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明綜合報道）1987年1月16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在鄧小平和中共強硬派壓力下被迫辭職下台，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同年1月17日，中國著名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中國民主運動，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
平反「冤假錯案」 主張糾正共產黨和毛的錯誤
1977年，當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革浩劫結束之時，「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民怨難伸，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漲過工資，城鄉人民生活極度貧困，教育文化科學領域出現一個長達十年以上的空白。
隨後，文革中被毛澤東打倒、並向毛寫保證書「永不翻案」的鄧小平重新上台，從此掌握了中共的領導大權。
1978年12月，長期主持共青團工作的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1980年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同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成為中共高層領導人之一。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期間，推動主持平反中共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並主持科學院的工作，對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的科學研究和培養青年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被中共極力神化的毛澤東，胡耀邦指出，應當糾正共產黨和毛的錯誤。
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十二屆六中全會 胡耀邦遭毛左重創
八十年代中期，中共的經濟改革遭遇瓶頸，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導致官倒猖行，腐敗叢生；貧富懸殊，民怨沸騰。中國社會，危機四伏。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啟立曾經回憶說，有一次陪胡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胡耀邦對他說：貪污腐化、以權謀私，能否制止，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他一連用了三個「最」字，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他說抓這件事情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並發出警言說「共產黨人絕不可魚肉人民」。
胡耀邦當時堅持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應當伴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更廣泛地實行民主，從而觸動了中共專制獨裁集團的根本利益，隨即引來打壓報復。
曾任職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吳稼祥先生在《中南海日記》中記載，1986年8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召開前，為了給中共十二大定調子，確立思想政治路線，中共高層不同派系進行了激烈交鋒。
有剛從山東老家回來的高層幹部反映說，越是深入基層越無望，縣裡所有的中共大小幹部，對人民群眾或國家所犯下的罪行，沒有够不上逮捕法辦的，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腐敗在某些方面超過國民黨，沒有節制的權力，加上狂妄的愚蠢，除了腐敗以外不會有別的結果，他說這種狀況從下邊無法解決。
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讓中央辦公廳起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胡耀邦對溫家寶等人起草的稿子都不滿意，認為太平套話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辭鋒利的稿子，直截了當地宣佈：「現在提什麼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既說不清楚，也辦不到。」胡耀邦對溫家寶等人指示照抄並且不要修改他親自起草的稿子。
根據胡耀邦的指示，決議的第一稿沒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中共保守派鄧力群、薄一波（薄熙來父親）等對此表示不滿。
在9月28日進行的六中全會閉幕會議上，各方正式攤牌。萬里發言支持胡耀邦，但是薄一波作了長篇發言，主張保留「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中共左派老人李先念、陳雲也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十年不能取消」。最後，鄧小平給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劃了線，主張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不能搞所謂自由化。鄧小平表態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像郭羅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於是，前後歷時只大約30分鐘，胡耀邦遭到重創。這是他政治生命的轉折點。他個人乃至國家的悲劇由此注定。
遭老人打壓 胡耀邦被迫下台
1986年12月初，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反對共產黨貪污腐敗，並對 「人大代表」充當「橡皮圖章」的性質有所不滿，於是展開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一個月內，學生運動擴及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高校，遍及了全國18個省市的28間高校，接近100萬學生參予，震動全國。參予示威抗議活動的學生群眾，提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要求共產黨進行反腐敗和民主化改革。
學生群眾的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令中共非常恐慌，鄧小平認為「學潮鬧得這麼凶、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如此猖獗，這主要是胡耀邦失誤所造成的」。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嚴厲批評胡耀邦所犯的「錯誤」 ，給他扣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
在鄧小平和中共強硬派老人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王震、李鵬等人的壓力下，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並且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離開會場後，胡耀邦失聲痛哭。
胡耀邦被迫下台後，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任代理中共總書記。
拒絕政治改革的中共，在逼迫胡耀邦辭職後，又將中共黨內主張民主化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上海著名作家王若望、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劉賓雁等人，開除黨籍。
方勵之率先提出人權問題
中國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方勵之，是在中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反對共產黨貪污腐敗，並對 「人大代表」充當「橡皮圖章」的性質有所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方勵之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
2009年，時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教授的方勵之對BBC中文網記者談到了他為何當年要率先在中國提出人權問題。方勵之表示，中共政權在1970年代取代中華民國政府進入聯合國，按慣例，對前朝的所有公約和承諾就必須自然接受，除非公開發表聲明。所以中共政府理應接受並遵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但是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權」這個詞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政治詞彙裡是沒有的，或者說，是不准提這個詞的，所以他要提出中國的「人權」。
方勵之認為，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是《世界人權宣言》A公約裡的一條，但這和所有的人權公約一樣，它是針對「人人」的，要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在貧困線以上，而不是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如果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仍然是沒有達到人權公約規定的標準。
1988年秋起開始，方勵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呼籲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人。
由於在「六四」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王若望徹底否定中共暴政
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接二連三中箭的王若望，於1978年平反，出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7年成為第二個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著名人士。
為《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作序的作家喻智官揭示了王若望獨一無二的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質，就是對共產黨——這個他曾經參與構建的營壘——的反叛。儘管，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投身這個營壘的革命，並為它奪取政權不惜獻身。然而，竊取政權後的共產黨背誓亂常，建立了一個毫無民主可言的專制制度，實行一套與民為敵的獨裁統治，與王若望早年追求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天性，使王若望痛切反思自己的過去，勇敢地站出來批判自己的營壘，並義無反顧地走上反叛的不歸路。
王若望的最可貴處，還不在於對共產黨的反叛，而在於反叛的徹底性，這種徹底性在他同儕的反叛者中，是獨一無二的。
王若望從一九五0年代開始，就以雜文形式批判社會弊害，揭示共產黨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錯誤。到一九六0年代紅色恐怖橫暴的文革，他就認清毛澤東是一切災難的禍首。一九七八年文革終場後，他受邀去各處演講，反思文革斥責毛澤東的恣睢肆虐，是全國公開批毛的第一人。進入胡耀邦推進改革的日子，他在各種場合奔走呼號，強調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推進新聞言論自由、推動多黨民主政治，由此被鄧小平欽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八九．六四民運期間，王若望不顧自己「戴罪在身」，不懼被控為「運動的黑手」，於上海多次領頭參加遊行並在廣場演講。
在思想認識上，王若望也是無所忌諱，共產黨死守的圭臬法寶典章教條——諸如馬克思主義教義，社會主義宗旨之類——通通被他摒棄；共產黨設置的清規戒律禁域防線 ——不容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不許挑戰現行體制等等——悉數被他衝破；共產黨自鑄的不准觸碰的瓷器陶皿罈罈罐罐——舉凡台獨、藏獨、疆獨種種——全部被他砸碎。
從共產黨營壘中走出來的高級幹部，徹底反叛如此的捨王若望其誰？
詩人黃翔在《野獸》中寫過這樣的詩句：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嚨
王若望就是這樣一根哽在共產黨喉嚨裡的骨頭。他最後為此被流放海外，中共不准其回國，最後客死異鄉。
王若望一生經受了中共整治異議份子的全部卑劣花樣，嘗遍了中共鎮壓反對派的十八般武藝，他身上刻滿了中共在各個時期各種罪惡的烙印。他一生的遭際，是見證中共暴政的一個標本，是顯示中共黑暗歷史的一捲縮影。
劉賓雁 ——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劉賓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著名中國作家、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他是「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的第三位著名人士。
他曾經是共產黨人，從信仰、投身、懷疑、抨擊……，最後成為堅定的中國社會民主變革的積極參與者。
70年代後期，劉賓雁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中共建國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污案，在民間引起強烈反響。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並使他得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
作者吳郁在緬懷劉賓雁的文章中表示，劉賓雁的一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和官僚戰鬥、和陽謀斗、和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封建暴君斗、和封建法西斯主義斗、和形形色色的腐敗與形形色色的反改革勢力鬥、和”六．四”屠殺的滔天罪行斗、和新的獨夫民賊鬥。從來沒有號召人民起來進行武裝鬥爭，也沒有號召人民起來進行暴力革命。始終堅持公開、理性、非暴力理念，以和平方式，身體力行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劉賓雁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向中共提出許多要求，要求中國人民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要求保障中國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求中華民族做人的尊嚴，要求改變中國大陸的貧窮落後，要求國家民族興旺發達。
劉賓雁最後流亡海外去世的時候是81歲，在他活著的80多年當中，其中只有9年的時間，作品可以公開刊登在報紙上和讀者見面。其他的時間，都是被共產黨批鬥、關押、打壓、流放中度過。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把劉賓雁比作中國宋代明相范仲淹，雖三次被朝廷罷官，但是一次比一次光榮。余英時說，劉賓雁繼承了中國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他兩次被趕出共產黨，也是象范仲淹那樣一次比一次光榮，受到中國老百姓，他的朋友，受到知識界，受到許多有正義感的人的尊敬。
胡耀邦逝世 引發「六．四事件」
1989 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參加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突然心臟病發，搶救無效逝世。胡耀邦逝世後，隨即在北京主要高校的校園內，出現「大字報」及各種悼念活動，對1986年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中共「老人政治」加以批判，及後發展成為遍及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群眾聯合爭取民主、自由、法治的運動和震驚世界的中共軍隊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北京學生的「六．四事件」。
胡耀邦在世時，當時普通民眾對其評價積極。但是「六四」之後，中共官方媒體對他鮮有提及，歷史教科書甚至至今對其隻字未提，以至於當今中國八零九零後對胡耀邦一無所知，已造成記憶缺失和歷史斷層。
胡耀邦：中共紅軍的立場和本質不變
《南都週刊》2011年3月的一篇報道，敘述了胡耀邦談到抗戰期間，中共紅軍雖然高喊「蔣委員長萬歲」，但立場和本質沒有變。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工農紅軍曾脫下軍裝，摘下五角星，戴上了國民黨青天白日帽徽，穿上了國民黨的衣服，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當時毛澤東和八路軍不但高聲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而且還向和自己有十年血債的蔣介石高喊「蔣委員長萬歲」。
胡耀邦說，這只是方法問題，方法可以全新嘛，哪怕全新到可以喊蔣委員長萬歲了，但紅軍的立場和本質沒有變，通過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视频：1945年8月，抗戰勝利， 蔣毛重慶談判，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胡耀邦：樂做奴隸的是無恥之徒
2011年8月，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在廣州出席新書發佈會時表示，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他做人要誠實，不能唯唯諾諾，他又引述胡耀邦的話稱，「津津樂道的做奴隸的是無恥之徒」。
8月27日，中共體制內幾十位改革派人物日前聚集一堂，呼籲共產黨解放思想、加強黨內民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領頭批黨內民主不如30年前，還有學者稱中共的執政地位到了最危險時刻。
但是這個座談會未突破一黨統治禁區，據與會者的轉述，資深媒體人張木生在發言中說，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應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也必須改善黨的領導。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金鐘表示，實行多黨制是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的關鍵，但也是最敏感的話題，這次的座談會迴避了這個問題，體現了座談會的局限性，同時也再次證明在當今的中國，政治思想遭到嚴厲禁錮。
早在2009年，中國問題評論員辛評便在中共操縱的「兩會」召開之際發表評論指出，有人認為中共執政在不斷地取得成就，所以主張給中共時間，讓它改良，讓它繼續執政。但是，理性和歷史都已經證明：不能再對中共的改良抱任何幻想。
中共不斷利用二十多年來的所謂的「經濟成就」欺騙人們，要人們相信中共在改良，中共能改良。其實，中共是根本不能改良的，只有拋棄中共，中國才有出路。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