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空軍少校: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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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2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唐玉美國華盛頓DC報導)12月18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簡稱CECC)在參議院舉辦大型法輪功國會聽證會。與會八位證人以親身經歷或詳盡事實講述中共對法輪功長達13年的迫害情況。證人之一,原中國空軍少校胡志明介紹了自己遭中共監禁和迫害長達8年2個月,曾幾度瀕臨死亡的經歷。他作證說,根據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和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觀察,這場企圖在中國消滅法輪功的迫害已經失敗,且不會維持長久。

胡志明是一名電子工程師,中國空軍前少校。他於1994年在西安空軍工程大學獲得雷達專業學士學位,於1997年獲得信號和信息處理碩士學位。

1997年,胡志明在中國空軍北京軍事訓練學院任軍官時,接觸到修煉法輪功,一種佛家修煉方法,並開始修煉。之後,他的身體健康迅速得到改善,多年的鼻竇炎和呼吸道疾病在煉功後被治癒;精神方面,他獲得了內心的平靜、快樂、輕鬆和充實;他勝任工作,受人歡迎,多次被學院評為模範員工。

1999年7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後,胡志明堅持修煉,不放棄。他根據自己掌握的電腦技術特長,突破中共的網絡封鎖,把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迫害和致死的消息及時發送到海外,令真相曝光。這樣做不僅讓更多政府和世人瞭解到這場慘無人性的迫害真相,也幫助制止了中共迫害的囂張氣焰。

由於傳播真相,胡志明在過去被先後關押和監禁長達8年2個月。期間,他受到各種酷刑折磨、強行被灌食、長時間剝奪睡眠等迫害。到2009年9月他被釋放出獄時,已經瀕臨死亡邊緣。回家後,他恢復煉功。不到半年時間裏,他重獲健康,又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無需他人的額外照顧。

2010年,胡志明輾轉逃到泰國,成為聯合國難民。2012年8月他被美國政府作為難民接收來美。

以下是胡志明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證詞:

學煉法輪功的經歷

1972年我出生在中國遼寧省,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當時我父親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我生命的前14年與父母和其他三位哥哥在不同的農場度過,因為那時我們全家被中共下放農場,接受「再改造」。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我看到許多貼著孔子被描述為惡魔和迷信製造者的標語橫幅。我還記得農場的天氣很冷,我們總是衣衫襤褸,難以御寒。我相信這段惡劣的生活條件讓我之後患上鼻竇炎和愛流鼻涕的毛病。

1997年11月我開始煉習法輪功後,對孔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國儒家文化的看法完全發生了改變。同時我的鼻竇炎也消失了。那時,我已經在西安空軍工程大學雷達係獲得學士學位和信息技術碩士學位,在位於北京的空軍總部軍事訓練學校工作和生活。我已經是一名軍官,生活條件優越,但我時常感到精神上的空虛。

從整體上講,中國人對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因為中共在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對這些文化進行了系統地破壞。同時,也沒有幾個中國人相信共產黨的理論。我相信,人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大於對物質的追求。

我能接觸到法輪功是因為當時住在舊金山的哥哥將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寄給了我。讀過後,我發現這是一部能讓個人獲得道德提升、有利社會穩定和道德回升的書。於是我決定修煉法輪功。煉功不久,困擾我多年的鼻竇炎和呼吸道疾病被治癒了,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中國軍隊系統貪腐嚴重,司空見慣。修煉法輪功後,我按照法輪功的修煉指導原則-真、善、忍要求自己,與人友善,在他人對我不公或無理時,我不受影響,寬容對待,因此我感到自己活得輕鬆充實。我的工作和人際關係變得更加順暢,我獲得了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快樂。

那時我和其他40到50位空軍指揮部大學的軍官和教授,每天清晨在大學內煉習法輪功,使我身心受益匪淺。

1998至1999年間,煉習法輪功的煉功點遍佈中國的大街小巷。我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公園社區,經常看到幾十甚至上百人一起煉習法輪功的場面。

抵制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為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請願書 在全國征簽

1999年4月,事情發生了戲劇性地變化。「4.25事件」,即4月25日來自中國各地的1萬左右的法輪功修煉者來到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部門,要求政府釋放被天津市政府扣押的法輪功學員以及停止出版詆譭法輪功的報導。那時北京的大多數工作單位和居委會已經開始向法輪功學員施壓,要求他們停止修煉法輪功。但我和其他空軍指揮大學的教授和軍官依然繼續修煉法輪功。

進入六月,事情進一步惡化。中共企圖將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從美國引渡回中國。之後,李先生對此發表了一篇文章,但我們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沒能及時看到這篇文章,因為學員之間的正常聯繫渠道已經被破壞。也許北京一些地區的互聯網已經被封鎖,也許北京法輪大法佛學會的成員已經被扣押,當時我不瞭解具體的原因。我能夠從明慧網看到李先生發表的這篇文章,便打印了幾份,和空軍指控大學的其他幾位學員分享。

六月中,明慧網被中共封鎖,我只能通過特殊技術突破封鎖,才能訪問明慧網。這時,我們也失去了在大學內合法公開煉習法輪功的場地,因為中共宣佈禁止軍人煉習法輪功。我和其他幾名煉功者試圖在大學校園內煉功,都被公安打斷和驅逐。

7月13日,李先生發表另一篇短文。我再次打印並與其他身邊的修煉者分享,但這些能分享的人已經比以前少得多了。他們不再能離開家到煉功點煉功,從此,我和他們失去了聯繫。

7月20日,中共在全國範圍全面禁止人們修煉法輪功,不僅限於軍隊的人士。並且幾乎所有中國企業和單位都命令員工收看中央電視台(CCTV)關於禁止修煉法輪功的新聞節目。甚至連從未聽說過法輪功的人,也被強制要求收看這些節目。當初中國人的普遍反映是對中共這樣的舉動感到不解和吃驚。

之後的8月和9月,我通過翻牆軟件閱讀明慧網的文章,瞭解到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已經開始不斷到北京,向政府請願,要求取消對學煉法輪功的禁令。我還得知,這中間發生了許多學員被虐待和迫害致死的事情。

那時,中共要求北京的所有旅館不准為外地來的法輪功學員提供住宿。我意識到作為在北京的法輪功學員,我有責任將我能瞭解到的法輪功最新消息傳遞給其他外地來的學員,因為他們沒有途徑瞭解這些。

到2000年初,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更加嚴重,死亡和被嚴重迫害人數激增。作為學員,我們認為需要採取更主動的行為,制止局勢再惡化。

得知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0月3月將訪問北京,我同意參與一項計劃,在全國範圍的法輪功學員中征簽,希望把征簽信送交安南,請他介入中共迫害法輪功一事。由於我在軍隊的工作非常繁忙,我決定辭職,以便有時間做征簽和反迫害的事。

我提出辭職後,軍隊政治委員會馬上採取行動。他們早就知道我是法輪功學員,但一直沒有上報我的名字,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一名校內優秀模範員工,但他們也不希望保留一位法輪功學員。我辭職時,他們要報告上級,說我是名法輪功學員,並失蹤了。

之後,他們檢查了我在公寓的上網記錄,在不到一週內,他們發現了我在為安南的到來收集請願書的簽名。然後,他們又把我帶回空軍大學。空軍副司令對我上司對我的處理提出了批評。

之後,他們把我囚禁在北京郊外的一個空軍基地達兩個多月。我被關在一間燃料庫內,全天24小時由4名戰士看守。因為我是名軍官,這些戰士是尊敬我的。但按照命令,他們給我不斷地播放詆譭法輪功的洗腦節目。我理智地分析並告訴他們,這些節目內容是偽造的,這些無法停止我繼續修煉法輪功。

上級看到我不放棄修煉,就企圖在思想上誘導我改變。他們說:「作為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人,你還是共產黨員嗎?作為一位軍官,你更應該在思想上清楚自己在做甚麼。軍人怎麼能信神呢?」然後我要他們給我一張紙,我在上面寫到:「我退出中共。」

然後他們給我看了一份報告,是中央政府在禁止法輪功前寫的一份關於法輪功的報告。上面說,全國的法輪功修煉人數估計在有8000萬。被禁止後,減少到6000萬。他們說:「你現在還是一名軍官。想一想,如果這麼多人修煉,包括軍官在內,他們的思想就不是清楚的,這樣下去,我們的軍隊怎麼正常運作?」之後我又在紙上寫道「我不再是一名軍官了。」

看到對我轉化無效,我被4名武裝軍人押解回家鄉-遼寧省丹東市。在丹東註冊時,他們說我是因病退伍,沒有提我是法輪功學員。因為那樣,轉化我的任務將由丹東市承擔。丹東市會拒絕接受我,把轉化我的任務從新退回給軍隊。這就是中共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把戲,他們把這個任務壓給軍隊和各級政府部門。各級政府都不願意接受這項費時又耗資的任務,但又不敢不做,否則他們將得到上級政府的不滿。

我在遼寧和家人住了10天後,又回到北京。因為我還是個自由的公民。之後我和北京的幾位法輪功學員見面和討論後認為,我們必須利用在IT方面的專長,幫助全國法輪功學員建立一個網絡,能夠讓他們得到明慧網被中共封鎖的信息。中共最怕信息的自由流通,那樣他們的迫害行徑就會被曝光,就無法維持。

2000年5到10月,我在全國各地與具備IT知識的法輪功堅修者交流,搭建與明慧的網絡連接,在不同地區的7個城市培訓了一下修煉者掌握IT 技術。

這期間,法輪功學員被關押、迫害和致死的報導被及時傳送到明慧,並在網絡上被公佈。施行迫害的人的電話、姓名和地址也被公佈出去。這幾年的消息曝光證實,這麼做減緩了當地法輪功修煉者的壓力。明慧網也成為讓法輪功學員彼此之間能夠互相鼓勵和堅持信仰的良好交流渠道。

被監禁8年2個月——遭洗腦、灌食、剝奪睡眠和床綁等酷刑

2000年10月4日凌晨,10幾個警察把我從居住的一家上海酒店客房帶走。當時我大聲呼喚,以便引起住在隔壁的幾個修煉者的注意。他們及時逃脫了。警察在我房間的電腦中找到了我上明慧的證據。

在法庭上,他們指控我犯有「利用邪教顛覆社會罪」。他們在把我轉到監獄前,對我進行了26個月的拘留,因為他們想為定我的罪,找更多證據。他們想定我為與海外勢力/美國政府有聯繫的間諜罪。他們想制造這樣的證據,以便進一步宣傳,法輪功是與海外敵對勢力有關聯的、有政治企圖的組織。

但他們找不到這些證據,他們最終送我到上海Tilan Qiao監獄又關押了22個月。在那裏迫害更嚴重,我不能閱讀法輪功書籍,不能煉功。他們竭盡所能希望能成功轉化我,讓我放棄法輪功修煉。

在關押我的地方,共有囚犯150人,其中近50名是法輪功學員。被判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定期對法輪功學員施暴。獄警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使我們減少煉法輪功或轉化,他們的刑期將被縮短。

獄警和其他犯人強迫我看洗腦節目,一天超過16個小時。電視屏幕距離我只有1米遠,聲量被調到至聾的水平。他們還不准許我睡覺。

這樣的迫害幾乎挑戰了我的極限。2004年8至10月,我開始對受到的迫害進行絕食抗議。於是,他們把我綁在床上,不能動彈。他們強行從我的鼻子裡插入餵食管到我的胃裡。我在這樣的狀態保持了一個多月。那時正值最炎熱的夏天,我不能動,渾身被汗水浸泡的發癢。他們還給我注射一種液體,讓我感到頭痛和精神錯亂。同時,他們還從我體內抽了大量的血,定期給我做體檢。

2004年10月我被釋放,倖存下來。那時,我在看守所和監獄先後被關達4年。

後來我來到北京找了一份工作,並和北京的修煉者繼續做反迫害的事。

2005年9月初,一次我在街上向路人發《九評共產黨》的DVD光盤,被便衣抓到,然後又被判刑4年(從2005年9月23日入獄)。我被關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那裏的迫害比我先前在上海監獄遭受的更加惡劣。

2006年5月13日,我再次通過絕食反迫害。我又再次被看守綁在床上,達6個月,不能動彈。他們給我強行灌食、注射麻痺神經的藥物。他們抽取我大量血液、定期給我全面體檢,但從未針對我在監獄裡出現的疾病做治療。我那時對活摘器官一無所知。現在回憶起來,我感到後怕,他們很可能把我納入可能被活摘的人群中。

在監獄期間,我的體重忽高忽低。有時我體重突然增加並維持幾個月,可能與我被強行注入的食物有關。有時他們不許我吃飯後,我的體重又疾速下降,變得骨瘦如柴。

2009年9月我被釋放前,僥倖存活下來。醫生曾說,我可能會死,即便能存活,今後也是殘廢而終。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失敗

根據我的個人經歷和我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觀察,這場企圖在中國消滅法輪功的迫害失敗了,也不會維持太久了。

當我過去幾年沒有被關押期間,我發現2000年在遼寧,我看不到法輪功修煉者公開貼出來的橫幅或標語。2004年,我看到當地法輪功學員開始貼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海報和傳單。這樣的事不常發生,而且被人發現後,會很快被撕下來。2009年,當地出現大量海報、標語、小冊子和DVD,曝光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貼出來後,沒有人再去揭下來,它們被長期保留在那裏。

2009年10月我被獄警釋放時,那裏的醫生對我家人說,我很快會死的。因此,迫害法輪功的最高機構610辦公室和當地公安沒有在我回家後,再監視過我。回家後,我恢復修煉法輪功,讀法輪功書籍、每天煉習功法。就這樣,兩個月後我可以圍著自家的房子走路了;3個月後,我可以自己在室外煉習打坐了。三年後的今天,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站在你們的面前講述我的經歷,從我現在的身體上,看不出曾經迫害瀕死的跡象。這就是這個功法所展現出來的能量和神奇。這也說明,我為什麼能在過去8年多的殘酷迫害中,堅持走到今天。

對於一個人而言,他的良知比他的物質身體更重要。這場迫害也許能剝奪人的生命和他的物質身體,但卻無法撼動這個人的良知和信仰。我相信,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人對這場迫害正在覺醒、對中共的邪惡本質正在覺醒,中國人很快將會迎來思想自由的那一天。

最後,感謝你們對正義的捍衛與支持。

(責任編輯:李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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