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09日訊】叛逃，尤其是一個大紅大紫的名人的突然叛逃，無疑會令人驚聳探疑。文革中林彪的叛逃事件舉世震驚，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的一個熱點話題。前不久「打黑英雄」王立軍叛逃美國領事館，與薄熙來博弈，一時間如石破天驚。與此類似而又鮮為人知的是，文革中最大紅衛兵「司令」的「叛逃」，驚動了中央，因為他還帶走了一位名聞天下的葉劍英的公主。這個人就是朱成昭。
提起文革紅衛兵，就無法不提「首都三司」，無法抹掉朱成昭。朱成昭是首都三司的發起人和總負責人，是當時名氣最大的紅衛兵領袖。他從造反到叛逃到入監的種種，展現了一幅真實詭秘的文革畫卷。
背景：領袖操盤文革洶湧席捲
在毛澤東的一系列步步為營的精心準備和策劃下，1966年5月16日，中共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江青是副組長。此小組在文革中一躍成為實際的最高權力機構，主導了國家一切事務。
隨後，毛澤東派陳伯達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領導工作。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佈，公開煽動和支持紅衛兵的暴行，它宛若一顆爆炸了的毒氣彈，讓神州大地都瘋起來。同一天，毛澤東批示，全文廣播和在全國報刊刊出北京大學聶元梓7人的造反大字報全文。中央電台立即向全國廣播此大字報，《人民日報》等報紙於第二天後開始刊發。由此，文革燃燒起來，全國上下興起造反運動。
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於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在班級所貼的大字報上的筆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署名。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造反，反對學校黨委和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大發生了6.18揪鬥師生和幹部的事件，幾十人挨打。
「6.18」事件遭到了劉少奇等的否定，劉少奇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制止亂打亂鬥。但是工作組也只會使用「反右」式定罪那一套鬥爭手段打擊造反師生，這也激發了對方不滿。毛澤東要讓群眾自己起來搞文革，他知道全國學生會亂起來，他要的就是先亂起來。毛回到北京後，強令撤銷工作組（毛7月24日正式下令撤出工作組），指責工作組是「鎮壓」，「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隨後，在8月的中共中央會議中，毛進一步打壓工作組。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寫大字報的第一人聶元梓，被特許列席了中央這次全會。毛澤東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聶元梓。毛澤東知道，黨內有不少人對學生運動和工作組問題持有不同意見。要把「文化大革命」搞起來，還必須有一個大發動。於是，他採取了一個驚人之舉，寫了一張大字報。8月7日，毛澤東在會議上印發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等人的名，但明顯定性劉少奇等人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這個大字報給會議基本定了調子，參加會議反對學生造反和主張派工作組的人再不敢說甚麼了。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規定，要依靠「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來反對所謂「走資派」即黨的各級官員。此後，「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真正全面開始搞了起來。
文革始於1966年6月，真正的瘋狂起於同年8月，又叫紅八月，在一個月內，僅北京一地，便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受不了折磨而自殺的人無法統計。8月5日，北京師大附中副校長卞仲耕，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她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曾明確表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有份參與行凶，鄧榕當時是該校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此後，又發生了多起紅衛兵打死人的情況。北京市委的意見是「打死就打死了」。公安部長謝富治說：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打死就打死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打人殺人的事情受到保護，沒人敢制止，暴行就席捲開來。
早期的紅衛兵必須是相當級別的高幹子弟。北京師大附中是北京重點中學，高級幹部的子女佔了一半，中央高幹子女很多在這裡讀書。所以文革紅衛兵在這類學校就有突出的表現。老紅衛兵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這是長期階級鬥爭教育的結果。這些「紅五類」子女自認根正苗紅，穿上他們革命老子的綠軍裝，扎上腰帶，以示出身的高貴和革命性，這種裝扮立即風靡全國，成了紅衛兵的樣板著裝。他們照例要革別人的命，除了已打倒在地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以外，加上黑幫、臭老九，統稱為「牛鬼蛇神」，並大肆批鬥出身不好的學生和老師。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北師大附中紅衛兵頭頭、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他獻紅袖章。毛問她的名字並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說「是」，毛說：「要武嘛。」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文中對「要武嘛」三個字大做文章。接著《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的文章。毛澤東佩戴著紅衛兵袖章和「要武」的指示迅速傳遍全國。文革第一波暴行也隨之席捲全國。
此後，紅衛兵受到毛八次接見，造反派迅速被拉了起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燃燒起來。大串聯、語錄歌、忠字舞紛紛登場。得到毛澤東「造反有理」上方寶劍的紅衛兵，高唱，造所謂「牛鬼蛇神」的反，「破四舊」、抄家、揪鬥、遊街示眾，亂打亂砸。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的一再煽動下，一場曠古浩劫席捲全國。
宋彬彬在回憶文章中表示，她在8.19那天就寫聲明退出了籌委會，不再是該校紅衛兵的頭。《光明日報》的文章不是她寫的，她看到被人以自己名義寫文章，而且名字也被改了，當時很生氣。全國各地都給宋要武（宋彬彬）寫信，甚至到北京見她，她就改名了，叫「宋巖」。她對「8•18」後的暴力升級、打人成風，感到不解，也沒有參加以後紅衛兵破四舊的事情。
朱成昭成立非「血統論」造反組織
朱成昭（1942-1998），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個副局級老幹部。他1960年畢業於中國最好的中學之一——上海市上海中學。因品學兼優，一畢業就被抽到上海的計算機研究所，作為未來的專家培養。朱在那裏工作了兩年，已經擔任了課題組組長。由於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學基礎知識的貧乏，決定再去讀大學。受到當時在上中最為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的影響，他報考了北京地質學院。1962年入校後，正值階級鬥爭之風盛行，朱和不少同學一起被兩次派出參加「四清」。
文革爆發，朱成昭是地質學院水文系學生，他和一些同學一起給地院工作隊鄒大尤提了一些意見，被隊領導辱罵，並被劃為「第三類學生」，在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中已經定下「送去勞改」。朱成昭和幾個同學因此不滿，開始「造反」，在8月8日成立了地院「東方紅公社」。因為他們不搞「血統論」，只要反對工作組，不論出身誰都可以加入，很快一躍成為地院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在其示範下，同樣的造反組織紛紛成立，他們與只准「紅五類」參加的老紅衛兵對著幹。這些組織後來成為首都三司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