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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願:改革開放增進了中國人的幸福感嗎?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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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2月17日訊】今天的中國人,吃著無處不在的垃圾食品,喝著不潔淨的水,呼吸著污濁的空氣,忍受著居高不下的房價、學費和醫藥費,納著全球名列前茅的稅賦,所交養老金的70%被不用交養老金的公務員所盡情揮霍,用著比美國高的電價,開著比美國貴的車,燒著比美國貴的油,跑在世界上收費最多的高速公路上,得到的卻是低廉的工資。一言以蔽之,經濟增長的「牛市」帶來的卻是幸福指數的「熊市」!
——題記

「你幸福嗎?」

許多人都曾暗暗這樣問過自己,網絡上也常有人提這個問題。前不久,因為一位農民工在遭遇央視記者的這一提問時回答說「我姓曾」,更使這一問一時間成了全中國人都知曉的熱門話題。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這個問題看似簡單,背後卻蘊含了普通中國人對於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自然環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體會。

一位名為「薰衣草人」的網友在帖子中曾這樣回答說:

「我很慶幸,媽媽沒有用奶粉、而是用母乳把我餵養,我慶幸我的頭沒有大,媽媽你真是太醒目了!

「我慶幸我家房子沒有因為我是超生兒而被拆,計生辦的同志太人道了,真是太感謝計生辦的同志了。

「我慶幸我老闆每月按時發給我工資,我慶幸我不用像有些人為了拿工資而爬上廣州海珠橋看風景,雖然工資少了點,但每月省吃儉用還能剩一千來塊。

「我慶幸我沒有犯法,我慶幸我沒被阿SIR把我抓起來,因為我也很容易激動,聽說現在激動很容易就死人,到時法醫宣佈我激動死或者高興死就太不值了。

「我慶幸我在城裡沒有房子,慶幸沒有因為阻止強拆而自焚,因為現在都是有錢就有理,拆你家房子那是為了除舊貌、換新顏!為了加快祖國建設。

「我慶幸我有個強壯的體格,慶幸我因為身體強壯吃了幾年地溝油都還沒死。雖然目前臉色有點發黃,但照我估算,以我強壯的身體再堅持三五年應該死不了!

「我慶幸我長得不算醜,慶幸我沒有因為長得像小偷而被城管打死,因為現在的城管都是火眼金睛,在他們眼裡,長得醜就是小偷,是小偷就會被打死。

「我慶幸我家鄉沒有煤礦,我慶幸我沒有因為挖煤而永遠留在那黑漆漆的洞裡,因為煤礦出事故是家常便飯,不出事故才是奇蹟!幾死幾傷,只是個數字而已,幸好,這數字裡不包括我!

「我慶幸小時候打的疫苗沒有把我毒死,至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甚麼不良的感覺,以後可就難說了。

「我慶幸我沒有渴死,我慶幸每天打開水龍頭都有水,我慶幸我還能呼吸,在渾濁的空氣裡大口大口地呼吸。

慶幸之餘,我感到在這個和諧的國度裡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我想,但凡看過這篇帖子的人,恐怕沒有誰會不明白,這位網友並不是真的在讚頌當今中國人的生活,而是在調侃這種生活,蘊含在這種調侃背後的其實是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滿腹無奈。他的言外之意是:「身為中國人,我們生活得其實很不幸福!」

來自多種渠道的調查和研究都表明了一點:改革開放並沒有增進中國人的幸福感。伴隨著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中國人的幸福感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

荷蘭伊拉斯謨大學曾對中國國民的幸福感進行了3次調查,其中,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也就是說,10年之後中國人的幸福指數(注1)不但下降了,而且比10年前還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07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也描畫了同樣的趨勢: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國城鄉居民總體幸福感分別為3.79、3.73、3.64,呈下降趨勢。到了2009年12月,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公佈的幸福調查顯示,中國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現在的中國人遠沒有10年前快樂了。可見,改革開放並沒有增進中國人的幸福感。

最新數據來自官方人民網下屬的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今年6月15日至6月19日的一次調查,當問及「衣食無憂後,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有90.4%的受調查者選擇了「不是,仍面臨住房、工作等諸多煩惱,幸福感下降」,僅有3.5%的受調查者認為,「是,知足常樂」。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幸福感不僅在下降,而且明顯低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久前,聯合國首次發佈了《全球幸福指數》報告。該報告以2005-2011年為調查時段,分別從教育、健康、環境、管理、時間、文化多樣性和包容性、社區活力、內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九大方面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幸福感。結果顯示,在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內地的幸福指數僅排名112位,倒數第45位,不僅大大落後於其GDP總量的排名位次,也落後於其人均GDP的排名位次,屬於相當缺乏幸福感的國家之列。調查結果還表明,在中國,自認為幸福者占9%,生活困窘者占77%,受苦者占14%。

蓋洛普2011年4月公佈的2010年全球幸福調查顯示,僅有1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屬於蓋洛普所稱的生活「美滿」一檔,而71%的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有17%的人說自己生活「困苦」。央視也曾聯手幾大門戶網站對中國老百姓的幸福感做過調查,給出了5個選項:很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比較幸福。調查的結果顯示:選擇比較幸福的只占4%,幸福的是18%,選擇一般的占40%,選擇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占了38%。

改革開放30年,論經濟,GDP每年增速接近10%,名列全球同期第一;論國力,連跨幾大台階,已躍居世界前列;論財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6.7倍,大多數人的錢袋子都鼓了起來;論形象,空前奢華的奧運和世博會,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論影響,連一些西方媒體都在熱炒「中國模式」,鼓噪「大國崛起」。按說,這種情勢下中國人的幸福感理應明顯增強才是,可為甚麼實際上卻不升反降呢?

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最直接且作用最大的莫過於國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注2),尤其是後者。因此,只要我們把普通中國人生活中與其相關的方方面面都盤點過一番,答案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民以食為天。那就讓我們先從吃說起吧。

無可否認,改革開放後,困擾中國多年的吃飯問題已基本解決,今天,大多數人不但吃得比以前飽,而且更比以前好,這是事實。不過中國還有句老話,叫做食以安為先。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國人今天的吃那就實在不敢恭維了,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驚人地倒退。多年來,食品安全事件發生頻率越來越高,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甚麼「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饅頭」、「地溝油」—–簡直讓人防不勝防,神經緊繃,心生恐慌,甚至「談食色變」。

有網民調侃道:

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
從大米裡我們認識了石蠟
從火腿裡我們認識了敵敵畏
從鹹鴨蛋、辣椒醬裡我們認識了蘇丹紅
從火鍋裡我們認識了福爾馬林
從銀耳、蜜棗裡我們認識了硫磺
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
今天三鹿又讓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學作用
外國人喝牛奶結實了
中國人喝牛奶結石了
日本人的口號:一天一杯牛奶振興一個民族
中國人的口號:一天一杯牛奶,震驚一個民族

毫不誇張地說,食品安全如今已成了高懸在中華民族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上面這個廣為流行的段子,正是對這種現狀的生動寫照!

2011年,有感於日趨惡化的食品安全現狀,復旦大學研究生吳恆和34名網絡志願者創辦了全國首家有毒食品警告網站——擲出窗外網,收錄了全國有明確來源、有受害者的近3000條記錄。網站成立後迅速串紅,一年來點擊量突破19萬人次。今年5月4日,因為兩小時內出現了25000多人次的超負荷流量,網站一度癱瘓。之後的7個小時內,工作人員不得不更換服務器。

打開這個網站,首頁是一幅「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形勢圖」,用不同顏色展現了從2004年到2011年國內食品安全問題的演變形勢。圖中顯示,2004年地圖上僅呈現有4個深紅色的食品安全問題區域,2011年發展到11個,長江以南地區幾乎「全軍覆沒」。目前,這家網站蒐集到的有關食品安全問題的新聞報導已多達2337篇,僅5月份3天中就更新了6篇。

食品安全的不斷惡化,對國人的健康和安全構成了巨大威脅。最令人擔憂和憤怒的是,不安全的問題食品不僅危害成年人,還在危害我們的下一代。全世界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歲以下兒童亡不過300萬,而按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在《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國人各種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中的計算,中國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歲以下兒童竟高達210萬。(注3)

連尚在襁褓中的幼兒也都成了問題食品的受害者。廣為人知的「大頭娃娃」便是他們中的典型。

據大陸媒體報導,近年來,由於劣質奶粉奶充斥各地農村市場,誤食了這種奶粉的嬰兒有的出現了頭大身小、渾身浮腫的症狀,人稱「大頭娃娃」。其中尤以安徽阜陽最為知名。

2005年4月,央視國際曾報導說,一度氾濫阜陽農村市場的劣質嬰兒奶粉,已經殘害了六七十名嬰兒,至少已有8名嬰兒死亡。這些鮮花般嬌嫩的幼小生命,剛來到世間幾個月就這樣枯萎、凋謝了,給一個個貧困的農民家庭以無情的打擊。

記者翻開阜陽市人民醫院2003年以來的《住院登記簿》,上面用刺目的紅筆記下了一個個死於「重度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的名字:林樂,4個月,穎上縣關屯鄉;劉陽,4個月24天,渦陽縣高容鎮;李強,3個月,太和縣雙浮鎮;馬長遠,2個月,吳毛毛,4個月,都來自穎上縣耿棚鎮;李城市,8個月13天,臨泉縣呂寨鎮;劉歡,40天,阜南縣三塔鎮;周龍翔,4個月,利辛縣早集鎮。這8個嬰兒是在醫院死去的,所以有記錄。而有一些被收治的「大頭娃娃」,家人看到沒法治或無錢治,就放棄治療出院了,這樣回家的一般活不了,醫院沒辦法統計。

試想,身為中國人,每天都在擔心自己吃的東西不安全,你會幸福嗎?

吃的不安全,那麼喝的呢?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中國的自來水是安全衛生的。但今年5月《新世紀》雜誌首次公開曝光的「自來水真相」,卻令公眾一片嘩然,誰都沒想到我們自來水的合格率居然只有50%(注4)。

《新世紀》的報導稱,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住建部對覆蓋全國的4000多家縣級以上城市自來水廠做了一次全國性水質普查。普查結果表明,全國共計有4000多家自來水廠,每天為4億多縣級以上城市居民供應6000萬噸自來水。其中有1000家以上城市自來水廠出廠水水質不合格,自來水合格率只有50%,無一城市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除此之外,全國還有上萬座小自來水廠供應鄉鎮,水質更不樂觀。

據德國工程博士王維洛披露,實際情況其實比這還要糟糕。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生活飲用水質量一直存在兩套標準,一套標準是住建部制定的,一套標準是衛生部發佈的。到目前為止,中國城鎮自來水廠執行的還是建設部2005年發佈的《城市供水水質標準》,前面說到的50%的合格率就是依據這個標準查出來的。不過,從2012年7月1日開始,全國將執行衛生部2006年新制定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這個標準比目前尚在執行的住建部的標準要高,可以和歐盟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相比。如果依據這個新標準,中國自來水現有的水質不是50%不合格,而是100%不合格,連號稱全國第一的北京自來水的水質也無法達標(注5)。

讓人憂心忡忡的還在於,自來水出廠後,需經過輸水管道才能到達用戶家中。目前,中國城鎮的這些管道已經普遍老化陳舊,再加二次供水,無疑讓本已堪憂的自來水水質更如雪上加霜。

據專家介紹,老舊水管容易腐蝕、結垢,產生微生物細菌種子,與水中營養物發生反應,形成二次污染,有時肉眼可見,水發黃髮黑髮臭,但多數時候肉眼無法發現。近年來,全國各地因二次供水導致的水質二次污染事件一直充斥媒體。僅2000年至2003年全國184個大中城市管網水質就發生過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注6)。

經過處理的自來水水質都這麼差,沒經過處理的其它飲用水的水質就更可想而知了。

那麼,飲用水水質不合格會造成甚麼後果呢?

飲用水研究權威、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認為,不合格水對人體的危害,有看得見的,有看不見的。看得見的通常是微生物污染危害,可能致人突發急性疾病,好在國人習慣飲用開水,可以殺死微生物污染物,這個危害表現並不明顯。看不見的危害,容易被忽視但更值得關注。據他介紹,自來水中的有機化合物總量一旦超標易導致慢性疾病。這些有機化合物中相當一部份是環境激素,又叫內分泌干擾物。環境激素有四方面的危害,會讓人免疫力降低,會影響人的生育能力,會致癌症,會對人神經系統產生干擾。王占生告訴記者,飲用有機化合物總量超標的水,「一天兩天沒問題,半年一年看不出問題,但有機化合物會在人體中累積,最終對身體造成危害,嚴重時可能致癌、致畸、致突變。」2009年的普查發現,以地表水為水源的自來水廠水質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有機化合物總量超標。而以地下水為水源的水廠,不少也出現了氟、砷、鐵、錳等超標(注7)。

據世界權威機構調查,在發展中國家,各類疾病有80%是因為飲用了不衛生的水而傳播的,每年因飲用不衛生水至少造成全球2000萬人死亡,因此,水污染被稱作「世界頭號殺手」。有資料表明,中國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人有1.9億(注8),因飲用被污染的水而發病致死的有9.56萬(注9)。

試想,身為中國人,每天喝著和用著不安全的水,你會幸福嗎?

吃的不安全,喝的不衛生,那麼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氣呢?

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2010年9月公佈的全球空氣質量地圖,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
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已成了越來越遙遠的夢。

北京是目前全中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對於這一點,世界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歸國後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施一公教授有著切身的感受。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過去兩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問我:你在國內最不開心的事情是甚麼?我總是回覆:最不開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氣污染。我的慢性咽炎2010年開始,逐漸加重,遇到今天這樣的污染天就像嗓子裡堵了個東西,嚥不下去,又吐不出來,很難受。不知還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在忍受這樣嚴重的空氣污染。」(注10)

2011年12月4日,美國大使館所公佈的檢測數據顯示,當天對人體有害、粒徑在2.5微米以下的顆粒物PM2.5,已達到522微克每立方米的程度,超過了「空氣質量指數」最高換算標準500微克的程度,導致北京部份醫院呼吸科患者爆滿,淘寶網上口罩也成了緊俏商品。幽默的北京市民說:「在北京生活,拚爹已經過時了,現在開始要拚肺!」

有網民乾脆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改編成了《沁園春•霧》,以調侃北京天氣:

北京風光,
千里朦朧,
萬里煙飄,
望環城內外,
濃霧莽莽,
鳥巢上下,
陰霾滔滔,
車舞長蛇,
飛機難降,
欲上六環把車飆,
需晴日。

空氣如此糟糕,
引無數美女帶口罩,
惜一罩掩面,
白化妝了(音Liao),
唯露雙眼,
難判風騷,
一代天驕,
央視褲衩,
只見後座不見腰,
塵入肺,
有不要命者,
來做早操。

施一公教授幾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特別關注北京的空氣質量,也知道他的心情會隨著空氣質量的好壞而變化。但大多數朋友不知道他為甚麼這樣「較汁」。他在博文中回答這個疑問說:「一切都是為了孩子。污染的空氣對幼兒的發育、智力、健康都會有很多不良影響。可怕的是,這些影響一般不會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內被明顯察覺到,也許有些長期受到空氣污染的人一輩子都不會覺察其影響。但科學研究表明,污染空氣中的化學小分子和重金屬不僅會引起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對心血管和肝臟產生危害,還會誘發突變、加重癌症的幾率,甚至會對幼兒的大腦發育產生不良影響、甚至直接影響智力。最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對空氣污染沒有足夠的意識,一般情況下也不會主動訴求。而對患者,很難確證是由於空氣污染引發的病變。」

他還告訴我們:「空氣污染比其它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過濾器裡,所有人都會受害。其次,幾乎無法防護。我們擔心水污染時,可以加裝一個有害物過濾器;擔心食物安全時,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安全的食物或洗乾淨後再食用。對付空氣就沒有辦法了,因為空氣無孔不入、無處不在。最多就是在辦公室和家裡裝上空氣過濾器,但效果有限。實質上,我們每個人的肺臟就是北京市的空氣過濾器。」(注11)

據2011年第47期《南都週刊》刊發的《當空氣也要特供》一文披露,為了應對空氣污染的嚴重危害,在人民大會堂、在胡錦濤的辦公室,還有紅牆掩映的中南海,已安裝了200多台著名的遠大空氣淨化機,該產品已成為中共領導人指定的必需設備!也就是說,目前中共領導人辦公場所的空氣都不得不特供了。不言而喻,這樣的特供廣大的中國民眾自然是無法享受到的!

試想,身為中國人,連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都那麼困難,你會幸福嗎?

半個多世紀前,中共宣稱它領導的革命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讓人倍感諷刺的是,如今中國老百姓幾乎個個都在抱怨,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又造了新的「三座大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直不起腰來。

其中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大山是買不起房。

跨入21世紀後,中國大中城市的房價就像坐上雲霄飛車一樣一路飆升。如果按照工資和房地產平均價格計算的話,中國目前顯然已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國家。在美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房價與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一般在3-6倍之間,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10至20倍。在美國,一套普通住宅大約等於城市居民3-5年的收入,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大約是10至15年。2011年,北京商品房每平米均價1.3萬多元,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29萬元,連3平方米的面積都買不起。難怪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在研究報告中驚呼:人均收入不到美國1/30的中國購房者正在負擔著和美國人一樣高的房價!

在房價不斷攀昇的同時,銀行的房貸利息也一漲再漲,很多購房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還貸負擔。國際通行看法認為,如果房貸月供超過個人月收入的1/3,將出現較大還貸風險,並影響生活質量。而據調查,中國32.18%的人月供占到了收入的50%以上,成了名副其實的「房奴」。在「一天不工作,就會被世界拋棄」的精神重壓下,他們的生活質量大為下降,不敢輕易換工作,不敢娛樂、旅遊,害怕銀行漲息,擔心生病、失業,更沒時間好好享受生活。他們常常戲稱自己正在堅定地叩響「憂鬱症」的大門,甚至一隻腳已經邁了進去。

知名時評人王石川在其所寫的《一個「房奴」的辛酸:承受生活精神重壓》中這樣描述自己作為一個「房奴」的窘狀:

「我就是『房奴』的一員,去年11月買的房。拿到房產證的當天,我如釋重負:我終於不需要再租房了,我終於邁進有房一族了,我終於是房子的主人了。

然而,月供2715元的房貸讓我氣喘吁吁,正像媒體報導的那樣:承受著『一天不工作,就會被世界拋棄』的精神重壓,不敢娛樂不敢生病,除了買書以外不敢高消費。

個中酸辛不足為外人道也,至此我終於發現,我不是風光八面的房主,而是貨真價實的『房奴』。

我常常想,要是不買房,節省下來的錢足以使我的生活質量提升一個檔次;要是不買房,節省下來的錢也足以讓遠遊的我多一份孝敬父母的心意;要是不買房,我也勢必活得更有尊嚴,不必承受許多原本不該有的精神重壓。我擁有了房子,卻失去了幸福;我得到了房子同時也得到了壓力,這真是一種悖論。有時,我不免這樣問自己:買房難道是一種美麗的錯誤嗎?特別是對於像我這種收入水平的人而言。

說買房是錯誤,這並非矯情。僅僅從親情角度出發,買房會使含辛茹苦的父母再受重創。因為單是房子的首付,我也無能為力,必然求助於父母。日漸蒼老的父母不僅沒有收穫到子女的回報,反而『老驥伏櫪』為子女的房子奔波,於心何忍?而且,作為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一代,父母還需贍養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說,父母這一代人,幾乎永遠都難以享受到清福,子女的購房更是使他們的壓力『雪上加霜』。

我暗暗責備自己不該買房了。但轉念一想,要是不買房會怎麼樣呢?那就要持續租房。

買了房子是『房奴』,不買房子是流浪一族。平衡兩者之間的鴻溝,也許只能靠房價下跌。但是,寄希望於開發商降價是與虎謀皮,單純的房市調控又有淪為『空調』的嫌疑。就在前幾天,有媒體報導,在全國都有項目的一位開發商對記者透露,房地產行業利潤率在100%以上,『賺錢賺得我們自己都害怕』。儘管我已買了房子,看到這樣的言論,我還是有種複雜的情感。」

「房奴」的日子固然不好過,買不起房的人日子更難過。大批的工薪族、蟻族、民工在城市裡起早貪黑拼了老命也跑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他們可能幾個人擠居在一個租來的只有幾平米的平房,有可能住在公司分配的連洗手間都是共用的集體寢室,甚至還有的是在一個單間裡用塊窗簾就拉起了兩間夫妻房。當然,那些為了節省幾百塊錢房價而跑去距市區幾個小時車程的地方租房上班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展望前程,他們比「房奴」更焦慮,更迷茫。

連外國記者都為之感歎:中國的高房價,毀滅了年輕人的愛情,也毀滅了年輕人的想像力。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但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樣為了柴米油鹽精打細算。他們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物質的、世故的,而不能體驗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種面向心靈的生活方式(注12)。

試想,身為中國人,承受著房價泰山般的重壓,你會幸福嗎?

壓在當今中國百姓頭上的第二座大山是看不起病。

人生在世,難保不生病。現代社會政府的一項基本公共職能,就是為國民提供足夠的醫療保障,讓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財政作為支付全民醫療費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國的慣例,發達國家的政府每年都會拿出一大筆錢用於公民的醫療保障,有的國家甚至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如英國、日本等。

但遭人詬病的是,始於上世紀後期的中國醫療制度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把理應由政府承擔的這項職能當成包袱甩給了市場。受此影響,政府財政每年對國人醫療保障的投入大為減少,不但遠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也明顯低於經濟發展水平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國(注13)。更有甚者,即便是這部份已經少得可憐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黨政幹部的身上。由於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部份集體企業的人員擁有完全的醫療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其餘的人只有低水平的醫療保障。換句話說,半數以上的中國人看病都得自己買單。加之醫療費用的上漲又明顯快於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擾當今中國老百姓的一大社會問題。

2010年2月27日,有位網友在跟溫家寶進行線上交流時吐槽說:「溫總理,我們農村的看不起病呀!」這話道出了當今中國農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曾在公開場合引用《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鑑2004年》上的數據說,2003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農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現金收入連支付住一次院的費用都不夠。有關調查表明,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即便是農村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浙北地區,還有30%—40%得了絕症的農民,因為無錢醫治而死在家裡。

其實,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農民呢?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當一部份收入不高的群體也同樣如此。就連體育冠軍、勞模這類曾經的風雲人物也不乏其例。

據《三秦都市報》報導,今年3月,退役已經13年的前亞洲鏈球冠軍徐偉利突然發現雙腿浮腫,呼吸比較困難,到醫院檢查發現,他的腎臟出現了問題,胸腔積水嚴重,心臟和肺受到壓迫後導致供血不暢、呼吸受到影響,必須立即住院治療。

但由於經濟困難,一時無法支付數萬元的治療費,徐偉利只得每隔一週到醫院抽取一次胸腔內的積水,每次費用700元。抽完積水以後,他的呼吸相對能夠好轉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醫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積水後,因沒錢買藥而返回到住處,打電話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來到醫院買藥時,藥費竟然高達600元,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又給平日裡經常照顧他的朋友張某打去電話「求助」。

事後,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在田徑運動比賽的領獎台上,當國旗冉冉升起時,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淚。沒有想到,退役13年後的今天,我竟然因為經濟困難交不起600元的醫療費而流淚」

2004年12月衛生部公佈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過去10年,中國公眾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明顯下降,居民自我醫療(俗稱「有病自己醫」)的比例逐年增加。將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醫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經醫生診斷該住院治療卻未住院的竟達29.6%。這裡面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得病後自己買藥吃。36%的居民生病後不去醫院就診,而是跑到藥店購藥,採取自我醫療,且這一比例逐年增加:農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著。「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療還是自己硬扛著,顯然都是因為看不起病。調查顯示,生病未就診、未住院且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於經濟困難;應該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於經濟困難。城鄉低收入人群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達到了41%,遠高於一般收入人群。

試想,身為中國人,有病在身卻看不起,你會幸福嗎?

除了買不起房和看不起病,壓在當今中國百姓頭上還有一座大山——上不起學。

眾所周知,上世紀末,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輪教育產業化的熱潮。這之前,上大學雖比較難,但費用並不算貴,至少普通民眾還承受得起。這之後,大學不斷擴招,跨入大學校門不再是難事,但學費卻呈幾何級數增長。

資料顯示,從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而大學學費卻猛漲了約20倍。1997年大學生的平均學費只有800元,而到2000年已急速躍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漲到5000元左右,這還只是個基數。現在的大學,已經分為A、B、C三類。所謂的5000元左右的收費僅是針對一類本科而言,二類本科的收費就要6000-7000元了,三類本科的學費更高,每年達10000元。有數據說,中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這還是10年前的行情,如今的價碼漲得就更高了。 

沉重的學費負擔使許多窮孩子上不起學,也壓得許多貧困家庭直不起腰來。2005年8月17日,《財富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誰讓我們上不起學》的報導,讓人讀了不禁唏噓。

報導說,2005年8月4日,貴州省某醫院門前,「為女求學願賣腎」的告示刺痛人心。這位賣腎的中年婦女是貴州省一個偏遠山村的農民,她的女兒張溪以615分的成績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張溪和母親抱在一起以淚洗面。張溪真的高興不起來,8000多元的學費對每月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維持生活的母女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因高學費壓力導致大學夢破滅的絕不止張溪一個人。

2005年8月,當一紙錄取通知書發到黑龍江省某鄉李偉家時,父親低著頭對他說:「兒子,咱們還是別念了,爸實在是拿不出這些錢來了。」李偉知道,為了讓他們哥倆讀完高中,高二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賣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還了以前欠下的債務,給他和弟弟交了學費,他們爺仨現在還住在爺爺的家裡。看著作為一家支柱的父親雙目噙淚、滿面羞愧與無助的神情,李偉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殘酷。

據統計,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重費」之下,數以萬計的貧困家庭放棄了讓子女憑藉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

靠打工賺錢讀完4年大學的河北籍農村學生李剛選擇了考研。可昂貴的考研補習班費用、報名費、資料費讓他無力應付,加上讀研收費風聲漸大,迫於學費壓力,李剛撥通了「月薪2-3萬元的男公關」廣告的電話。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不但沒賺到錢反而被招聘公司騙走了2200元錢。當同學問起李剛知不知道月收入2—3萬元的「男公關」都做些甚麼時,李剛低著頭說,自己並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學費的壓力太大了。

不僅僅是高等教育學費堪憂,中小學教育收費一樣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擔。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納了8萬元的贊助費才使自己的孩子進入了某重點小學,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筆帳,不將學費與其他雜費計算在內,僅贊助費一項,孩子上學的6年間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費的初中、高中就像一個個張開血盆大口的巨獸,需要大筆的金錢去填充。

試想,身為中國人,當你和你的孩子在沉重的學費壓力下苦苦掙扎時,你會幸福嗎?

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學說明甚麼?除了說明中國的房改、醫改和教改均已失敗之外,還說明了一點:老百姓缺錢。

按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11759元,增長了34.3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5.8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長了26.4倍。論速度,顯然不算慢,論增幅,也不算小。中國社科院發佈的藍皮書稱,按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但如果你去問問中國的老百姓,你對自己的收入滿意嗎?持否定態度的肯定居多。

為甚麼?撇開對分配不公的不滿,以及中外工資和物價的巨大落差不說,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溫飽而已,日子過得拮据,入不敷出、促襟見肘的情況相當普遍。據人民網最近的一項調查,70.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處於「溫飽」狀態,缺乏安全感、存在生存焦慮;認為自己處於豐衣足食狀態的受調查者占比22.4%;認為自己處於「小康」或「富裕」狀態的受調查者占比總計不足5%。

那麼,為何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得既不算慢也不算小,可他們的日子還普遍過得那麼拮据呢?

第一,這是因為物價跑得比收入快,人民幣的購買力在不斷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從1978年到2009年11月,中國的CPI(消費物價指數)累計增幅為5.7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數據顯然被大大低估了。理由很簡單,1978年全國職工平均月工資51元,按5.7倍換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1978年的51元可以養活一家人,而今天的290元還不足北京市2008年每月390元的低保水平,只能喝西北風。可見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對於一個連房價年增1.5%這樣的離奇數據都能做出來的統計局,給不出真實的CPI大概也不稀奇。

更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單個物品的價格對比。南方基金高級研究員萬曉西先生曾經做過一項統計,他從《北京至•物價志》、《上海價格志》、《廣州市志•物價志》等資料上查詢了1978年的單品價格,包括食品、醫療、衣服、交通、煙酒和居住等6大類,然後和同類物品今天的價格進行對比:

第一類是食品類。1978年時麵粉價格0.185~0.22元/斤,根據中國糧油信息網,2009年11月上海麵粉價格為1.19元/斤~1.92元/斤,價格漲幅為5.4~10.38倍。

1978年豬肉價格0.85~1元/斤,根據中國價格信息網,2009年11月底鮮豬肉(肋條肉、精瘦肉)價格為9.59、11.39元/斤,價格漲幅為9.59~13.4倍。

1978年帶魚價格0.305~0.38元/斤,根據中國價格信息網,2009年11月底帶魚價格8.08元/斤,漲幅21.3~26.5倍。

第二類是高檔煙酒類。1978年中華香煙0.55元每盒,茅台酒8元每瓶;當下價格分別為57元每盒,和828元每瓶,價格漲幅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類是衣服類。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漲幅5~50倍。

第四類是交通類。1978年北京地鐵票價0.1元,目前為2元,漲幅20倍(北京地鐵票價曾為3元,後為鼓勵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調低票價)。

第五類是醫療類。1978年闌尾炎手術價格8元,目前90~500元,漲幅11.25~62.5倍。

第六類是居住類。1978年水費0.12元每噸,目前3.7元每噸,漲幅30.8倍。

可見,多數物品的價格都增長了二三十倍,個別的甚至漲了上百倍。

依據這個對比,《第一財經日報》評論部主任徐以升先生估算出1978年51元的購買力大概與今天北京3000元相當。也就是說,人民幣的購買力31年裡縮水了58倍,換算成通貨膨脹率的話高達每年14%,遠遠高於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速(注14)!須知,這還沒有把早已漲得面目全非的房價、學費和醫療費用包括在內。難怪有人感歎:「80年代萬元戶還是富翁,到現在誰家裡如果只有一萬元,跟赤貧也沒大區別了,財富就是這樣被消滅的。」

第二,在物價一路快跑,人民幣購買力持續下降的同時,人們的生活開支卻在顯著增加。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上學、看病和住房基本不要錢,現在不但樣樣要錢,而且價格漲得讓老百姓心裡發慌。就說看病吧,根據2004年衛生部公佈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後,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兩者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說,農民一年的收入,連住一次醫院的費用都不夠。

在收入跑不過物價,生活開支又明顯增加的情況下,買一套房、供養一個上大學的子女、或是遭遇一場大病就足以讓一個殷實的家庭變得窘迫,老百姓的日子怎能過得不拮据呢?他們對自己的收入又怎麼可能滿意呢?

有網友以上海為例說,文革時上海人最低生活費8元,現在450元,文革時小青年的工資是39元,如果按照最低生活費和工資之比,現在的工資只有不低於2200元才能與文革時期持平,要是加上現在高物價低福利的因素,3000元工資的人的生活也未必比以前好。要是有一個孩子上高中讀大學,還要買房,你的月工資只有不低於8000元才有可能,買房也要20年到30年才能償還完貸款。那麼,上海人的收入是個甚麼水平呢?據媒體報導,201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36230元,人均月收入約3019元。也就是說,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甚至8000元的並不多!

試想,身為中國人,許多人日子過得如此拮据甚至艱難,他們會覺得幸福嗎?

除去食品安全、環境污染、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學、收入低之外,困擾當今中國百姓的還有養老保障的問題。

老有所養不僅是所有人的期望,也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標誌之一。眼下,中國正跑步進入老齡化時代,老年人越來越多,但整個國家養老保障的形勢卻陰雲重重。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玉韶坦承:中國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平還比較低,抵禦風險的能力弱,同時由於老人容易生病,醫藥負擔又很重。當前,擴大保障覆蓋面和提高保障水平,還是一個亟待完善的工作。

形勢最為嚴峻的是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2008年時,央視國際曾報導過,中央財政對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民養老沒有一分錢投入,1.1億農村老人老無所依(注15)。2012年7月10日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發佈的《201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目前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覆蓋率僅為34.6%,月均養老金74元,僅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

因為缺乏最基本的保障,相當一部份農村老人晚景淒涼,生活艱難。2008年12月22日的《法制晚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突出的例子:來自湖南農村的付達信當年69歲,是個獨身老人,平時主要靠村裡發放的600元補助金過日子。可在當地,買一個雞蛋就要8角錢,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年600元平均下來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夠生活的。「我已經兩年沒有吃上肉了。」付達信說。無奈之下,他決定通過搶劫犯罪把自己弄進監獄,因為監獄裡雖然沒有自由,但不愁吃不愁穿,完全可以解決自己的生計。果然,實施搶劫被抓進看守所後,付達信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來,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飽了,而且吃到了兩年以來的第一頓肉。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我很知足,希望這樣的日子能夠長一些。」

與農村相比,城鎮的養老保障水平明顯要高出一截,但由於養老服務滯後等因素,老人的晚年生活仍面臨諸多難題。

就說養老機構吧,現在的「空穴」老人日趨增多,很多人都想去養老院安度晚年,但中國養老院的發展現狀卻難如人意。據調查,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養老院的最低費用每月都在1500元以上,還不包括護理費、簡單的醫藥費及不再退還的用品費,好一點的高達5000元人民幣。《中國經濟週刊》近期對北京養老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床位缺口大、費用遠超退休金、及養老院並未真正實現為老人服務,仍以經濟效益為重等諸多問題,使欲將餘生托付給養老機構的老人們舉步不前,望而生畏。生活不能自理、現住北京昌平養老院的72歲的童奶奶,在選擇養老院時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想入住的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排隊,全部滿足預計要等十幾年。童奶奶無奈地說道,再等十年,估計都沒氣兒了。

據媒體報導,首次「全國城鄉失能老年人狀況研究」顯示,目前全國城鄉部份和完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即「失能老人」)約有3300萬,其中完全失能的有1080萬,占在家庭居住老人的6.4%。而這3300萬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由於沒有依靠或家庭貧困,養老機構不願接收,面臨十分淒慘的晚年(注16)。

那麼,再過二三十年,當現在的中年人退休的時候,他們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就比他們的爸爸媽媽要好呢?也未必!

中國銀行等機構最新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告訴我們,「按照我們現在的養老金情況來看,我們一旦退休,很可能面臨著悲慘的生活。為甚麼這麼說?我們先以北京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養老狀況會是怎樣的?目前北京一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費是5萬元,如果CPI漲幅為3%,20年後要保持像現在這種生活水平的話,一年就需要9萬塊。假設你離退休還有20年的時間,退休後還要再活20年,那麼你需要的養老費用是242萬元。按照我們現在這種養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塊,再假設你薪水的漲幅和通脹一樣每年漲3%。當然,我深深地表示懷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漲3%,但是假設能,好吧。那退休時你的養老保險金總共也只有37萬元,但是你需要242萬元,你連這個零頭都不夠,怎麼養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甚麼?我們看看清華大學養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數據,說在2012—2017年,中國14~64歲的勞動人口開始下降,到2035年,65歲以上的人口約為2.94億。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每十人中有一個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後,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數量可能會達到四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這對我們年輕的夫婦來說意味著甚麼嗎?意味著每對夫婦要供養四個老人,你們怎麼養得起啊?我都替你們擔心,你們完全不知道你們未來的日子有多難。」(注17)

試想,身為中國人,晚年生活充滿隱憂,誰會覺得幸福呢?

令人堪憂的不僅是國人的實際生活境況,還有他們的心理狀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儘管經濟持續增長,短缺經濟一去不返,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羅大眾的相對剝奪感同時也越來越嚴重,使得生活水平提高的意義不免大打折扣。

簡單地講,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人們在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參照群體進行比較時產生的一種不公平感、被剝奪感。參照群體可以是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也可以是過去的「我」或「我們」。人們將自己與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相比較時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叫橫向的相對剝奪感,與過去的「我」或「我們」相比較時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叫縱向的相對剝奪感。

就今天的中國而言,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導致的民眾的相對貧困化。

正如人們經常談論的那樣,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利益再分配的過程。由於這一過程始終是在權力的主宰和操控下進行的,呈現出向權力和資本傾斜的明顯態勢,其結果,使得中國由一個原本平均主義盛行的社會迅速轉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占人口極少數的權貴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便紛紛一夜暴富成了腰纏萬貫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掙到的錢還不夠權貴們塞牙縫。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數據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已達21倍和23倍,而根據經濟學家王小魯的研究,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已分別達到約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開放後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增長比作一場賽跑,那麼衝在前面的健將無疑是權貴,而被遠遠甩在後面的則是百姓。

貧富差距如此懸殊意味著甚麼?意味著多數民眾在絕對收入水平比改革開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時,卻普遍陷入了相對貧困化的窘境。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萬萬不會想到,當年他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無情現實。而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正是這種相對貧困化的必然結果。試想,有權有勢的,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無權無勢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對付出和回報嚴重倒掛的這種悲摧現實,民眾會感到公平嗎?能沒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嗎?當今中國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緒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如果說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造成的相對貧困化,那麼縱向的相對剝奪感則要歸結於工人農民改革開放前後社會地位的明顯落差。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共執行的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和政策,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成了中國舞台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大戲。在這種社會格局下,作為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整治對象的地富反壞右和知識份子自然成了社會的最底層,而被中共忽悠著充當政治炮灰的工人農民則獲得了比他們高出一籌的社會地位,不僅在入黨、提幹、參軍、上大學和找工作等方面擁有明顯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被捧為「國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階級,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更是被渲染成了「領導階級」。凡是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人沒有誰會忘記,身為地富反壞右或知識份子在當時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而身為工人農民則要有面子得多,起碼在政治上是這樣。可以說,毛時代的社會中間階層就是工人農民。

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執政方針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發展經濟成了社會的主旋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社會結構重新洗牌,地富反壞右不復存在了,知識份子變成了香饃饃,新生的資本家更是成了共產黨的桌上賓,而工人農民雖然還頂著「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的桂冠,實際上卻完全淪為了為權力和資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會底層。毛時代的生活雖說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會地位比現在要高。今昔對比,他們的相對剝奪不免油然而生。

試想,在這種相對剝奪感的困擾下,他們會覺得幸福嗎?

十一

比相對剝奪感更普遍的是瀰漫在整個社會的焦慮。有專家認為,「中國正進入全民焦慮的時代。」這絕非危言聳聽!

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由於社會競爭不斷加劇,生活壓力持續加重,社會不確定性和風險明顯增大,社會保障嚴重滯後,公共服務極不健全,加之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官民衝突日趨尖銳等多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如今的中國人,無論窮富官民,可以說普遍都有某種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以及無助無奈的感覺,擔心房價上漲、擔心職位不穩、擔心成為剩男剩女、擔心婚外情,擔心老無所依……形形色色的焦慮症可謂層出不窮,焦慮已成了國人的一種普遍心態。

據2006年12月4日的《中國青年報》報導,該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而且,和5年前相比,47.8%的人感覺「更焦慮了」。

底層民眾收入微薄,無權無勢,對現實不滿,對未來無望,生活壓力比其他階層都大,他們的焦慮可想而知。

今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黨91週年。網友「旭風東陽」在西祠網曬出的《普通打工者在南京生活的成本一覽表》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共鳴和熱議。帖子稱,如果要滿足衣食住行、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每個月至少要花費1045元。如果你還有上網、吸煙、買化妝品的嗜好,那麼意味著如果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連自己都養不活。這篇帖子還將不同收入水平對應的生活狀態進行了羅列:「月收入1000-1500元,你連衣服都穿不起,裸奔。月收入1500-2000元,城中村就是你的家,除非你爸叫李剛。月收入2000-2500元,你可以找個女朋友,結婚就算了!月收入2500-3000元,你就籌劃20年後叫你兒子給你買房吧!月收入3000-3500元,你可以想著在這扎根,光想就行了。月收入3500-4000月收入,你可以在這扎根,發芽就算了(扎根=買房,發芽=生兒育女)。月收入4000-5000元,扎根發芽,等35歲以後吧。月收入5000元以上,你還可以暢想下你的未來。」不過,有幾個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能達到5000的水平呢?帖子的最後,作者無奈地感歎道,「唉,生活真的太難了!」你想,他們能不焦慮嗎?

論收入,大城市的白領比普通打工者要高出一大截,但他們依然焦慮。

焦慮來源於過大的生活壓力。據2012年10月28日的《中國青年報》報導,一家世界知名調查機構的調查表明:中國內地上班族在過去一年內所承受的壓力位列全球第一。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師胡穎廉分析,人們之所以感到壓力大,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醫療、養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問題缺乏穩定感,另一方面則與當前社會存在一些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擴大,不少人產生相對被剝奪感有很大關係。

刊載於2012年2月28日《新京報》上的一篇消息《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國家 月入7500元無安全感》足以為證。這篇新聞舉了碩士畢業生小姚為例子。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從事研發工作,目前每個月的平均稅前收入約7500元,扣除五險一金700元及個稅227元後,實發工資約6500元。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與其他兩個同學合租一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個10餘平方米的單間,租金1500元;每個月基本伙食費約1200元,但如果算上應酬(同學、同事近期結婚的特別多),還要多花約500元。加上交通費、手機費、上網費、水電費等開支600元,以及每個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個月的積蓄不足2500元。小姚說,生活在北京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就算老闆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篇新聞還舉了一個例子,在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任中層管理人員的毛女士,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她說,「我的工資兩三年沒漲了,但東西卻越來越貴」。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鬥著。

按說富人們住豪宅,坐豪車,穿名牌,日子過得風光無限,在一般人眼裡,應該沒甚麼可焦慮了吧。其實也不盡然,在光鮮的外表背後,他們的生活同樣也抹不掉焦慮的陰影。如何搞定與政府部門和官員的關係,如何在守法與突破現有框架之間遊走,如何平衡財富創造與社會輿論,如何明晰企業的產權,如何處理家族內部的財產和人際關係—–哪一樁不是麻煩事?哪一樣不令他們煩心費神?

當官的也不例外。這是一個政治股票時代,他們隨時上升,隨時跌落,無法憑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能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著走。無論位置高低,他們似乎都難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霧濛濛的大海裡航行,每一個暗礁都有可能讓他們船翻落水。

蘇州榮格心理諮詢中心高級督導王國榮指出,焦慮情緒從輕到重會分為4個層次,先是身體緊張,常覺得無法放鬆,習慣於眉頭緊鎖;然後愛出汗、眩暈、呼吸急促、老想去大小便,這是自主神經系統反應強烈造成的後果;之後就會對未來產生無名的擔心,如擔心工作和健康;最後發展到對周圍環境的微妙變化和別人的言行都充滿了警覺。正如有人總結的那樣,焦慮是情感中的「破壞分子」,一旦染上這種病症,就會被不安的感覺追趕著,陷入了危機四伏的生活。

試想,身為中國人,被各種焦慮困擾著,大家會覺得幸福嗎?

十二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究竟如何?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情況下,他們的幸福指數為何不升反降?在完成了以上的盤點之後,現在可以做個小結了。

就生活水平而言,改革開放30多年,GDP一路高歌猛進,居民收入成倍增長,大多數中國人的錢袋子確實不同程度地鼓了起來,加之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市場供應大為豐富,他們的衣食住行也都比前好了不少,就總體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但這種提高僅僅只是有限的提高,而且伴隨著嚴重的相對貧困化和明顯的相對剝奪感,遠不像中共吹噓的那樣,是甚麼「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試想,如果真是這樣,今天怎麼還會有那麼多的房奴、蟻族、屌絲、窮二代、農二代呢?怎麼還會有那麼多人在感歎生活的艱難呢?不僅如此,在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同時,有一部份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但沒有同步提高,反而比以前還下降了,幾千萬的下崗工人便是最突出的典型。

就說居民收入吧,單就數字而言,與過去比,漲幅當然不算小,但與其它國家比,就不容樂觀了——不是一般的不容樂觀,而是很不容樂觀。你想,論工作時間,全世界如今數中國人最長,而論工資,中國人卻是倒數第一(注18),你說你能樂觀得起來嗎?這還不是讓人最鬱悶的,畢竟這是跟別的國家比,人家收入再怎麼高,咱們眼不見心為淨,當不知道就是了。最鬱悶的是,本國同胞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都領先世界了,基尼係數早過了合理的上限。你想,都是中國人,貧富那麼懸殊,廣大民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相對剝奪感能不明顯嗎?更何況,物價跑得比收入快。汽油,菜價,房價,奶粉,中藥,水電,白酒,燴面……凡是你需要的,幾乎沒有不漲價的。一個「漲」字,不斷敲打著老百姓脆弱的神經。在這種情況下,對老百姓而言,收入提高二三十倍有多大實際意義呢?至少有限吧。

就生活質量而言,今天的中國人,吃的是問題食品,喝的是不衛生的水,呼吸的是被嚴重污染的空氣,健康和生命每天都在遭受著防不勝防的傷害,再加上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社會風氣越來越糟糕,人們的自由和尊嚴一如既往地被隨意踐踏,下一代的教育更是讓人憂心不已——生活質量在諸多方面不但沒有與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反而還下降了,經濟發展帶給人的有限的物質滿足感因此被大大抵消了。正如經濟學家謝國忠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生活質量與經濟發展水平是脫節的。」難怪在經濟高增長持續了30多年的今天,中國竟然出現了「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而且大多是有權有錢的人。至於移民的主要原因,據媒體報導,除了小孩的教育,就是食品、水和空氣的安全。不言而喻,這是他們在用自己的腳給中國的生活質量亮分(注19)。

以吃為例,對於如今年收入在30萬上下的中產階級家庭來說,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上可以說是想吃甚麼就可以放開了吃甚麼,完全不必擔心錢的問題,而這在毛時代顯然是難以想像的。不過,雖說不愁吃不飽,也不愁吃不好,但大家卻吃得越來越不安全,越來越不放心了。各種各樣的激素、色素、防腐劑、吊白塊、甲醛、蘇丹紅、瘦肉精、漂白劑、增白劑、保鮮劑、催熟劑、甜蜜素、香精、雙氧水、福爾嗎林、工業鹽、明礬、滑石粉、石蠟、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敵敵畏、劇毒農藥1605和3911等等,充斥著我們的一日三餐——從自家的菜餚到酒店的美味,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的健康。就連中共副總理王岐山也承認:「現在已經不是說有沒有吃、夠不夠吃、有沒有花樣的問題了,而是怎麼樣才能吃得放心的問題。越白的面越不踏實,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注20)這樣的生活水平你說到底是提高了還是沒提高?就算是提高了,提高的幅度能稱得上是翻天覆地嗎?

一言以蔽之,改革開放30多年,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實有限,與此同時,民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相對剝奪感卻相當普遍和嚴重。更重要的還在於,生活質量在許多方面要麼是停滯不前,要麼是明顯下降,正如網民調侃的:「在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學——上不起,病——看不起,房——買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債——還不起,狀——告不起,官——惹不起,娃——養不起,愛——傷不起,良心——對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碾壓的女童——救不起,我們竟然還活著——了不起。」這便是當下的中國。改革開放成了這樣,經濟發展再快,民眾的幸福指數能提高嗎?

十三

針對上述結論,想必會有人說,恐怕也不是每個中國人的感覺都是你斷言的這樣吧!不錯,當我們說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不升反降時,並非意味著所有中國人皆是如此,而是就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總體而言。如果分階層看的話,情況自然會有所不同,你會發現,在廣大民眾的幸福指數下降的同時,少數權貴的幸福指數卻在不斷上升,兩者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最新一期發表了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帶領的團隊對中國居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調查的結論是:在1990年之後的20年裡,中國上流階層的生活滿意度在增長,越富有的人滿意度越高,而窮人越來越不滿,低收入、低教育階層的滿意度下降得最顯著。(注21)來自中國官方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中國人幸福指數最高的是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換句話說也就是當官的和經商的(注22)。

網上有篇帖子對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幸福指數做了更深入具體的估算,讀了頗令人感慨:

1、城市完全失業人員,占總人口實際3%,幸福指數0.1%。這部份人生存都沒保障,更別談安全、自尊、歸屬、人生價值了。幸福指數倒數第一。

2、城市不完全失業工人,包括礦工、民營企業工人,民營企業工人又包括民營生產企業工人、給小商販打工的工人,他們占總人口的22%,幸福指數3%。這類人,除第一類外,收入最低、最無保障、社會地位也最低。

3、完全的農民,占總人口的10%,幸福指數5%。所謂完全的農民,就是完全靠種地的。安全感、歸整感比第1、第2類略強。

4、有地,農閒時出去出賣體力打工的農民家庭,占總人口的50%,幸福指數15%。

5、城市國有企業普通員工,占總人口的10%,幸福指數16%。

6、普通公務員,占總人口1%,幸福指數60%。

7、城市中小規模的老闆,占總人口的2%,幸福指數65%。

8、中小官員,占總人口的1%,幸福指數70%。這類一般生存無憂,受尊重,由於有一定的掌握百姓命運的權力,所以有一定的人生價值實現感。

9、演員,占總人口的0.6%,幸福指數90%。

10、大老闆,占總人口的0.35%,幸福指數95%。

11、大官,占總人口的0.05%,幸福指數99%。

這些具體數字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它跟來自各種權威渠道的數據,尤其跟我們的生活經驗,可以說是基本吻合的。它表明當今中國不同階層的幸福指數相差十分懸殊,在整個國家或者說大多數人的幸福指數不升反降的同時,占人口一小部份的官員和富人的幸福指數卻相當高。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共的改革開放是以犧牲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嚴重損害國人的健康權為代價的,是以愈演愈烈的官場腐敗和社會不公以及罔顧民生民權為特色的,是無關民主自由的推進和人的尊嚴的提升的。總之,是以降低大多數人的幸福感和增進少數人的幸福感為結果的。

這樣的改革開放難道是中國人民所期望的嗎?

——

注1:幸福感和幸福指數本質上是一回事。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於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感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是對幸福感的量化,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的滿意度方面的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包括生活水平、健康狀況、人際關係、安全狀況、環境改善、社會公正、未來保障等。

注2:簡單地說,生活水平主要是指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而生活質量主要則是指生活的好壞程度。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生活質量與客觀意義上的生活水平有關,但也有所區別。簡單地說,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是保持較高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除了保持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質量也取決於人們是否能夠獲得快樂、幸福、舒適、安全的主觀感受,而後者是與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對社會與環境的認同有著密切關係。」

注3:引自《我國食品安全與食線性疾病控制對策》,轉引自北明《中國冥路》。

注4、注6、注7:引自《自來水真相》,載2012年第18期《新世紀》。

注5:引自《七一中共當局給全國人民的恥辱獻禮 消息遭洩露》,載2012年6月25日阿波羅網。

注8:引自北明《中國冥路》,載《新紀元》162、163期。

注9:引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致死人數達世界第一 65萬》,載2007年7月11日網易。

注10、注11:引自《可怕的空氣污染》,載施一公的博客。

注12:摘自西班牙《世界報》,轉引自《中國的年輕人為甚麼不幸福?》,載天涯社區。

注13: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投入800億,而香港僅800萬人,政府向醫院撥款竟達400多億。從1991年到2000年,中國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從12%降到了6%。從1982年到2005年,中國衛生費用增長48倍,政府衛生預算只增長21倍,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卻增長118倍。今天中國個人衛生支出比例達到52%,遠高於美國人所承擔的15%,而英國、日本甚至印度都實行了幾乎全民免費的社會醫療制度。

注14:引自《徐以升:系統性質疑CPI》,載2009年12月22日《第一財經日報》。

注15:引自《中央對農民養老零投入 一億人勞碌半生老無所依》,載2008年12月26日央視國際。

注16:引自《如何給「失能老人」一個幸福晚年》,載2012年7月26日新華網。

注17:引自郎咸平《中國人退休後可能面臨悲慘生活 應效仿歐美改革》,載百度文庫。

注18:引自《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為甚麼這麼難》第4頁,第13頁,東方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注19: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載《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8期。

注20:引自《王岐山談食品安全:菜農不吃自己種的菜》,載2011年3月6日《山東商報》。

注21:轉引自《對於中國而言經濟增長不等於幸福》,載《鳳凰週刊》2012年第16期。

注22:引自《公務員幸福感最高》,載2011年2月18日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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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7 6: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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