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03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下）
五、中國傳統文化的現狀
近些年，中國大陸國學熱風生水起，先是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大學科研機構成立了以儒學為核心的研究機構，一些學校嘗試開設了國學課。一些電視台、電台等大眾媒體及一些書院等學術機構也開設了傳統經典講座。特別是2007年9月，國家教育部及國家語委破天荒的下達指導性文件，要求低年級學校開展傳統經典誦讀活動。全國各地不少學校開展了以《三字經》、《弟子規》、《論語》等儒家經典為主的誦經活動。似乎，傳統文化的春天已經來臨。民間對傳統文化的歡迎很好理解，但官方態度的轉變實在有些出人意料。為甚麼中共官方會推出這樣一個文件？很多人並不瞭解內情。
199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趙樸初、冰心、曹禺、夏衍、葉至善、啟功、吳冷西、陳荒煤、張志公等九位文學藝術界社會知名人士政協委員，聯名提出第016號政協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提案對傳統文化的傳承現狀表示深深擔憂：「我國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連續性，形成一條從未枯竭、從未中斷的長河，但時至今日，這條長河卻在某些方面面臨中斷的危險，此可能中斷的方面是代代累積，構成我民族文化重要內容的各類古代典籍的研究和繼承。不可諱言，目前我們一代人的古典學科基礎已遠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繼我們而起的青年一代則更無起碼的古典基礎可言，多數人甚至對古代文學、歷史、哲學的典籍連看也看不懂了。」「構成我們民族文化的這一方面是我們的民族智慧、民族心靈的龐大載體，是我們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也是幾千年來維護我民族屢經重大災難而始終不解體的堅強紐帶；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任此文化遺產在下一代消失，我們將成為歷史罪人、民族罪人。」
因此提案建議：「成立幼年古典學校，也可以就在師範大學的附屬小學、附屬中學設立古典班，使入學學生除接受一般教育外，重點接受古典學科的基本訓練；適當採取傳統的教學方法，歷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都要背誦，不必分科，除背誦相當數量的歷代名篇外，還要指導學生從事古文、駢文、詩、詞、曲的寫作實踐；幼年學校或幼年班的學生將來升入相當於中學的古典專科學校或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內的古典班，最後升入大學的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這批人畢業後或進入各級學校從事教育工作；或分別進入文學、歷史、哲學研究所及部分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而有關部門則為其提供終身從事專業的必要條件和生活保障，使這只由少數人從小接受培養而形成的專業隊伍不致流失。上述建議，希望儘快組織討論，付諸實施，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僅就師資而言，目前能擔負起古典學科教學工作的人已經不多了，而且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現在採取行動，尚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強對付，再過十年八年，恐怕這樣的古典專科學校，想辦也辦不起來了。」提案之人都已年逾古稀，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誠可嘉許。時間過去了整整12年，憂國憂民的提案人幾乎全軍覆沒，才終於等來了中共官方的響應。古典學校這樣紮紮實實的事兒是不用想了，表面文章是很值得做的。全國學校誦讀經典，這多大的動靜！全社會、全世界都看在眼裡，說我不重視傳統文化，比竇娥都冤！這就是中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共邪黨是不在乎成為罪人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巨罪，一句「團結一致向前看」都能輕飄飄地打發了，罪魁禍首還能天天供人瞻仰，它還怕別的嗎？
所以說，表面的喧囂掩蓋不住內裡的空虛。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十年浩劫中「破四舊」及「批林批孔」運動，特別是中共無神論宣傳等諸多方面因素的誤導影響，眾多國人，尤其是中共的一些決策者，對中華傳統文化成見頗深，依然將《易經》、《道德經》、《論語》、《中庸》和《孟子》等傳統經典視為封建糟粕、迷信，把伏羲、老子、孔子和孟子等看作異端、封建專制的衛道士。還有人把萬世師表孔子蔑稱孔老二。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表現及其成因，近年來，不少海內外專家學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滋潤華夏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式微表示痛惜，對國人罔顧自己祖宗的瑰寶失傳而無動於衷，頗感無奈。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改變現狀的建議與期望。
2008年10月9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儒學大師杜維明在北京大學所作「當代中國的儒家精神」主題演講中指出，儒家「仁義禮智信」基本價值在文化中國地區沒有被充分的理解，而西方所提出的自由、人權、法律，在中華社會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卻是比較大的。中華民族經過長時間發展成了「食西不化」。
香港中文大學劉笑敢教授也說：「中國跟西方接觸以來，在很多地方已經西化了。我們的大學體制是西化的，我們的學科分類是西化的，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受到了數學、物理、化學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或在潛意識、無意識的意義上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維方式或西方的思維概念來觀察思考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化中的問題。」（《訪談錄》156頁）所以有的學者就哲學問題分析道：「中西哲學是兩個不同形態的哲學。我們不能因為沒有西方以知識為中心的哲學就妄自菲薄，認為自家沒有哲學，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學觀念硬套中國固有的哲學。哲學本無固定的形態，不同的文化背景突顯不同的哲學形態，而哲學自身也在發展變化。我們當下的工作是在現有的語境下深入挖掘中國特有的哲學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學的後面亦步亦趨，隨便比附。否則，我們將無法使我們中國傳統哲學所蘊含的廣大精深的智慧開顯出來。」（《國學精華編》，商務印書館，2011年8月版，第393-394頁）
不難看出，學者們在比較中西方文化的異同時，實際也陷在哲學的泥沼裡而不自知，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為哲學的東西。實際東西方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東西。那個哲學是西方文化的精華，而於中國來說則不適宜。中國的傳統文化實際是經學，不是哲學，雖然其中有哲學的內涵，有哲學的辯證思維，但本質上是經學，這是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是因於不同的文化目的。西方的文化主要是豐富人類的文化，而東方的文化則是從根本上提升人類的認識層次。兩者截然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為《君子之道——中國人的處世哲學》所作序言中指出：近百年來，國學的地位遭貶低，國學的價值遭否定，國學的意義遭質疑，國學的前途遭抹黑，是個不爭的事實。國學文脈在歷史的重創之下幾乎斷裂，我們民族的精氣神也隨之江河日下，就像一個人的脊樑骨受了重創而難以站立一樣，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處於不斷滑落和衰頹之中，金錢至上、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現象已不是少數。梁漱溟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沒有宗教，替代一個大宗教而為中國社會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這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原所長資中筠先生在「嶺南大講壇」演講中講到西化的問題：「我覺得中國人不會全盤西化，不用害怕，因為有這麼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還是壞的傳統，13億人不可能全盤西化。問題在於向西方學習甚麼，是精華還是糟粕，永遠是個問題。我再舉一個例子，我聽說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搞了一些所謂的貴族學校，學費一年好幾十萬。有一些特別有錢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去，受封閉式的所謂的英國式貴族教育，包括學騎馬等等。他們所想像所理解中的英國貴族做的事情，他們就要學。不知道這樣會培養出甚麼樣的人。這姑且不論，但是還有一點，貴族精神裡有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為甚麼英國王子非要去參軍？他覺得如果不做這件事，顯不出來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無愧於皇家榮譽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現在是女王、那時候是公主的伊麗莎白，也到軍隊裡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貴族有一種責任感，那才是榮譽。蕭乾作為唯一《大公報》駐倫敦的記者，寫的一篇戰時通訊給我印象很深，他寫到空襲警報來時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時候，他發現英國紳士還是讓婦女和兒童先走，不失其風度，他感覺到這樣的民族和這樣的人是不可戰勝的。我想暴發戶家長們都不會想到這一點，結果培養出來的都是紈褲子弟，皮毛都學過來了，能說非常地道的英文，也會騎馬、打球等等，可是責任和榮譽意識這樣的精神就是學不過來。」
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崇琛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中，張崇琛將國學的核心精神概括為天人合一、人際和諧，將國學的基本內涵概括為孝悌、仁義、誠信、禮儀。縱為孝，橫為悌，孝悌做到了，家庭上下左右關係也就處理好了，家庭就和諧了。把孝悌推廣到社會上去，就叫「仁」。「仁者愛人」，大家都做到仁了，社會也就和諧了。與仁相聯繫的是義，即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講人與物的關係，也是做人的根本。第三是誠信，這是法乎自然，如日、月、星是坦誠的，日食、月食也是人皆可見的，因此人只有像天體一樣坦誠，才能取信於民，取信於萬物。否則誠信缺失，誰的話都不信，這個社會就亂套了。第四是禮儀，這是外在的形式，是社會行為的規範，是前三者的外現。假如一個人做不到仁義，便用禮來規範他；禮還做不到，便只好用法、刑來強制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我們學國學，就是學做人。只有人做好了，社會才能和諧。張教授非常支持青少年國學經典誦讀，並認為「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靈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青少年學習國學經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2010年9月26 日，在孔子的家鄉山東省曲阜市尼山東麓尼山聖源書院報告廳舉辦的東西方文明高端對話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尼山論壇組委會主席許嘉璐和美國著名基督教福音派領袖、水晶大教堂創始人羅伯特•舒樂博士，在回答「你最擔憂的人類危機是甚麼？」的時候，都表達了相同的看法。「物慾增長肆無忌憚，讓世俗的理念控制了我們的精神」。舒樂簡潔作答。許嘉璐則慷慨激昂：「經濟領域無限的貪慾和人際關係中的狂妄自大，正成為人類的通病，對於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來說無異於飲鴆止渴。」在對「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到 LED 換代更新很快，手機更是換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現象，自哲學角度進行評判時表示：「我們其實不需要這麼多東西，社會也不應該過多強調物質的積累，要考慮的是思想個性的發展。」舒樂說，要提倡過簡單生活，不該被物質所羈絆。很顯然，他們所闡述的觀點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衍生。
六十多年的醜化謾罵，中華傳統文化被嚴重異化，失脫了本來的面目，很大一部分國人對傳統文化由疏遠而憎惡，直至反叛，傳統文化簡直成了禍害中華民族的罪魁！且罪大無極！國人皆視為當然，沒有絲毫的疑怪之處。全不知世界是如何看待我們的，不知道自己實際被引入歧路，導入邪道。更不知道是上了中共邪黨的當！不知道當今的一切社會醜惡現象，道德的急劇下滑，是因為失去了傳統道德的約束所致，不知道這一切的總根源是中共邪黨對傳統文化的滅絕性破壞！
在2011年北京論壇教育論壇上，美國布朗大學教育系副教授李瑾女士難掩對中國傳統文化日益凋敝的痛心。這種痛心由來已久，來自於三十年前。1980年，一名德國導師發現所帶的中國留學生特別熱衷學習外語，卻無人說得清儒家、道家文化。憤而質問：「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們對自己的文化一竅不通，為甚麼還要拚命學我們的文化？」德國老師的質問，刺痛了這位在美國生活多年的華人的神經。過去的30多年，海外華人堅決地保衛生活區中刻著「禮義廉恥」漢字的牌坊，而中國大陸拋棄傳統文化的現象卻較往日有過之而無不及。李瑾說，「我所接觸的中國留學生對待傳統文化，大致有三種反應：一無所知，含糊其辭，完全否定。真正說得上來的沒有幾個」。「好像安徒生筆下沒有穿衣服的國王，日本、韓國都看得見的核心文化，中國人自己卻不知道，甚至常常是不願知道」。「不愛傳統文化，中國學生怎麼了？」
為甚麼中國學生不願意知道自己的傳統文化？李瑾認為，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的無知，始於鴉片戰爭時期喪失文化信心，自此走上了消極的否定之路。之後的一百多年來，其代表儒家文化被反覆拉出來批鬥，傳統文化的地位始終沒有擺正。她發現傳統文化越來越變成教綱上的隻言片語，沒有系統的理論闡述，中國學生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例如，在中學階段的政治課本上，王陽明多是以一位唯心主義者身分出現，卻鮮有人知道王陽明「心學」的偉大。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遺忘與無知，不僅僅是大學生。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有多少人知道？「文革」期間至中共建政，大陸人知道的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直到大陸特准台胞回大陸探親，而後台胞組團公祭黃帝陵時，13億人才漸漸知道大陸還有個黃帝陵，才知道中國人還有個共同的人文始祖，好像人也不是猴子變的，至於姓甚名誰？姓姬，姓公孫？號軒轅氏，有熊氏？黃帝的為人、事跡？一概不曉！道聽途說者，書面語言都寫成「皇」帝！
清華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彭林在清華校園內開設《四書》課程。經過一個學期的講解後，他問學生，「你們誰能告訴我，《四書》裡哪些內容是教你們學壞的？」底下在座的幾十位學生都笑了。
實際上，一直到近代以前，中國文明在整體上都高於西方。綜觀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髓得到弘揚的時代，就是整個社會、經濟都十分發達國力強盛的時代，像漢、唐、宋、清朝前期等。德國學者弗蘭克的著作《白銀資本》論證，一直到18 世紀，世界經濟的中心都是中國。十七、十八世紀時歐洲掀起「中國熱」，而那時候其實中國開始走下坡路，但是仍舊讓歐洲自歎不如，並且心甘情願地向中國學習。歐洲的上流生活、藝術等各方面都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更是幫助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
在傳統文化被極力詆毀的同時，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也被褻玩利用了。進入21世紀後，以「孔子學院」為象徵和代表的中國文化也像「中國製造」的商品一樣，影響到世界各地。現在全球已開孔子學院282所。國內，以解讀《論語》而出名的於丹以年收入1,103萬和極高的媒體曝光率榮登《福布斯2008年中國名人榜》，排名第25位。各種天價國學培訓也屢見不鮮。廣州已經有不少公辦、私立幼兒園引入了國學課程，甚至有主打國學牌的「國學幼兒園」。幼兒園打國學牌，主要是因為國學文化元素有助於吸引生源、提高學費。「成長訓練營」、「感恩之旅」、「進畫裡鄉村，品國學經典魅力」，等等，一些夏令營為爭搶客源紛紛打出國學旗號。國內各大學也相繼開辦國學班，一年制課程，收費不菲。厚重、古樸、深邃和博大的國學成了「LV」般的時髦奢侈品。這到底是在弘揚國學還是斂財？傳統社會以天道價值為導向，現代社會以功利為導向，誰好誰孬？！
對於中國社會目前的這種扭曲狀態，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就感覺不到。海歸學者陳丹青博士在2011年6月，接受「鳳凰網文化」關於「在急促追趕經濟發展潮流的文化激進主義下，當下的人們應該從哪一步開始做起來，儘量挽留一些純粹的文化」時的回答，很能說明問題：「光開會沒有用，光呼籲也沒有用，我覺得就是別管文化這一攤，讓老百姓自己辦，自己玩。管好國防，管一些大的工業、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來它從來沒有停止過管制，甚麼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壞了也是它抓，這也是一種文化——黨文化。結果就是現在這樣。我們活了這麼大年紀才明白這是一個黨文化，不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對許多人來說，「黨文化」一詞是個新概念，不太好理解。所謂黨文化就是以馬列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試舉一例。在明朝和清朝統治的500多年裡，所有的政府機構，也就是州縣衙門的大院裡都立著一塊石碑，叫作「戒石銘」，上面刻著16個大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而今天的所有中共政府大院裡也有一條標語，上寫5個大字：為人民服務。這後面的東西就是黨文化。
那麼，形成目前這種令人痛心的社會狀態的原因是甚麼呢？
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是二十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衝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以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文化革新運動。運動以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發表文章為標誌，陳獨秀說：「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胡適、魯迅、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也紛紛撰文抨擊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四提倡，四反對」：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潔、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胡適《吳虞文錄序》）「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有兩個內容，一個是提倡廢除漢字，一個是倡導白話文。陳獨秀：「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胡適：「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魯迅：「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關於新文字」，《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61－162頁）魯迅甚至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驚世駭言（上海長江書店1936年11月初版《魯迅訪問記》），曾任共產黨總書記的瞿秋白竟至聲言：「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690頁）。這種因對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痛心疾首而發出的聲討，必欲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斬草除根之決心，已經超過了矯枉必然過正的限度，成為非「寢其皮，食其肉」不能解恨的對祖宗的惡毒詛咒，這連中華民族的敵人、毫無干係的族外人都做不出來，而直接由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飽讀經書、富含傳統文化底蘊、獲益最多、最得祖宗恩澤的知識精英們，竟能翻臉不認人，啐祖宗個滿身滿臉，真是曠古未有，這同兒子打老子有何兩樣？實在是連做人的起碼良心都沒有了。這種在思想文化層面對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營造出了一種摧枯拉朽、牆倒眾人推的駭人聲勢。在西方文明與新文化運動派的雙重夾擊下，儒家文化風雨飄搖，氣息奄奄，舉步維艱。
當然，也有一批負有興亡續絕之志的儒士，奮起回應新文化運動的激越批判，以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吳宓、章士釗、梅光迪、柳詒徵、胡先驌、陶希聖等。影響最巨且不得不提的是梁漱溟及其著作。1921年，梁漱溟在歐風美雨中發表的反對新文化運動派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不僅是「儒學現代化的一部開路之作」（羅榮渠語），也是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的第一年就印刷五次之多，出版後不到一年就引出了近百篇評論、討論的文章，以及十幾本小冊子討論東西文化，而且在短時間內被譯成十二國文字。這種影響是1915年《新青年》雜誌出版以來任何一本著作都不曾有過的，當時人們稱其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說它「把東西兩半球的學者，鬧個無寧日」（李石岑：《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民鐸》1922年三卷三號）。
那麼，當時為甚麼要反傳統呢？胡適在《我自己的思想》中講：「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從「西化」到現代化》，羅榮渠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82頁）資中筠先生認為：「因為他們感覺到如果那些頑固的舊禮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風俗習慣的束縛如果不打破的話，新思想進不來，民族無法新生，所以他們特別感覺到這些束縛需要打破。那麼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是甚麼呢？很明確，科學和民主。如果傳統禮教不打破的話，科學就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說不上，都是在「三綱五常」底下，怎麼可以講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個婚姻自由，就做不到。」（「嶺南大講壇」演講稿）
新文化運動將中國所有現實中的問題都歸罪於傳統文化以及強烈的短程功利主義和非此即彼的唯一真理觀，無疑是極端的，不符合社會現實。由此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直接導致了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和傳統道德的敗落。以文言文為例。中國文化注重以文載道，而道都承載在文言文中，新文化運動顛覆了文言文，使白話文占據主流地位，使傳統文化受了致命的一刀，不僅割斷了文言文，同時也割斷了文言文所蘊涵的人文思想，是後來中國社會道德全面下滑的濫觴。這一危害在當時並不明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始作俑者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在白話文語境成長起來的下一代，就難以像前輩一樣直接自文言文中汲取民族文化的營養，造成與傳統文化的脫節。
新文化運動的天大之罪，是在客觀上為共產紅禍的氾濫準備了必要的思想條件，讓馬列主義思想乘虛而入，導致了近百年的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在此之前兩千多年的傳統中國社會，敬天奉神的傳統一直占據社會的主流，漢朝以降的儒家思想更是銅牆鐵壁般穩固地把持著中國人的思維，百毒難侵，期間雖有范縝、王充的無神論思想攪擾世道，但都難成氣候。不成想，傳統社會甫一結束，中華民族的劫難便隨之而來，新文化運動像一把利斧，在傳統社會身上撕開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共產主義幽靈瞅準時機毫不費力地進入了體內。從此，就像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樣，天翻地覆地鬧開了。
第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破壞。那場讓全民族不堪回首的浩劫，不知造就了多少場焚書坑儒！從挖祖墳到毀文化遺蹟，從你鬥我、我鬥你到與親人劃清界限，從師道尊嚴到教師成臭老九……，等等。種種倒行逆施，直接導致承傳二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出現斷層。「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不知傳統道德為何物，道德標準混亂，社會烏七八糟，貽害無窮。「文革」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更是無遠弗屆，直到今天，傳統文化仍然是灰頭土臉，彷彿做了甚麼丟人事兒一樣，不能堂堂正正的面對世界。2010年8月30日，中華優秀文化《弟子規》大講堂落戶儀式在太原舉行，國內知名學者錢文忠表示，「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遠遠不夠，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底線在迅速崩塌。……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急於踐踏文化，也不知這是為甚麼。」
他認為，《弟子規》所講的就是做人的規矩，它需要我們全民都來學習。這樣才能把我們的文化落地為一種生活中的文明意識。「《弟子規》具有普世價值，沒有一句封建糟粕。現代缺乏良好的風氣，傳統中國文化中的道義就是孕育真善美的源泉。」
第三，是對諸多傳統文化的誤解。而誤解又來源於不瞭解及偏見。例如：我們常說的：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實際是：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又如孔子在《論語•顏淵》裡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認為是封建等級觀念的始祖。實際上是孔子2500年前對齊國君主齊景公詢問他如何為政的回答，強調的是各自的責任。齊景公當場表示讚許：「講得好！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雖然有糧食，我能吃得上嗎？」「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禮不卑庶人 」，不會因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罰，也不會因為庶人社會地位低，就將他們排除於文明社會之外。「存天理，滅人欲」，是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提出的，是一句飽受後人斷章取義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甚麼？「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何錯之有？還有一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孔子時代的語境與現代的語境有很大不同。孔子並不是把女性與卑鄙小人歸為一類，歧視女性。正確的解釋是：「小女孩和小男孩是難以教導的。用淺近的知識去教導他們，他們就不恭敬；用深遠的知識去教導他們，他們就埋怨。」還有把「中庸之道」說成是不講原則，其實是不走極端。這有甚麼不好？至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極端自私的俗語，根本就不是來自於秉持「中庸」思想的古聖先賢，任何一部傳統經典中都找不到它的影子。再有《論語•秦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釋成「老百姓只可被驅使，而不可以讓其知道為甚麼」。由此認定孔子是愚民政策的鼓吹者、始作俑者。孔子不僅搞「克已復禮」（當時的說法「克已復禮」就是復辟），還搞愚民政策，罪莫大焉。這種解釋一直延續至今，最新出版的權威《論語》註釋本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論語註釋》以及其它中共官方所有的版本都是這樣解釋的。而其實原話應該這樣句讀：「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說，詩、禮、樂是教育民眾的基礎，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詩禮樂，就讓他們自由發揮；如果人民還掌握不好，就要去教化他們，讓他們知道和明白這些東西。這才符合上下文的通意，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試想，一個被奉為「萬世師表」的偉大的教育家，一生致力於教化天下民眾的聖人，怎麼會說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話來？！中共利用其掌握的話語權，為了維護專制獨裁的極權統治，就是這麼肆意愚民！中共的一切行為就是一個字——騙，騙的目的是維護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同時還需要明確一點，對傳統文化經典的誤讀並不是難於辨識，不可糾正，而是中共邪黨故意保持現狀不作糾正，它就是有意讓民眾誤讀，因此而怨恨厭棄傳統文化，為馬列邪教的傳播並占據社會的主流思維掃清思想障礙，否則的話，這算個甚麼事，共產黨那麼多御用專家，這麼點兒事還解決不了嗎？由此可見，共產黨是得騙人處就騙人。
還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誤解是認為傳統文化耽誤了中國的科學進步。當今社會往往以科學的發達與否作為評判社會是否先進的標準。以科學為準繩是否合乎真理且不說，即以科學而論，《周易》思想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如墨家的許多科學成就，就源自於《周易》的相生相剋（西方謂之辯證）道理，《墨經》記載了大量的物理學知識。其中有槓桿原理和浮力理論的敘述，還有聲學和光學的記載，它闡述了影、小孔成像、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成像，還說明了焦距和物體成像的關係，在力學方面的論說也是古代力學的代表作。對力的定義、槓桿、滑輪、輪軸、斜面及物體沉浮、平衡和重心都有論述。限於篇幅不再舉例。即使同時期的科技成果，外國也根本沒法比。古代數理化方面的書籍很多，拋開失傳的不說，至今存在的：《周髀算經》、《筭數書》、《九章算術》、《綴術》、《算經十書》（《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海島算經》等）、《四民月令》、《氾勝之書》、《齊民要術》、《呂氏春秋》、《淮南子》、《農桑輯要》、《農政全書》、《天工開物》、《抱朴子》、《墨經》、《甘石星經》、《淮南子》、《大衍歷》、《授時歷》、《水經》、《水經注》、《營造法式》、《管子》、《夢溪筆談》等等，同時期外國能比嗎？以造船為例，船體的榫卯結構、帆、倉、漆等等技術，數、理、化、幾何學缺一不可，需要嚴密的計算。中國的船帆絕對是劃時代的科技，有了它才使得逆風而上成為可能，用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空氣動力學的鼻祖。（網文，《全世界只有中華傳統文化才能算是一種真正的文化！》，作者：所向披靡15，2011年8月10日）
自然科學統計資料表明：中國歷代重大科技成就（項目）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比例為：公元前6世紀前為57.4%；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為50%；公元前1世紀到400年為62%；401年到1000年為71%；1001年到1500年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發明和偉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項，其中有175項是中國人發明的。完全可以這樣說，作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古代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特別是科學文化方面，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時間跨度約為春秋戰國至明末清初的2000年，即公元前5世紀—15、16世紀左右，也就是清朝除外的整個傳統社會時期，這一時期是古代中國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值得可圈可點和最具代表性的王朝有：秦、兩漢、晉、隋、唐、宋、元、明 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對中國傳統文化給予高度讚揚，他說：「世界上有古無今的文化很多，有今無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則很少，像中國這樣波瀾壯闊的文化傳統簡直是獨一無二的歷史現象。」（李海年，《古代中國文明為何領先世界？（一）》，2011年9月24日，草根網）
第四，當前重科學輕道德的愚民教育導致傳統文化嚴重流失。以維護無神論為根本目的的中共邪黨，病態地吹捧科學萬能，使科學成為全民的宗教信仰，體現在教育科目設置上，過分注重理科，而大多數人所學的高數、理化知識在生活中毫無用處，空有文憑一張。而為社會極需的廣泛存在於傳統經典中的為人哲學、道德導向、價值引導等問題，卻幾為空白。空耗國家個人的資財與精力、人生時光，培養出來的人既不會做人，也不會做事。中華古國的儒雅之氣蕩然無存，中庸平和的社會氛圍遍尋不見，到處是急功近利，一片浮躁。五十歲以下的人多數不知道「三綱五常」，多數沒看過「四書五經」，更遑論指導自己的人生。
雖然如此，不少人仍覺得，只要中國還在，中國人還在，普通話還在，中華文明就沒有問題。而現在的問題恰恰在於，中國還在，中國人還在，普通話還在，但中國傳統文化卻幾乎快要消失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面臨斷子絕孫、無以為繼的重大危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對此，很多人沒有感覺，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經世濟用，他以為眼前的所見就是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在圖書館、檔案館還存在著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化經典。這些含有「善惡有報」、「舉頭三尺有神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等思想的東西，是共產黨不願意讓民眾看到的，所以也就不可能自國家層面上大量普及，儘管它是利民利國的。經典的作用在於它的應用，否則，跟不存在有何不同？！
更可怕的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橫行而來的西方文化頂替掉了！自己的文化被悄悄置換掉了，自己還不知道！中國今日的理科教材中全是西方的東西，中國的技術、產業、管理、社科、理論都是源於西方，有哪個是中國的？占據社會主流意識的資本主義、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不都是舶來品嗎？香港中文大學劉笑敢教授說：「中國跟西方接觸以來，在很多地方已經西化了。我們的大學體制是西化的，我們的學科分類是西化的，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受到了數學、物理、化學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或在潛意識、無意識的意義上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維方式或西方的思維概念來觀察思考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化中的問題。」（《訪談錄》156頁）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即使現在，也有人主張取消中醫、取消漢字漢語，認為那些東西不科學、不先進，應該淘汰。當今中國從中共當局到民間對科技的信奉、迷信與依賴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共產黨就公開倡導「崇尚科學」，科學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神！違逆不得！可憐的中國人不知道，中共邪黨鼓吹「科學至上」只是為了利用科學這根棒子打擊中國人對神的信仰，就像宣揚共產主義理論是為了維護中國人對中共邪黨的信仰一樣。
若干中國人並不知道，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文字，看上去還是漢字，但它所表現的文化，它所承付的傳統內涵，已經於不知不覺間被外來文化代替了，現在中國人所用詞彙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外來文化。有人統計現代中國漢語70%多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生活用詞，都是源於日本漢語，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神傳文化的靈魂已幾乎消失殆盡。如：大本營、大局、大氣、代表、代言人、單純、單位、單行本、蛋白質、德育、低調、低能、低能兒、敵視、抵抗、動員、獨裁、獨占、讀本……；機關、機械、積極、基地、基調、基督、基督教、集團、集中、計劃、記號、記錄、技師、假定、尖端、堅持、檢察官、簡單、見習、間接、建築、鑑定、講師、講壇、講習、講演、講座、交換、交通、教科書、教授、教養、教育學、階級、接吻、節約、結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額、金剛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絲雀、緊張、進度、進化、進化論、進展、經費、經濟、經濟學、經驗、精神、景氣、警察、警官、淨化、巨匠、巨頭、巨星、具體、俱樂部、劇場、決算……；健康、衛生、乘客、儲蓄、反感、化妝品、緊張、批評、企業、氣氛、人格、肉彈、昇華、生產、體育、同情、統計、文化、文明、文學、時間、勞動、服務、白血病、大氣污染……，等等。僅以上述所舉為例，能從中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內涵嗎？還有一絲傳統文化的影子嗎？涉及到法律、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大量的概念話語，基本都是日本漢語構造的。這些讓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字語言，實際上已經代替了我們祖宗的語言。人還是中國人的面孔，但骨子裡流淌的已不是祖宗的血液，靈魂已由外來的靈所代替！一定不要忘記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軀殼只是一個載體。為甚麼英語世界裡的外籍華人不是中國人呢？他們也是黃皮膚、黑頭髮，但他們的文化已不是華夏文化，他們的風俗習慣，一切內涵都不是中國人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不少70後、80後、90後年輕人，已經是只不過生存在中國土地上，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的世界人了！不知不覺被改變了，異化了，如此下去不可怕嗎？現在的年輕人過情人節、聖誕節的勁頭要遠遠超過中國的黃曆新年！年輕人對歌星、電影明星的熟悉要遠遠超過對歷史文化名人的崇拜！長此下去，傳統文化還會存在嗎？中華民族還會存在嗎？
六、回歸傳統文化
真正對傳統文化抱有感情的是六十歲以上的人，因為他們所接受的是傳統文化的教育，深知傳統文化的寶貴和繼承的責任。而六十歲以下的人，全是黨文化環境裡成長起來的，根本就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當然也就不知其珍貴，所以就棄之如敝屣。中華民族危矣！要挽救中華民族於危難，當務之急就是全面回歸傳統文化。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首先要提高民眾自信心，重新認識傳統文化，找回失落的自信。人們常以中國文化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文化中精華的精華作對比。中國文化的象徵即是魯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續妾，抽鴉片煙等，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則是自由、民主和個人尊嚴。這樣比較，對中華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殘。魯迅自虐式的偏激描敘，根本就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這種病態的反映，只會對國民心理產生消極影響。一個民族要發展，尤其在危難中自救，除了政治、經濟、制度建構方面的改變，還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設。現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樣使我們的心態改變。
儒學大師杜維明教授認為：「我們的傳統沒有死，需要重新回顧，重新認識我們這個大難不死的傳統。歷史上，整個東亞社會，所謂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這些大的文明能夠充分現代化，確實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灣（地區）或香港地區，或現在中國大陸沿海，確實有新的發展道路。這個新的發展，與自由民主的發展有相契處，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說台灣（地區）、日本、韓國不民主，它們都屬於儒家文化圈。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觀念都是現代不可或缺的，同時現代性面對21世紀的生態環保、精神的沒落等問題，還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價值帶進來。在自由之外要帶進甚麼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帶進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還有禮讓。個人尊嚴以外，還有社會和諧。」同時，杜維明還反對儒家思想是封建統治階級愚民工具的說法，認為儒家文化具有普遍價值，並不從屬於某一階級：「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儒家是一個很特殊的生命形態，貫穿於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我根本不能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認為儒家是屬於中國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即官僚制度或士大夫的意識形態。這種判斷和歷史事實是完全不相符的。……儒家並不屬於某一階級。」（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18頁）
杜維明在與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對話中國傳統文化時還提出：「有人提了這樣一條思路，認為三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要重新考慮三綱。我曾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是一個權威主義、等級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但是有學者不是這樣看，這讓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啟蒙的，晚年時跟我說，你不要輕易否認三綱。他提醒我說，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墓誌銘裡面，說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這個價值就像柏拉圖所謂的理想，對此我也覺得很驚訝。這點我要做進一步的思考。『以人為本』是西方文明所倡導的，而且似乎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公認，但我不認為它是正確的，我認為中國古代倡導的『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才是最正確的。不論是從自然學還是哲學的角度，人只是大自然生物鏈中的一環，如果事事都從人的角度出發，那麼最終地球生物會被人類毀滅，從而毀滅人類自己。」
大陸的儒家學派也屢有發聲，表達對儒學復興的期盼。1992年，季羨林發表題為《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一文，認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將逐步讓位於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人類文化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時期。」（《文匯報》1992年3月10日）此文一出，引發激烈爭論，被認為是「大陸東方文化主義的宣言書」。
而其實，一種文明不能利人、利國、利社會，它就不會有生命力，更不會延續兩千年之久，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2010年日本立法規定《論語》必須作為公立學校的必修課，2011年台灣也立法作出相關規定。在繼承儒家文化方面，不說港、澳、台等地，即使韓國、日本、新加坡做的都比我們好。這對自吹「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中共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同時也暴露了中共毀棄中華傳統文化的真實面目。
在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方面，近代最具國際影響的儒學大家辜鴻銘堪稱中國第一人，值得一提。學貫中西的辜鴻銘不遺餘力地頌揚中華文明，肯定中華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讚中華的地步。在他看來，中華文明高於一切文明，並誓言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這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極其難能可貴。在《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髮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瞭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中國人的精神》，192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重版。）以婦女為例。辜鴻銘認為，中國傳統婦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難以企及的「端莊」、「溫柔」和「幽閒」三大特徵，其典型是「觀世音」，西方則是完全不同類、不可親的「瑪利亞」；又如認為中華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四大特徵，尤其是靈敏程度無以復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則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國人一應俱全，因此，他們自然無法瞭解高妙的中國人及其文明。
對於挽救頹廢式微的華夏文明，辜鴻銘認為，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於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國牛津運動故事》）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裡，他執著地告訴世人：「要估評一個文明，在我看來，我們最終必須問的問題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夠修建巨大的城市、宏偉壯麗的建築和寬廣平坦的馬路；也不是它製造了和能夠製造漂亮舒適的傢俱，精緻實用的工具、器具和儀器，甚至不是學院的建立、藝術的創造和科學的發明。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造就甚麼樣的人性類型，甚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正是一個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類型，顯示了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即可以說顯示了該文明的靈魂。」
民國外交家、曾任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於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連當時激進的李大釗也慨言：「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1913年辜鴻銘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者（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此殊榮）。雖然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詩聖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色於泰戈爾。有如此卓著聲望的辜鴻銘在中國大陸地區卻幾乎被遺忘，因為他所做的正是中共邪黨極不願意的。
第二，轉變教育思路，改變科目設置，培養傳統新人。從當前世界的教育趨勢看，各國都很重視本民族經典，今天的英國中學生必須要閱讀兩部完整的莎士比亞戲劇，而法國中學生則開始選修拉丁文。中國語文教育界出現的「傳統回歸」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民族經典，特別是傳統文化作品的重視，已經成為語文教育專家們的共識。
我國高校現行的學科體系，始建於二十世紀初，是在當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下，不加分析地從西方引進的。其中自然科學領域尚算合理，因為物質世界具有同一性，「拿來」即可。但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引進則不然，沒有顧及到不同地域的多元性特點。任何一國的學科體系，首先應該反映自身文化發展的特色，而不是處處套用西方文化，以之作為標準，劃分自己的學術文化。以經學為例，傳統經學徹底喪失了安身立命之地，大學文科有哲學系、歷史系、中文系，但沒有經學系。《十三經》被視作哲學著作放在哲學類的書架上，《尚書》、《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等被當成哲學著作，無疑是對當代學術界的無情譏諷。中國是文化大國，在學科體系上，理應有自己的印記。在過去特定的年代裡，中國學者曾經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只有一種途徑，西方文明處於這一進程的高端，其它文明則處在相當落後的位置。西方文明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因此，全盤西化是中國文化的必然之路。
近百年來的實踐，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人類文明的進展並非只有一個模式，西方文化並非人類唯一的選擇。中國文化是與西方文化並行不悖的文化，各有特色。中華民族應該走自己的道路，為人類文明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
經學在中國古代的地位舉足輕重，歷代的科舉考試，無不以經學為主要科目。1905年，晚清政府廢除科舉，採用西方教育體制，但在許多學校依然有經學與小學的課程。早在兩漢，中國學術就萌生了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大綱的獨特的學科體系。經史子集四部中，經學處於主導地位，是領軍的學術。不瞭解經學，就不能真正瞭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因此，在學科體系上給它以應有的位置理所當然。
不僅如此，對古代中國最有地位的經典作品，比如《易經》、《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孟子》等等，完全應該列為中國國民教育的基本資源，讓他們走進中小學的課堂。中共建政後，國家的教育制度廢除了這些資源，學校的課堂不教這些文言經典，文言的典籍只留下一些詩詞散文作為點綴，所以後來的學子實際上基本失去了閱讀文言文的能力，這就必然造成文化的斷層。這實際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教育的本質是甚麼？當今的教育以知識與能力為重點，其實這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做人。這是當今教育最大的失敗之處。不會做人，擁有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也越大。而做一個以「三綱五常」為標準的謙謙君子，只能利己、利人、利國、利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正所謂「授之魚不如授之以漁」。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無為無不為的人生智慧，內聖外王的人格修養，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行為能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處世原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風骨，榮辱不驚殺身成仁的正氣……等等，正是這些代代相傳的為人之道，在中華文明史上哺育了無數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為民族進步和國家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三，弘揚普及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走進千家萬戶，使人人耳熟能詳。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界上一流的，它是真正順應自然和人性的文化。湯恩比博士是20世紀最知名的歷史學家，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譽世界的日本思想家、世界和平活動家。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都認為，拯救21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湯恩比博士還說，如果有來生，我願意在中國。《老子》在國外，是除《聖經》之外翻譯和發行數量最大的書，可見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和地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稱，《老子》是世界哲學的源頭。愛因斯坦辦公室的書架上擺放著一本德文版的《老子》。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這樣說：孔孟對他影響很大，老子對他影響巨大。這些都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也是我們應該珍視傳統文化普及傳統文化的理由。
對於傳統文化的弘揚，同屬華人儒家圈的港台地區做得比較好。1958年，台灣香港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價值，指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可以轉化及吸收科學、民主等現代西方文化價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自台灣移居美國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開始努力倡導儒家思想，長年奔走於美國及中國香港、台灣之間，後來又受到新加坡、中國內地各界的關注。台灣在1960年成立了中華民國孔孟學會，定期出版《孔孟學報》、《孔孟月刊》。台灣大學的哲學系、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系裡也開設儒學課程。
中國大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經學、哲學、宗教角度來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逐漸增多。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和楊樹達的《論語疏證》分別在1980年和1983年出版。研究儒學較為著名的有李澤厚、匡亞明、張岱年、任繼愈等。中科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教授招收機械專業的博士生，先要背誦《老子》和至少半部《論語》，否則就不能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楊叔子認為，博士生作為國家高層次的人才，不能不瞭解中化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他舉例說，基督教國家的學生被要求讀《聖經》，伊斯蘭國家學生要讀《古蘭經》，中國學生要讀甚麼？他認為應該讀《老子》和《論語》。他說，中國不是缺少科技人才，而是缺少人文科學人才。讓博士生背《老子》、《論語》，有三個好處：培育民族責任感、鍛練形象思維能力和學會如何做人。
2006年1月，光明日報《國學》版創刊，是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唯一的國學專刊。5年間共出版185期，總計160萬字。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國學精華編》、《國學訪談錄》就是從中精選、結集而成的，其中《國學精華編》選取了近百位國學界一線學者的文章。此外，還有北京大學的《儒藏》編纂、各地中小學的中華經典誦讀活動。等等。這都為傳統文化經典的弘揚普及做了一定的鋪墊與開拓。
此外，還有各種公辦民辦學校的「國學班」。如唐山民辦英才學校，「弟子規教育滲透在每一個角落，滲透在每一個細節，滲透在每時每刻。師生的日常規範是弟子規，師生品行評定標準是弟子規。我們提倡品雅文、聽雅音、賞雅畫、說雅言、唱雅樂、育雅趣，打造雅意文化。每天必唱孝親歌曲，每週六必演孝親節目，每雙週必有分享活動，定時收看孝親電影。自編孝親小品《心債》一場一場的演，一場一場的唏噓落淚。」（唐山英才學校教師演講《讓中國傳統文化回歸到我們的血脈》）
但是，在國學熱的同時，也有人借「國學」之名斂財。這種功利化十足的國學教育，有害於公眾的文化情懷和歷史觀的培養，傷及中華文化的純正及其傳承，在這樣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很難對自己的文化心懷摯愛與虔敬。實際是一種破壞。
同時，還出現了因為擔心「帶有糟粕性內容」會「扭曲學生的價值觀念，腐蝕中小學生的心靈」，而由教育主管部門下文，嚴禁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中小學校向學生「不加選擇地」全文推薦《弟子規》、《三字經》、《神童詩》等的怪事。部分小學重新編印的經典讀本中，「昔孟母，擇鄰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句子被刪掉。（《楚天都市報》2011年1月2日）這實際是對傳統文化的閹割和歪曲。
結語
這五千年神傳文化的目的到底是為甚麼呢？神傳文化當然有其必然的緣由。簡而言之，孔子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三綱及忠恕、孝悌、中庸等理念，規範了人的思想，讓人知道了怎麼樣去做人；釋迦牟尼、老子的出現讓人類知道了甚麼是佛，甚麼是道，甚麼是修煉，人生的終極目的到底是甚麼；整個「三國」的過程告訴人甚麼是義，義的內涵；岳飛抗金告訴人何為忠，如何識別正邪、忠奸，等等。惟其如此，眾生才能一步步的建立起對神的完整認識、才能始終不渝地堅持對神的正信，才能有足夠的文化基礎正確的理解和接受神的救度。五千年的鋪墊，為的是人類的結局；久遠歷史的安排，為的是本次人類文明的終結，以及如何開闢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所以，神傳文化是歷史的必然，神傳文化人人必要遵循，因為這是神的諭示！天意豈可違！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四大古老文明唯中國獨存，實際是在為神傳中華文化準備條件。
為甚麼造紙、印刷術會首先在中國出現？造紙、印刷術是人類文明的助推器，造紙術的發明為人類的文化傳播、思想交流和科學發展，提供了至今仍不可缺少的信息存貯和傳遞手段。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言：「紙對後來西方文明整個進程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中世紀歐洲印製一部《聖經》，至少需要300多張羊皮。造紙術的發明改變了印書昂貴的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要比受許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印刷術的發明，開創了書籍的歷史新紀元。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曾經這樣評價：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樣東西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第一樣在文學上，第二樣在戰爭上，第三樣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如此之大，以至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宗教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
先是文字的出現，繼之是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是為物質條件；三皇五帝對於人類先民的教化，儒、釋、道文化對於人類思想的規範，是為精神條件。這兩者的結合，就是神傳文化的完美安排。
人類今天的很多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和成果，都可以追溯到古老中華文明的貢獻。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寫道：「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真可以說，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之源！中華文化為甚麼要澤被世界？因為全人類要有對佛、道、神的統一認識，這是神傳文化的根本目的，也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
2012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