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鍾元台灣台北報導）中國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出版《王丹回憶錄》，文化評論家、陽光時務台灣總監張鐵志及歌手陳昇5日下午均出席於台北小藝埕舉行的新書發表會與王丹對談。王丹表示，「如果我沒有力量做到把六四平反或讓中國民主化，至少我有力量可以做到留下自己的歷史見證。我覺得這點我不做的話，我就會覺得心理上愧疚。」
《王丹回憶錄》自序寫到：「在過去四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我經歷過中國七○年代末的巨大轉折、八○年代理想主義的高昂；我參與過八九民運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我也在二十幾歲就承受了黑牢的煎熬；我見識過人生的險惡，我也體會過生活的溫暖；我在中國成長，在美國完成學業，在台灣工作；我是政治反對派，我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和創作者，我更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將要講述的這所有經歷，都見證了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
[[4]]
[[9]]
王丹說，現在許多大陸年輕人試圖尋找六四真相，他希望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證。他提到在六四發生前的歷史背景，「當時整個社會基本比較開放，領導人也比較開放，在當時那個年代，我們關心國家、社會是一條正規的路，這正是社會對每一個學生的要求。」
六四屠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王丹在回憶錄中寫著，1989年6月4日，這一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6月3日下午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北大繼續主持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例會，當時我們正在為籌組全國學聯的事情與各校代表積極協商。6月3日深夜，我的一位同學從天安門廣場附近打電話來，泣不成聲地告訴我：當局真的開槍殺人了，他的手上，現在就沾染著身旁死者的腦漿。
「我聽到以後幾乎無法呼吸，心臟好像停止了跳動，只覺得腦袋裡『嗡』的一聲，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似乎無法運作了。後來我幾乎是下意識地來到北大廣播站，召集同學準備騎車去廣場支援，但是有同學回報說，現在整個長安街已經完全被戒嚴部隊封鎖，根本進不去了。然後，陸續有同學從長安街附近撤退回來，每個人都是瘋了一樣，兩眼血紅，各自講述自己對屠殺的見證。」
王丹在記者會上說，外界看待比較把我們塑造成悲劇英雄，在六四是學生領袖的王丹表示，我們有輝煌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被萬人追捧，也有媒體一大堆的時候；但也有坐牢的時候，人生一定有得到有失去的。但「我覺得今天真正的悲劇是那些死難者和家屬，他們才是真正什麼都沒有得到的人。」
中國大陸民主契機 靠人民再次上街頭
王丹說，現在的大陸空有全身肌肉，內在精神卻是空洞的，但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是很有靈魂、很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向上的時代，曾有過的美好現在被大家遺忘，「我覺得很不平，不希望外界對中國的印象是現在大家所認知的只愛錢，只管經濟」。
他表示，在回憶錄中花最大篇幅寫的是1987到1989年，大陸精神最蓬勃的時代。他希望年輕讀者可以從中體會當年民運人士上街頭的目的，體會人民自由才是國家民族尊嚴的來源。他也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讓他們當年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夠薪火相傳，鼓勵這一代年輕人追求真相、說真話，關心國家社會發展。
[[8]]
[[16]]
王丹認為，中國的未來要靠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不集體性表達意願，政府沒有壓力，自然也懶得改變。他表示，中國未來的契機在於有沒有第二次人民再上街表達追求民主的願望，如此中國就會又一次開放，如果人民不站出來，指望政府是沒希望的。
[[12]]
陳昇以創作者的身分坦言身在台灣很幸福，身為創作者或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應該要有自由。張鐵志表示，《王丹回憶錄》的重要性是當年中國80年代很多知識份子或文化界人士，他們在努力對中國民主做召喚。他覺得台灣和香港要思考和中國的關係，不管是去參與推動中國民主或思考自己的利益，其實台港很難與中國分開的。
王丹表達對陳昇提出「自由人」的肯定，「什麼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東西，絕不是錢和槍。」他希望年輕讀者能看到一個國家的人民有自由，這個國家才能被人尊重。「當初我們就是抱著這個理念才上街的，也希望讀者能接受這樣的理念。」王丹也希望年輕的大陸、香港學生看到這本書後說，「他們幹過這麼一票，我們也來幹一票，我這本書就沒有白寫。」
妨礙兩岸友好因素 中共與他們製造的制度
面對兩岸交流愈來愈頻繁，有人擔心中共以經促統，對台灣長期發展不利。王丹認為，這個問題固然要面對，但他更憂慮在開放大陸遊客或大陸學生來台後，反而造成台灣民眾對於大陸人民的不認同感愈來愈強。
他認為，大陸經濟崛起，但人民素質卻沒有提升，使兩岸「因為接近而疏遠」，但這不是雙方人民的問題，妨礙兩岸友好的因素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與他們製造的制度」。他希望不管兩岸怎麼發展，人民之間應該是友好而非對立關係。
王丹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他曾三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很多人稱譽王丹為「民主鬥士」，並在海外持續推動中國民主化與中國人權運動。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