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12日訊】今年兩會之際，《人民日報》那句「寧要微辭，不要危機」，激起不少人的政改遐想。中新網還援引香港《明報》報導放風：「中共已對改革表明態度，時機選擇亦有深意」，一時之間，有關中國政改的評論又紛紛出來，樂觀派拿著顯微鏡努力尋找兩會中與「改革」的相關詞句，並加以解讀。
兩會所談「改革」並非「政改」
我仔細蒐羅，窮盡兩會談到「政治改革」的人與講話。計有：趙啟正談「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未截然分開」，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李克強說「改革已進入不進則退的深水區」。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逾60次提到改革，包括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鐵路、電力等行業改革；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等六方面，其中沒有一項涉及政治體制改革。
其中談得最誠懇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3月5日汪洋對中外記者表示改革「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次日又在全國人大會議廣東團分組會議上表示，「在改革開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意識形態之爭，現在則來自既得利益格局」，「我們想改，中央不讓改」。但觀其全部講話，所指仍舊是行政改革，希望中央給地方政府放權鬆綁。
可以說，無論是溫家寶報告提到的「政府改革」，還是汪洋希望先行一步的改革，都是指現有政治格局框架內的行政改革，並不是指解決執政黨合法性來源的政治體制改革。
再聯想到人大發言人李肇星在記者問及「全國人大代表為何不能實行直選」時，以「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實行直接選舉還有困難」推諉搪塞——既然連人大代表都不能實行直選，《人民日報》刺激的政改想像當然只是一張無法充飢的畫餅。
各界精英對「政改」的態度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法學教授楊海坤在「無黨派和社科聯組會議」上做了五分鐘即席發言，建議中央能夠研究出台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並闡述了自己關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獲得熱烈掌聲。晚間該消息在微博引起關注。但CCTV及新華社等媒體的報導均將這一段講話刪除，因此被網友戲稱為「兩會第一刪」。值得關注的是：楊海坤這一被當局所不容的發言，開頭就是「當下，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在於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同時解決好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關係」，「我們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應該解決的是國家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就這樣小心翼翼並不觸及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政改」建言，北京也根本不想採納。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政協委員，聯想董事長柳傳志在兩會前夕的一番言論。柳傳志如此理解民主政治與中國國情：「我們如果現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贊成高福利、分財產。還保護甚麼私人財產，先分完再保護，完全有這種可能。它會一下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場景。」此話遭到許多人批評，認為柳傳志缺乏一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缺少對本國數以十億計的貧困民眾的體恤、同情。
其實，柳傳志所言，要害不在缺乏同情心，而是他對民主政治的嚴重誤解。因為民主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證公民的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利，而不是保證社會成員的財產平等。民主制度更不一定就是高福利，比如美國、日本與印度都是民主制度，但都不是高福利國家。民主政治更不是主張瓜分富人財產，近百餘年來，人類社會真正主張剝奪有產階級的，只有共產主義革命，比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正是柳傳志現在所依附的這個黨，先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動員民眾，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中國的有產階級，將所有的社會資源化私為公，充作國有資產；然後再打著「經濟改革」的旗號，讓權貴及其利益相關者化公為私，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所以，柳傳志真正應該擔心的，不應該是民主化「將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場景」，而是權力市場化正在將中國拉入的這個巨大陷阱，這個陷阱早已形成，而且很深，要爬出來，中國人還得費番苦工夫。
政治精英只想要經濟精英當配角
柳傳志們對黨很貼心，但黨的精英卻另有一番盤算。重慶市長黃奇帆在此次兩會上提出「一人一票為甚麼不行？」並逐條論述如下：「1、共同富裕之後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擁有80%財富，他們就可能讓投票方向發生變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選人大家都能瞭解，但人太多，候選人在哪 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麼準確？3、一人一票就是書生之見，是對著書本想概念。」
因王立軍事件正走背運的黃奇帆發表此論前應該經過精心算計，認為自己把准了中央領導層的心脈。與柳傳志不同，黃畫出來的「理想藍圖」是：政治權力圈既要排除草根，還要排除經濟精英，只能由黨來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執政，讓政、經、文三類精英的部份人物進入「兩會」，以「精英共和」的形式統治中國。
「向天再借二十年」？
除了政治利益集團之外，中國各界對「政改」的期盼已經很久了。凡有頭腦者都已經清醒地看到中國現在已經陷入各種難解的矛盾：各級政府與廣大農民的矛盾，其集結點在於土地及相關的社會權利；資本-權力同盟與勞工階層的矛盾；政府對資源與市場的壟斷與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經濟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場競爭之間的矛盾；政府過度擠壓與廣大中產階層生存艱難之間的矛盾。除此之外，還有全體中國人都必須面臨的生態危機。
面對如此紛繁複雜的矛盾，社會各階層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但北京仍然愚蠢地認為只要強化「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就能繼續維持下去。俄羅斯普京的當選更像是給中南海袞袞諸公打了一針嗎啡，以為還能「向天再借二十年」。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預言：等到北京終於決定啟動「政改」之日，就是他們耗盡了「政改」所需要的一切資源之時，比如社會信任與生態資源消耗殆盡，深陷財政危機。只是到了那時，啟動「政改」也回天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