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8日訊】2012年4月12日新快報《不是孤兒的孤兒》一文報導：一個月前，智障流浪女在增城市石灘鎮橫嶺村一個垃圾站內生下了一個兒子，在熱心村民和醫護人員幫助下獲救，護士給孩子取名為「小豪」。流浪女自稱「謝阿平」，但誰也不知道她來自哪裡、孩子的父親是誰，且母子均攜帶梅毒。因為「謝阿平」顯然沒有能力照顧孩子，醫院打算等孩子恢復健康後，將他送到福利院，但擔心孩子不符合福利院的入院條件。
我查了一些福利院的入院條件，確實不符合。福利院通常都只收孤兒、棄嬰和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花錢請福利院代養的殘疾兒，並且需要出示一大堆證明、辦理一系列繁瑣的手續。
2012年4月13日新京報報導：小偉是一級智力殘疾，其父為精神病人，其母為智力殘疾人，祖父稱自己無力撫養，請求法院判決由外祖父母來撫養。小偉的外祖父對法官說，他和老伴均患病，目前兩人主要由大女兒和女婿贍養，他們也沒有能力撫養。2009年11月，平谷法院判決雙方輪流撫養，每次間隔一年。法官裴紀說：「現在最好的方案就是由祖父母申請，把孩子放在福利院，費用由外祖父母和祖父母輪流來出。」（《17歲少年智力殘疾爺爺外公互推撫養權》）
這類事件突顯了我國法制的荒謬。根據我國憲法，公民處於困境時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而代表國家行使救災、救濟職責的就是民政部門，但是民政部門卻將真正需要救濟的小公民排斥在福利院的大門之外。國家憲法不如黨政高層的看法和基層的辦法，似乎已成常態，非民政部門所獨有。中國法院也總是認可這些違憲、違法的「辦法」。
即使不從落實憲法和保障人權的角度考慮，中國政府也必須承擔撫養小豪的責任。謝阿平作為智障女沒有得到政府的救助和保護，流浪在外被人強姦（她沒有表示同意的能力），其監護人有責任，政府也有責任，好意思號召民間捐助？
客觀地講，福利院入院難也不完全是民政部門和其下屬福利院的責任，這裡有配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考慮，就是通過嚴格的條件、繁多的證明和繁瑣的手續來阻止那些「超生」父母把不想養的女孩或病殘兒送進福利院，從而逃避撫養責任和「社會撫養費」。
甚至中國法律也有意加重公民的養育負擔以削弱其「超生超養」的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十六條的規定，幾乎所有的孤兒與父母無行為能力的孩子都可以找到監護人，根本就無需福利院來養。但事實上孩子的出生與父母以外的親屬無關，讓他們承擔撫養責任既不公平也常常超出他們的能力。
由於嚴格的條件、繁多的證明和繁瑣的手續把大量孤兒、棄嬰和一時走失的孩子排斥在福利院大門之外。這些孩子，不幸的落到了人販子手中或者成為犯罪團伙的乞討、盜竊工具，幸運的成為「英雄母親」、「英雄父親」的孩子。這些「英雄母親」、「英雄父親」動輒養20個以上的孩子，其中多數是病殘孩子，條件極其艱苦（詳見楊支柱：《計劃生育與收養的中國特色》）。
同樣是為了配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防止公民用收養、送養的手段實現「超生」的目的，我國收養法對於公民送養孩子和收養孩子的限制是世界上最嚴格的，福利院成了一個某種程度上壟斷了收養權和送養權的機構。為了減少我國人口，民政部鼓勵單向涉外收養，於1993年11月3日發佈《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實施辦法》，允許福利院向外國收養人收取「撫養費」，1999年5月12日國務院批准的《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將「撫養費」改為外國收養人對福利院的「捐贈」。這樣一來，我國公民無論是送一個被遺棄或丟失的孩子進福利院，還是從福利院領養一個孩子，都變得極其困難。當然也不是沒有辦法，無非是送進去掏錢，接出來也掏錢。這樣的福利院，我真不知道應該叫兒童福利院還是兒童牟利院！甚至根本沒送孩子進去也沒接孩子出來，僅僅是為了從福利院獲得一個辦理收養手續必須的「送養證明」，也要掏錢。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師從醫院收養了一個棄嬰，孩子從來沒進過福利院的門，也為取得一紙「送養證明」給了北京某福利院5千元。
如果真為處於困境的兒童謀福利的，福利院就必須敞開大門，無論是被遺棄的孩子、走失的孩子還是被拐賣的孩子，無論是公民送來的孩子還是警察送來的孩子，無論證明是否充分、手續是否齊全，也無論是否有殘疾，一律應當無條件接待，給個棲身之所，給口飯吃。要相信絕大多數父母不會把孩子扔給福利院不管，而那些遺棄孩子的父母或拐賣孩子的罪犯比福利院更不配養孩子。至於調查孩子來源、發佈公告找尋可能丟失孩子的父母，那是第二步的事。如果真為福利院裡的兒童謀幸福，福利院就必須敞開大門，為公告期滿無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認領的孩子考察、選擇合適的收養家庭，使孩子獲得一個父母身心健康、有兄弟姐妹的新家。福利院不僅不應該向收養家庭收取「捐贈」，相反應當給與經濟困難的收養家庭以適當的補貼。@
──原載《新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