)大学我也是第一名学生,但我从来都不顺,直到36岁才平反,一生毫无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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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离开整人一天都不能活下去,他们就是靠整人(也就是靠镇压)来维持他们血腥的政权的.这六十三年来一惯如此.人们痛苦不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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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了四清运动.我认为什么是四清?-----------就是借机整人.是毛贼子不让中国人民有一刻安宁,不让人民有任何思考的时间,以掩盖他这个老流氓恶棍杀人狂魔的嘴脸.我们是在陕西三原县新兴公社秦家大队(我是在四队)搞四清.是所谓的三结合(农村先搞四清中的积极分子,公社干部,和我们大学生,各一个人,负责搞一个小队)哪个人也不准暴露身份,既不能说你是哪儿的人也不能说你在哪儿工作.人民就叫我小刘.我们队是个有3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有一户地主子弟.一户富农,四户中农,余下的是贫农和下中农,富农的儿子是会计,一户河南逃到陕西的郭姓贫农是队长.我和另一个同学就住在郭队长的院子里的一个马棚改的窑洞里.开始整人时,确定要整一户姓王的地主儿子,说明立场一定要坚定.我负责搞材料上报,开会时我作记录.负责人姓蒙(树林),农村青年姓门(相文).倒是没往死里打人.会后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写了这个地主儿子是1932年生的,解放时17周岁.等等.他的父亲已经死亡,母亲是贫农妻子,死了丈夫嫁过来的.(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都是骗工作组的,不是贫农的妻子,就是直接嫁给这个地主的)工作组的意见(当然不包括我,因为我们大学生是辅助性质,不能作定案的人员)是定为地主分子.但上级没批准-----年龄不够.因此工作组对我的工作十分不满,但对这家并没宽容,说他偷了生产队的粮食,判罚600斤麦子.但后来上面批评了又退回他们48元钱,大家知道那时粮票都是几毛钱一斤,所以,我感觉十分对不起人家,这时他家的二女儿又得了重病,他们没钱治病.我就把自己仅有的5元钱偷偷送过去(夜里十二点等和我同睡的同学睡熟之后偷偷起来)让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打退烧针.救了那个孩子一命.工作组又斗那个富农会计,我的材料是他因母亲和妻子生病(后来都死了)借了生产队167元钱和几百斤粮食.(其中有一头小驴,卖了170多块钱都让他借用了)全队人员都知道,而且都同意的.我的材料就如实写了.但工作组认为我写的太保守,就斗我,开完了农民的全队会后,叫其他五个队的工作组人员过来批斗我.在队里的饲养棚里斗,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队长他们在门外偷偷听到了,对我偷偷的说,小刘,你挨整了?我只能否认.工作组说这个会计是双万字号的要犯(即贪污10000块钱以上和贪污一万斤粮以上)要狠狠批斗.就在一个批斗他的会上,他的妹妹悄悄地投井自杀了当时才17岁,现在如果活着64岁了,叫王珍珍,整她的是门相文.会后我怕她想不开,到她家劝了她三四个小时,但她还是投井了.她的爸爸送了我一张她的照片,对我说,珍珍一共有三张照片,你疼了她一回,送给你一张吧.我心如刀绞.后来这一切都不存在,都是子虚乌有的欲加之罪.都评反了.我当时又因为劳动时把腰椎搞坏了提前回到北京,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回到了学校.文革初期,同学们说我有一颗公心,是什么赵公元帅转世(我当时还不知道赵公元帅是什么人物)但文革后期,我的家里出事了.我又因为保存了彭德怀的文章被定为敌我矛盾,成了反动学生而不毕业,到杭州农场劳动改造,在批斗我的过程中,那个曾经说我是赵公元帅的人又改口说我在搞四清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又说我一惯反动,一惯右倾,在搞四清时就是个坏人.中国人(哪怕是大学生)就是这样.而毛贼子就是利用了中国人的这一点,以致搞了土改搞镇反,搞了镇反搞三反五反,搞了三反五反搞合作化,再搞公私合营,再搞反右派,再搞三面红旗,再搞四清,再搞文化大革命,知道毛贼子自己下地狱,而毛贼子自己,现在才知道他就不停的搞女人,像个种猪.我对中国实在是太失望了,这个国家头头都是无耻至极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除了赵紫阳和胡耀邦之外就没一个是人的东西.而人们也都是毫无同情心只要不整自己让整谁就整谁毫无分辨能力和正义感(当然有正义感的也有,但占少数)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托生到这样一个民族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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