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連橫寫的《台灣通史》卷廿二<宗教志>的記載，紀元一六六一年(清世祖順治十八年)明遺臣鄭成功，入主台灣時，台灣佛教已漸興起。惟早期台灣佛教，系以「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的齋教為主；從清代到日據時代(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三十四年，紀元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齋教一直是台灣的主流。鄭氏以台南安平為首府，當時佛寺數量極少，且多集中於現在的台南縣市內。正統佛寺及僧尼的出現，一說是紀元一六六一年建於台南市的竹溪寺，一說是紀元一六六二年(清聖祖康熙元年 )建於台南的小西天寺為首。其次是鄭成功之子鄭經，所倡建的彌陀寺，再次為咨議參軍陳永華，所建的龍湖巖。
康熙廿三年(紀元一六八三年)，施琅平台後，福建境內禪宗各派僧侶，亦相繼渡海來台弘法，由於地方官吏、士紳的熱心護持，或整修、或興建許多頗具規模的佛剎。研究顯示，到了清朝，台灣佛寺大約有一百零二座，且分佈地區也不再拘限於南部。康熙末年(紀元一七二零年後)，台北已有龍山寺、劍潭寺的興建。台北由於移民聚落的增加，經濟力量的大幅提升，於乾隆(紀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中期以後，逐漸取代台南的地位。
日據時代，日本佛教各宗派，亦紛紛移植台灣，個中以曹洞宗的勢力最為龐大；當時，台灣本土佛教(尤其是齋教)為求自保，只得相率投靠日本的佛教組織。而在那個時候，台灣佛教界有所謂的「四大門派」之說，即基隆靈泉寺月眉山派、台北觀音山凌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派和高雄的大岡山派。崛起於日據時代初期的基隆靈泉禪寺，由於開山祖師善慧法師許多歷史性的創舉，讓該寺成為台灣佛教從齋教轉型為正統佛教的重要據點。
光緒廿五、六年前後(紀元一八九九至一九零零年)福建鼓山湧泉寺善智、妙密，兩位禪師自內地來台，先是住錫在當年基隆玉田街奠濟宮後樓的觀音殿，隨緣說法度眾，從而接引了年輕的齋教徒江清俊(即日後的善慧法師)投身佛門。
善慧法師為基隆人(祖籍福建汀州永定縣)，生於清光緒七年(紀元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靈泉禪寺現任住持晴虛法師，撰《善慧上人傳略》中，述及善慧法師：「自幼聰慧，夙稟善根，髫齡即喜摘花供佛，舉止異於常童；九歲入學書院，授業國學，品學兼優。十六歲即隨母皈佛茹素，年方弱冠，即慧悟不群!」
光緒廿八年(公元一九零二年)，在善智禪師的引薦下，善慧法師至福建鼓山湧泉寺禮景峰法師為師，從而受三壇大戒，正式成為比丘，也成為鼓山法脈的正統徒孫，時年廿二歲。返台後，善智、善慧二師，合力於基隆弘化(妙密禪師來台年餘即過世)，成績斐然，時人譽為「台疆二甘露門」。為進一步「安僧弘法」，善智禪師向信徒倡議 「須建佛寺伽藍」；孰料話出不久，善智禪師即圓寂，建寺的艱鉅工程，遂由善慧法師一肩承擔。
成就建寺功德的善緣，先是有基隆大水窟莊的茶商林來發，發心捐出位於基隆東郊山區一甲多茶山道場(現屬信義區)，繼而獲得基隆仕紳江忠良、許松英、許梓桑等善信的鼎力贊助，於光緒卅四年(紀元一九零八年)完成大殿建築，並由當時應邀來台的鼓山湧泉寺性進法師命名為「月眉山靈泉禪寺」。爾後歷經兩次擴建，先後完成天王殿、東西廂房及靈泉三塔。
整體看來，靈泉禪寺之原始雛型，系采大陸叢林四合院式之佈局――前殿奉祀彌勒菩薩及四大天王，後殿為供奉釋迦文佛的正殿，東廂為庫房、齋堂，西廂為禪堂、客房，為一以磚瓦、木材及部份石材所構築而成的素雅禪寺。當時寺內所奉佛菩薩、尊者及護法諸天等聖像，皆出自福建名雕塑師林起鳳之手，工法細膩、靈氣活現，堪稱極品!唯從寺前依舊佇立的石燈及寺內一尊日本風格的觀音浮雕像，亦不難嗅到當年受到日本佛教影響所留下來的氣氛。
「虔意真修何用遠遊南海；誠心禮拜即此便是西天」(前殿楹聯)，「靈谷春深山鳥都參祖意；泉巖夜靜松濤不礙禪心」、「般若花開香滿大千世界；菩提樹長影遮百萬人天」(正殿兩副楹聯)，寺內外禪機盎然的聯語，為樸素的禪寺，平添了幾筆詩情畫意!
靈泉禪寺的興建，為北台灣樹立了傳統禪宗叢林的典範。開山以後，善慧法師秉持「 三學並弘，作育人才」的宗旨，致力於種種法務的推展；除了培養僧才、提倡禪修外，更在民國前兩年(紀元一九一零年)黃曆四月八日佛誕日，於靈泉禪寺為在家二眾，舉辦傳戒法會(約卅多人受戒)，此舉為台灣佛教史上的大事之一，為台灣佛教主體性的建構，開啟了第一步!
民國元年(紀元一九一二年)，法師卅二歲，為了方便學人研究經義，在蔡桂林秀才的陪同下，專程到日本東京，向文部省請回一套《新修訓點大藏經》，而靈泉禪寺，也因此成為全台寺院中最先擁有全套藏經的寶剎，意義非比尋常!請回藏經後，隨即於該年秋，舉辦「愛國佛教講習會」，講師有大陸來的會泉法師、日籍的渡邊靈淳法師及善慧法師本人；參加講習的會員四十多人，則來自全台各地。這是台灣佛教史上另一創舉――第一次由佛教舉辦的大型佛教講習會。
民國二年(紀元一九一三年)，善慧法師偕弟子德融(日後任靈泉寺第二任住持)遠渡重洋至印度朝禮聖跡，並游化緬甸、大陸著名寺院，請回玉佛多尊並佛舍利若干顆，成為該寺鎮山之寶。民國四年(紀元一九一五年)中秋節，舉辦為期三週的全島坐禪大會，來寺參加者有四十多人，成績卓著。雖然法務日趨繁重，善慧法師一本度生不倦的悲懷，為法奔波，化跡遍及島內外。
民國六年(紀元一九一七年)，應台南信眾之請，重興法華寺及彌陀寺。該年，除發起創立「台灣佛教青年會」，擔任幹事長一職外，復在日本曹洞宗、台北別院院長大石堅童禪師的協助下，於台北開辦「台灣佛教中學林」(為今泰北中學之前身)，以為長期培養佛教人才之搖籃，是為台灣佛教史上第一所正規的佛教學校。
同年秋末，為「靈泉三塔」的完成，啟建七壇水陸大法會。法師原擬邀請當時揚名江浙叢林的圓瑛法師(紀元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年)與擅長表唱水陸懺文的歧昌法師來台主持；後因圓瑛法師臨時不克踐約，遂改請著名佛教改革領袖，後成為民初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虛法師來台。太虛法師於法會結束後，曾參訪台北、台中、彰化等地，並在善慧法師陪同下，遊歷扶桑，對台灣佛教及日本佛教的發展經驗有深刻的印象，並引以為自身佛教改革措施的參考。
民國十二年(紀元一九二三年)，善慧法師應鼓山湧泉寺之聘，主持開壇傳戒。翌年，復應四川怡山重慶寺之請，傳授四眾戒法。目前靈泉寺仍保有當時鼓山湧泉寺監院等為法師誌喜的匾額，文曰：「證果得四禪十地；種因先五戒三皈。」民國廿三年(紀元一九三四年)，法師游化南洋，先後應請出任檳城榜樂寺、雙慶寺及新加坡普覺寺住持，法雨普潤海外僑胞!而在中、日戰爭期間，法師為溝通中、日關係，履跡上海，並被推舉為杭州佛教會會長，所發揮的影響力，當不容忽視!
民國卅四年(綸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台灣光復，善慧法師為團結佛教界力量，積極籌組「台灣佛教總會」(日據時代曾有日人主導「南瀛佛教會」之全島性佛教組織)，可惜還來不及召開成立大會，法師即於該年十一月底示疾，延至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撒手西歸!總計世壽六十五，僧戒臘四十又四。「善心輔法雨功績萬世不朽；慧力啟靈泉德業千古長存。」從當時普陀山法雨寺常住拜挽的哀幛，可知法師在教界所受到的高度尊崇。雖然法師色身已杳，然其生前所培養的法眷弟子，遍及台灣全島，對於正法的流布，有莫大的貢獻!
靈泉禪寺在光復後，因人才外流及人事的更迭，一度中落，幾至荒廢。直到紀元一九六七年秋，現任住持的晴虛法師(紀元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五年正月出家，一九五三年春於靈泉禪寺受具足戒)被信徒代表推選就職後，再度接續善慧祖師以佛教教育文化淑世利群的志業，振興道場，並順應時代的脈動，進行整體的規劃建設。先是開通兩條朝山汽車道路(一通往基隆市區，一通往瑞芳四腳亭)，以活絡生機、暢盛法緣。接著改善環境，擴建殿捨，已重建完成彌勒殿、文教會館及教育館等數棟。刻正進行覺皇寶殿(中殿)、文化會館及社教館等大型建築工程活動。往後的發展重點，將著重於興辦各類佛教文化教育，並開發風景區育樂設施，以其成為「佛教六和文康樂園 “之模範道場。
靈泉寺為了健全該寺的人事組織，奠定法制，以利寺務的推動、發展，自紀元一九七一年起，即依政府法令，成立宗教財團法人組織，抱持「弘教導俗」的宗旨，興辦文教、慈善、公益事業，以宏揚聖教、淨化人心，進而發揮輔政濟民，淑善人群的作用。目前設有「善慧文教基金會」及「佛心慈濟會」兩種專案組織，前者重於文教設施、獎助學金的提供等，後者則重於社會貧苦及急難之救濟。寺內並設有「華文佛教學院”及圖書館，以利有志學佛者研修佛法。
在紀元2零零零年的千禧年，靈泉禪寺除了春季舉辦第三屆「緬甸帕奧禪修營」的國際弘法活動外，更預定在秋季啟建「大乘戒幢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法會」，一方面慶祝開山建寺一百週年，一方面紀念善慧祖師一百廿歲冥壽。靈泉禪寺在晴虛住持的帶領與緇素二眾的通力襄助下，正以嶄新的風貌，延續昔日輝煌的弘化記錄，為當代台灣佛教再添光彩。
（文據《高僧行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