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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今日 】臺灣民主開創者蔣經國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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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萬平綜合報導)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他遺留下的總統任期,在司法院院長林洋港監誓下,由副總統李登輝依宣誓繼任,從此臺灣正式踏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蔣經國於1978年—1988年期間擔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並在逝世前結束台灣的戒嚴時期。1985年8月16日,他透過美國《時代雜誌》專訪,表示自己心在臺灣,已是臺灣人,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同時表示「從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繼任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講話時也重申「蔣家人既不能,也不會主政」。

1961年5月28日,蔣經國在寫給陳立夫的信中,透露出對政治的厭煩:如非老父在堂,國家多難,本身有罪,則早已一走了之,不知何日方能離開此一非心之所願的政治生活。

開啟臺灣民主之路

1987年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開放臺灣外省籍(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大陸人士)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1988年開放報禁。這些改革措施,開啟日後臺灣的民主化浪潮。

當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時任國策顧問的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在蘇聯成長歷程

蔣經國1910年4月13日出生於浙江奉化,生母為蔣中正原配妻子毛福梅。他於15歲(1925年)時,留學蘇聯。1927年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後又就讀列寧格勒中央軍事政治研究院。國共關係惡化後,遭斯大林(史達林)扣押當人質;1932年時,被下放至西伯利亞,1933年被轉往一間重機械廠工作,翌年被提升為副廠長,並結識了女工白俄羅斯小姐芬娜(後改名蔣方良),1935年3月結婚。

蔣經國自述被下放後,生活艱苦,吃不飽,穿不暖,還得辛苦工作。他勉勵自己,艱苦的工作是一種自我磨練,雖然常常空著肚子工作,但他告訴自己,必須設法改善命運。

蔣經國留蘇的12年間,對他以後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受蘇聯教育的他,對資本主義國家持批判態度。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説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的蘇聯和「白色帝國」的美國。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緩和,蔣經國於1937年3月偕夫人及長子孝文離開蘇聯回國。其中1938年到1943年,他在江西的贛南做了很多讓人刮目相看的事情。1944年蔣介石調他到重慶,從此以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蔣介石身邊,或在蔣介石的直接指揮下工作。

贛南是共產黨的老窩,那時鄉鄉都有土匪,到處是煙賭,蔣經國就職10天後,發佈三禁命令禁娼、禁煙、禁賭,不但雷厲風行,而且專抓有權勢的人。

1948年,趁著國民黨打日本時,坐大的共產黨開始奪權,國共內戰爆發,在劇烈的時局動盪中,物價飛漲,蔣經國被委任督導經濟。他於8月25日在上海對群眾說,他要「打老虎不打蒼蠅」,「寧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他雷厲風行,對不法商人明政典刑、公開處決,深得人心。最後,他鐵面無私地抓了宋靄齡的長子孔令侃,查封了他開的掦子公司,結果被護犢子的宋美齡強行帶走,打老虎無疾而終。但這段歷史疑點甚多,王昇認為蔣經國與孔之間並無直接衝突,蔣經國日記也記載楊子公司並未搜到違禁商品。

蔣介石因為蔣經國在贛南和上海的事蹟,開始重用他。

蔣氏父子曾被蘇聯挾持

1930年12月初,宋慶齡在南京拜會蔣介石,要用蔣經國交換被國民黨抓到的波蘭共產黨牛蘭夫婦。而此前幾日,蔣介石正好在日記中寫下,「我非常想唸經國,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實在不對。我對此殊覺抱歉。」

蔣介石在1931年12月15、16日兩天的日記裡分別記下:「自從他前往俄國,我就不再能見到我兒﹔而(中華)民國目前猶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於黨國,又未能孝敬母親、照顧子女,真是慚愧……孫夫人(宋慶齡)要求我釋放牛蘭,換取經國回國,可是我寧願讓經國遠謫蘇聯,甚至命喪異域,也不能放走一個罪人換他回來。人是否有後,國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豈能逆天?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傷害父母令譽或虛擲生命。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

12月27日蔣介石的日記中寫下:「一個人得到後世記住,是因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業成就,不是因為他有子嗣。中國歷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沒有子嗣,可是他們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為自己擔心經國遇害而斷了子嗣,大為慚愧。如果經國未被俄國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心希望早早謝世,以告慰雙親之靈。」

1934年11月蘇聯國家安全部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蔣經國說,但李希托夫表示,國家安全部要蔣經國寫信表明「不願意回到中國」,被蔣經國拒絕,幾天後一位中國大使館人員與蔣經國單獨會面,但隔室坐著兩位監視的人,使得他無法說真話。

1934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當我聽到經國不願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1937年初,想念兒子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蔣經國回國後,蔣介石怕他在蘇聯思想中毒太深,開始要求他讀中國典籍。在蘇聯共產思想中成長茁壯的蔣經國,在父親的要求下,重新接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洗禮,蔣介石要求他讀曾文正家書和王陽明全集。

作風親民、清廉、簡樸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週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前輩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只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鬆、享受一下。」到過蔣經國位於臺北市長安東路居所的人,對於當時臺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居家的簡樸,常常感到驚訝。

蔣經國通常穿著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

而臺灣政治人物也從他起,開創了親民作風,他幾乎走遍全臺灣,夏天穿中山裝,秋冬穿夾客,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走到那就吃到那(吃飯隨意,沒有特別安排)。

老蔣保持的是傳統領袖作風和派頭,從不輕易與人握手,非自家廚師的飲食不吃,嚴肅而處處要顯示出不凡的領袖氣勢與風度。

蔣經國非常有個人等質,他在蘇聯被捲入政治鬥爭,被下放時,每到一個工廠或者農場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都會因為表現突出、善結人緣而被推舉為副主席或副廠長。

鄧小平邀訪 蔣經國拒絕上當

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Vogel)所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書中指出,蔣經國在世最後幾年,鄧小平曾託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帶話,希望兩位老同學見上一面,可是蔣經國說不再上共產黨的當,所以拒不接觸。

書中提到,蔣經國宣佈的若干政治改革措施,讓鄧小平感受到壓力,自問「大陸是否應該也像臺灣一樣開放?」而臺灣等地的作法鼓勵了大陸各地的學生及民主運動。

非常清楚共產黨的邪惡

蔣經國在蘇聯期間,經歷了蘇共所有的清洗、殺戮,因為身份特殊,所以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親身經歷使他很瞭解共產黨的邪惡。蔣中正放手讓他掌事時,他一直想用共產黨的辦法建立一個跟共產黨抗拒的國民黨。

蔣經國1950年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由於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吃了很多中共地下黨的虧,所以他加強對軍隊的反情報工作。繼1951年成立政工幹校後,1952年,蔣經國以總政戰部主任的身份在臺北北投復興崗宣佈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救國團),號召各校學生青年,寒暑假期間參加各種軍事戰鬥研習營,訓練叛逆的青年學習團結、服從,組織青年以服務人群為志向,引導青年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並藉以培養、養成日後的行政幹部。現在的國民黨已成為臺灣本土的國民黨。

中共試圖以在大陸同樣方式蠶食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權,卻踫到在俄共教育下成長的蔣經國,地下黨不但完全使不上勁,還一一被逮捕、處決。

也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研究臺灣史的學者都一致認為,蔣經國是1950年臺灣白色恐怖時代的最主要執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應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精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劇負主要的責任。

十大建設令臺灣經濟起飛

十大建設是指中華民國於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時在臺灣所進行的一系列國家級基礎建設工程。中華民國政府在當時,有鑑於臺灣許多公共基本建設,如道路、港埠、機場、發電廠等尚且處於匱乏欠缺的狀態,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為了提升跟深化總體經濟發展而開始規劃進行十項大型基礎建設工程。

由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所提出,建設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投資總額新臺幣2,094億元(70億美元)。在十大建設中,有六項是交通運輸建設(南北高速公路又稱中山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中正國際機場為今之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三項是重工業建設(中國造船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一項為能源項目建設(核能發電廠)。

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公佈資料,南北高速公路1971年開工四年之後,1974年臺灣經濟成長率1.16%,工業成長率 -4.5%,通貨膨脹率 47.5%; 1976年經濟成長率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2.48%。

時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接納中共入聯合國,中華民國稱為「排我納匪案」,據此退出聯合國,中共因而取代中華民國獲得常任理事國地位。在當時的外在困境下,若非蔣經國堅持實施,臺灣不會有以後的經濟起飛!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侷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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