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欣:從《1984》看中共的邪教本質

榮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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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4月23日訊】 《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代表作。此書是經典的反烏托邦小說。喬治•奧威爾(1903—1950)是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名的英語文體家。《一九八四》(1949)是奧威爾的傳世之作,堪稱世界文壇最著名的反烏托邦、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彙都已收入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奧威爾式」(Orwellian)、「奧威爾主義」(Orwellism)這樣的通用詞彙,不斷出現在報導國際新聞的記者筆下,足見其作品在英語國家影響之深遠。

《1984》以細膩的筆觸,以主人翁-黨員溫斯頓的短暫一生做為主題,用他的眼睛、思想和感受給讀者展示出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性是怎樣被黨機制壓搾和摧殘,背叛了最親愛的人,背叛了最基本的做人準則,最後淪為黨的一顆螺絲釘,將全部的愛和信任獻給了老大哥, 最終又被黨無情的拋棄和處死。

書中的主人翁溫斯頓生活在一個虛擬國度「大洋國」裡,故事發生在1984年(即奧威爾創作此書時的30多年後)的「大洋國」。「大洋國」的統治階級是「內黨」,「內黨」的領袖是「老大哥」。「老大哥」從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戶內戶外卻到處張貼,犀利的眼睛,緊盯著臣民。主人翁溫斯頓僅僅屬於「外黨」,跟所有同志一樣身穿清一色的藍布工人套頭衫褲。他服務的機關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還有三大部,即「和平部」、「仁愛部」、「富裕部」。諷刺的是,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新聞,是黨的喉舌,對一切真實的歷史進行歪曲和塗抹;和平部負責戰爭;富裕部負責經濟事務;友愛部維持法律和秩序。友愛部是最令人畏懼的部門.它連一扇窗戶也沒有,重重的鐵絲網、鐵門、隱蔽的機槍陣地.甚至在環繞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著黑色制服、攜帶連枷棍的凶神惡煞般的警衛在巡邏,所以確切的說真理部負責造謠;和平部負責戰爭;富裕部負責挨餓;友愛部負責拷打。

四大機構各佔據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築。建築外邊大書特書黨的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溫斯頓擔任「記錄科」的科員,工作是修改各種原始資料,從檔案到舊報紙,全都根據指示改得面目全非。溫斯頓的家與所有私人居室一樣,有一個無孔不入的現代化設備,叫做「電子屏幕」。每個房間右首牆上都裝有這樣一面長方形的金屬鏡子,可以視聽兩用,也可以發號施令,室內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受這面照妖鏡的監視和支配。平時無事,電子屏幕就沒完沒了的播送軍隊進行曲、政治運動的口號、或「第九個三年計劃」超額勝利完成的消一息。這些噪音由中央樞紐控制,黨個體無法關掉。

溫斯頓每天的生活是單調、枯燥和機械的。按時上班,篡改歷史,快到十一點的時候,在溫斯頓工作的記錄司,他要和部裡的其他黨員一起坐在工作大廳的中央,舉行兩分鐘仇恨。內容無非是對黨所認定的黨內的叛徒、變節分子進行批判。他們的罪名無一不是,反黨罪行、叛國行為、破壞顛覆、異端邪說;他們的行蹤大多是策劃著陰謀詭計,得到外國後台老闆的庇護,在仇恨會中黨內的叛徒的形象會被醜化,當黨員大眾的仇恨被激起之後,無一例外會出現大救星-老大哥,這時所有的黨員都會像對神一樣的露出崇拜之情,雖然這種表現可能是偽裝出來的。

「大洋國」的統治是機械和殘酷的,軍事化的生活作息,沒有肉的正餐,無處不在的老大哥的面孔監視和窺視著每個黨員的一舉一動……在這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子中,溫斯頓的人性和理性開始對其黨性進行思考和對抗,他買來了日記本,用整齊的大寫字母寫著—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的寫滿了半頁紙。

恐謊一次次的襲來,但是他還是要這樣做。他清楚的知道的。他已經犯了體制內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長期隱匿的。你可能暫時能躲避一陣,甚至躲避幾年,但他們遲早一定會逮到你。並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舉行審訊,不報導逮捕消息,人就是這麼銷聲匿跡了,而且總是在夜裡。你的名字從登記冊上除掉了,你做過的一切事情的記錄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給否定了,接著被遺忘了。你被取消,消滅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為烏有(vaporized)。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裘莉亞,一個和他有同樣」叛逆」思想(獨立思想)的黨員裘莉亞。裘莉亞年輕、健康,她用自己的智慧在「大洋國」那種機械、殘酷、灰暗、陰晦、貧窮的氛圍中爭取愛和希望,美好的生活。小說寫到這裡,讀者們都在慶幸溫斯頓找到了真愛,躲進了小樓,如同躲進了世外桃源,但是沒有想到,原來裘利亞和溫斯頓所有的一切都在老大哥眼皮底下,老大哥的眼睛無所不在,思想警察無處不在,他們被抓了。
溫斯頓和裘莉亞被施以酷刑,不僅來自肉體,更多地是來自精神層面,他們被剝奪了人的所有權利,在極度的恐懼和酷刑折磨之下,匍匐在地求饒 ,承認一切謊言,背棄一切顯而易見的真理,例如「2加2等於4」,出賣所有的人,包括最心愛的人,當面對飢餓的老鼠,溫斯頓最終喊出「讓它們去咬裘麗亞」,許多讀者的心理防線也崩潰了。

《1984》揭示了黨政治的真實圖景,奧威爾對其本質的深刻的洞察,在小說中思想警察對溫斯頓說到,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並非如我們所謊稱的是要挽救你,而是要把你改造成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絕不製造殉難的英雄。
溫斯頓的悲劇一生,令人震撼,因為小說是在用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實概括黨性對人性的摧殘和毀滅,黨性肢解了人性,毀滅了人性,而又是那麼理直氣壯,溫斯頓明知自己所做的一切會是怎樣的結果,可是他還要做,因為那是一種天賦人權、自然本性的真實流露,那是上蒼賦予的人的基本權利,就如同「2+2=4」那樣的簡單、自然而然和理所應當,可是黨是不允許的,黨不允許真理在其黨徒的思想中存在,黨性超越了人性,黨的意志凌駕於自然、宇宙、家庭、社會之上,或者說黨本身就是反自然、反宇宙、反家庭、反社會、反人性的集合體,黨藐視一切生命,只對自身的權利感興趣。正如裘莉亞一針見血的指出,「黨為甚麼要禁慾,要是你內心感到快活,那麼你有甚麼必要為老大哥、三年計劃、兩分鐘仇恨等等他們這一套感到興奮?「除了抑制某種強烈的本能,把它用來作為推動力以外,還能有甚麼別的辦法能夠把黨在黨員身上所要求的恐懼、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黨對人們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樣的手段。要廢除家庭實際是做不到的,相反,還鼓勵大家要愛自己的子女,這種愛護幾乎是一種極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卻有計劃的教子女反對父母,教他們偵查他們的言行,密告他們的偏離的傾向。家庭實際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擴大。用這種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的監視你。」
從某種角度說溫斯頓的悲劇是必然的,因為以一個體制內的一分子去對抗整部國家機器,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在溫斯頓在觀察和思索後說出了這樣的話,「希望在群眾 」,「未來屬於群眾 」。而對於一個黨體制內部的人來說,六個月,一年還是五年,最終都會成為死人。(書中不斷出現的台詞「我們是死人」)。

我們驚嘆於作者的洞見和超凡的預見性,北京作家王小波曾說:對於我,它(1984所描寫的生活)也不是虛構,而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歷史。看過本書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本書簡直就是對文革時期狂熱社會的預見。雖然,作者並沒有想來經歷文革。

時間如梭,當人類的歷史跨步21世紀,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如此廣泛和頻繁,《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的統治似乎在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那種真實還在存在,無論是在亞細亞的孤兒—北韓,還是在曾經古老和文明的
中國,人們還是會看到溫斯頓的悲劇在不斷的上演,只是變換了模式,沒有了「戰爭就是和平」的狂熱叫囂,黨不再需要黨員個體將全部熱情和熱愛獻給他。取而代之的是為了拉攏黨員為其賣命的全面腐敗和墮落,但是
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不讓人恢復人性中嚮往追求真理、和平和善良的天賦人權,不讓社會恢復重德向善的神傳文明,所以對於黨體制內部的人來說,只要沒有退離這個黨。六個月,一年還是五年,最終依然會成為死人。

《一九八四》是一部啟迪良知和充滿理性思辯的小說,他用生動的故事,犀利的語言揭穿了黨的謊言,揭開了黨的畫皮,正如小說代言中所說,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但是這種保障卻來得那麼沉重、悲傷和無可奈何,正如生活在中國黨文化中的網友所說「我覺得我以前的一些觀念被它解構了,空了,我開始懷疑我以前的經歷,有種完全被否定的感覺。它拆了我的一些東西,卻沒再建起一些東西。 這種感覺好恐怖,我不知道還應該用怎樣的態度過以後的生活。我努力思考著……」;「我一直看下去就是為了看到溫斯頓尋找真理的過程能最終得到成果,但這結果令我十分絕望……最後那句『他(溫斯頓)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我真的淚流滿面了,因為極權將你所堅信的一切踩踏得一文不值。」
這也許是《一九八四》的歷史局限,他能夠揭開黨的畫皮,卻不能給人們一個擺脫黨控制的方法。

所幸的是歷史跨越了無論是一九四八還是一九八四,退黨大潮席捲世界的每個角落,如果今天奧威爾依然健在,他一定會欣慰的感歎,溫斯頓的悲劇可以避免了,因為多一個人退黨,就多了一份自由和希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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