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是中共在中國大陸系統建立「黨文化」的開始。這次「延安整風」運動歷來被中共所吹捧,也為中共竊取大陸政權以後、試圖全面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完成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以全面、詳實的歷史資料揭示了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的背景、過程和手段,以及最後確立了以毛為核心的「黨文化」的歷史過程。
延安整風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
自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逃往至陝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趁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國將士浴血奮戰之機,中共在延安已經建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從外部環境看,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在邊區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在延安共有的3萬7、8千的人口中,共黨幹部就達到3萬多人,它們自成體系,與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來,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
從陝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於膠著狀態,自1940年8 月八路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百團大戰」之後,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戰鬥,此種情況也使毛澤東騰出手加緊整肅內部。
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的基本策略一向是,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團結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自己意見的工具。劉少奇、康生、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及高崗等人成為毛黨內鬥爭的主要工具。
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就是毛這類鬥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在這次戰役中,毛的最堅定的盟友和幫手就是劉少奇及其班底。在此期間,劉少奇成為了毛鬥爭王明的得力助手。劉在許多場合不指名的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
與毛、劉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結盟不同,康生與毛澤東的關係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一把利劍。
毛的整風運動包含了「破」和「立」的雙重內容:一方面,毛要在這場黨內鬥爭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對手;另一方面,毛還要創立以自己思想為中心的中共新傳統,並將這兩方面的成效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為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服務。而四十年代初,由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及其領導下的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扮演的就是毛的「內管家」的角色。
2/1/12| 大紀元網友 |
'"延安整风"是"党文化"开始泛滥中国大陆的开始,延安整风"功不可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