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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方勵之先生的生平與思想(下)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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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4月08日訊】驚聞方勵之先生去世。這篇文章寫於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當時的很多觀點現在看來也許是不成熟的,但是二十多年來似乎還沒有人專門對方勵之先生做過更為詳細的研究和介紹,因此在方勵之先生去世之際,筆者重發這篇舊文,以供人們瞭解方勵之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本文是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研究之三:極權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科學和良知的衝突一文的第三部分。
——筆者

極權社會是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它是近代西方社會的產物。意識形態化的問題不僅是東方社會的問題,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問題,這種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解除意識形態是當代,既包括東方、也包括西方,在社會和政治範圍中的處理問題的前提和目標。當然,關於解除意識形態化問題也是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人們對此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識形態化論的支持者認為,解除意識形態化是科學、技術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工業化國家的產物,是這些國家政治日益增長的複雜性的結果。在這些國家中,政治家將放棄烏托邦理想的絕對有效性,接受這樣一種態度:專心考慮解決各種現實問題;政治家將只被制度內所必然存在的問題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評者認為,這種專心關心現實決策的傾向可能會在倫理或政治領域造成損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看來,解除意識形態化不過是偽裝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暗渡陳倉,它的目的是用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掩蓋階級對立,鞏固和穩定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極權社會的現實告訴人們,化解意識形態化在促進極權社會解體和向民主社會演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極權社會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轉化的問題。因此,筆者在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時,基本上圍繞著完全意識形態化,解除意識形態化,還是只是意識形態的轉化問題。

許良英、方勵之和筆者在「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和科學思想討論」一文中所談到的金觀濤,在當代大陸社會中分別屬於不同的三代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分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們身上的各自特點,比較他們之間的不同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瞭解極權社會、在極權社會中生活的知識分子,以及上述諸問題。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統治,這是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發展和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點:
許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許良英就已經完成了大學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識框架,並且參與了共產黨的很多工作。方勵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大陸社會的轉型期。金觀濤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長在穩定的共產黨社會中,是完全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的一代人。

從這三個不同的知識分子身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和社會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縛,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追求,以及個人良知,使他們在極權社會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影響。社會環境,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是決定一個知識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種因素,反過來在這多種因素制約下的知識分子又對於他所處的社會發揮出極其不同的影響。

一.知識和思想的封閉性問題:
與金觀濤相比,許良英和方勵之在這個問題上顯示了不同的特點。
許良英的大學生活是在開放的社會中渡過的,他經受了紮實的基礎訓練和良師指導。雖然,他在大學學習和工作時,有很長時間處於戰爭時期,浙江大學遷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許良英和他那一時代的人和同時代的學術卻一直是緊密相連。由此,使我們看到極權社會對學術和人性的摧殘比戰爭更為尤甚。

許良英青年時代奠定的基礎,良好的學術研究方法和開闊的眼界,影響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許良英的翻譯介紹工作,無論從其選題,還是最後成書的質量都顯示了這個特點。五十年代以後許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是從他討論的問題和所引用的文獻,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當代學術文獻和討論的問題。

和金觀濤這一代人對比,許良英案例再次告訴我們,觀察滲透著理論,良好的學術訓練和知識框架對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訓練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閉的極權社會中,一個人還是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聯繫,對比許良英案例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共產黨培養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金觀濤等人的特點。

和許良英不同,方勵之是在一個社會處於轉型期時成長的,因此方勵之既受過前輩知識分子良好的知識訓練,同時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又顯示了走向封閉的特點。這一點反映在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上的研究,他緊密地和當代學術聯繫在一起,在科學問題上絕對不隨意而為,嚴格遵守規則。而另一方面,方勵之在科學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上卻也在不同程度顯示了他的封閉性。在科學思想問題上,方勵之只瞭解到愛因斯坦等少數幾位經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學科他所提出的問題,如全盤西化問題,對宗教問題的說法等都顯示了封閉社會的特點,他自己也多次承認他對民主等問題的看法不過是一些初級知識。造成這種情況並不能只用這並非是他的專業來解釋。方勵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產黨,五七年給共產黨中央的上書,八十年代呼籲青年人加入共產黨以改造這個黨,這些事實都是封閉的極權社會的產物。在思想基礎和眼界上,方勵之都顯示了極權社會對他產生的影響。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思想:
在當代中國思想發展上,許良英基本上繼承延續的是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應該說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和推崇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和政治傾向,在這些傾向中有經驗主義的,有馬克思主義的,許良英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基本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認識。科學在許良英那兒很多時候是一種生產力,是發展經濟的有力手段,沒有科學就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科學就沒有近代社會。在批評種種生態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對科學的批評和反對意見之時,許良英認為科學是一種中性的卻有積極作用工具,它的進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於使用它的人。近代社會需要科學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運用科學這一工具卻又必須要民主制度來保障。

在另一方面,許良英又親自參與了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來許良英寫過許多宣傳自然辯證法,批評西方科學哲學、科學思想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教條主義的作品,它們從物理學、科學史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做了詳盡的詮釋。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特點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還能看到。與此同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在由此談到歷史和社會問題時,對於歷史發展、社會規律、必然偶然、科學理性等範疇的使用,或者說他在對歷史社會問題論述中完全繼承了三十年代以來具有唯科學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科學又變成了和價值、世界觀相連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點上許良英事實上是站在了近半個世紀的科學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統之外的。

對於方勵之來說,科學思想和概念則始終是作為一種對抗極權社會,化解完全意識形態的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方勵之基本上對科學哲學和理論瞭解不多,他把每一個他已經掌握的科學概念外延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歷史問題。這種外延,在開始反抗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時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隨著問題的深入,尤其是接觸到真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問題時,這種意識形態式思想方法的特點,它的局限性就畢露無遺。
在科學思想和意識形態問題領域中,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也有很大的不同。許良英和方勵之是按照自己的認識討論科學思想問題,許良英和方勵之的意識形態特徵是和極權社會相衝突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方勵之是以科學對抗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許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代替舊的意識形態;但是,金觀濤則基本上是為占正統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務,為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

三.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努力:
許良英和方勵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許良英,主要是為化解極權社會,化解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這些工作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傾向。我們將從下述四方面對比概述他們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身上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許良英一生在不斷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後許良英已經年過五十,然而,他覺悟到極權社會的種種黑暗,覺悟到自己走過的彎路,不斷地公開地在報紙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評,反省自己以往的錯誤,希望以此能喚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釋極權社會的弊病。

和許良英相比,方勵之也做了很多對社會的批評和反省,但是,卻沒有對自己五十年代入黨等歷史做過公開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關他的介紹文章中,到好像他自五十年代以來,入黨、上書共產黨中央等都是正確的(101)。

和方勵之和許良英相比,金觀濤則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思想和經歷做過任何反省和批評,在金觀濤那裏,他所受過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閉的極權社會有甚麼關係。從這一現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三類知識分子和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不同關係。

B.對極權社會制度的批評:
在對極權制度的態度上,許良英和方勵之基本上是一致的。從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他們對極權制度進行了不斷的批評,這種批評涉及多方面,從要求民主到呼籲人權,從要求科學研究無禁區到要求言論出版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許良英和方勵之的這些工作對極權制度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社會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沒有想為統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務,也沒有像金觀濤那樣:認為共產黨的錯誤在於五八年後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產黨改革將使他們可能走在全人類的前面,並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樣解決西方社會面臨的問題。金觀濤的目的是發展完善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事實上金觀濤從來也沒有對制度和民主人權以及出版言論自由等問題發表過任何有損極權制度的言論。

C.對極權的教條思想的看法:
從七十年代以來,方勵之從物理概念和理論出發,對極權的教條思想進行了不斷的批評。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展開了批評,這些批評不僅對青年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震動了那些被極權社會同化了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從物理學出發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認識論進行了批評,並以經驗科學為意識形態,在化解極權的教條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與方勵之不同,許良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科學是要人們研究討論的,因此要不斷地研究發展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許良英和馬克思主義沒有根本的衝突,他只是主張,在這種基礎上要不斷吸收新的科學成果和方法,修正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和金觀濤雖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兩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後,馬克思主義對於許良英來說是一門學說,而不是完全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出現的。但是對金觀濤來說,馬克思主義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他用來為政治,為社會現實服務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用來為改革派服務,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理論」。
四.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工作:

許良英在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做了很多學術性的工作,他的關於愛因斯坦的編譯、介紹和研究工作,在華語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學哲學著作。在科學史的其它問題上,他也做了很多紮實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勵之則在天體物理學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學術工作。這些工作都並沒有極權社會的色彩,不會與日俱消。

與上述兩人相比,金觀濤則基本上沒有甚麼學術工作,沒有討論過任何真正的科學思想和科學史領域中的學術問題。

五.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A.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在中國科學院和科學思想界,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所表現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許良英和方勵之從來也沒有想依附共產黨,依附統治者,相反,他們不顧危險,經常直接批評共產黨領導人,批評極權制度和思想,批評各種社會現象。在八十年代,他們多次受到各種威脅和打擊,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在這一點對大陸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B.學術:
對比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的工作,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到他們各自的特點。金觀濤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識形態的工作,是完全意識形態化在學術領域中的產物。因此,在大陸學術界,在那些還知道甚麼是學術研究的老一代學者中他得到的是強烈的批評,而在年輕一代中他贏得了讚賞。但是這種讚賞恰恰反映了極權社會所培養的青年一代的封閉、無知,和完全意識形態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觀:價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觀濤在青年中助長了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及對學術研究傳統的破壞。詳細具體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來,沿著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發展,金觀濤一代把陳伯達、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風、學風發揮的淋漓盡至。對於大陸的學術研究風氣的扭曲,作為代表人物金觀濤等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相比金觀濤,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領域中則做了許多堅實的研究工作,並且同很多偽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鬥爭。在社會科學領域,方勵之雖然自己有意識形態的傾向,但是,他以科學研究和科學概念為武器,對社會現象和社會科學的批評,對大陸社會科學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在海內外學術界方勵之的影響都是積極的。
許良英在學術領域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許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經親自參與了學術領域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後,許良英身上的這種傾向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他開始從事轉變意識形態的工作,以科學和民主作為意識形態來軟化馬克思主義的僵硬的意識形態框架。這表現在許良英關於科學史的理論研究和關於民主理論的論戰中。對此,海內外學術界對許良英的評價褒貶各半。另一方面,在專門科學史研究以及翻譯介紹工作中,許良英又堅持了他年輕時代所受到的嚴格的科學研究傳統,排除了意識形態的一些干擾。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識形態化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許良英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嚴肅的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之一。對此,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評價。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影響在對抗化解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並不亞於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

C.政治:
許良英和方勵之是八十年代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代表了一種被極權社會泯滅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的再生,他們從推崇啟蒙科學思想,推崇近代社會的人權和民主思想入手,幾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極權社會開放初期,雖然這種傾向在他們兩人身上還很表面並且有些混亂,但是可以說在八十年代大陸,他們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種和極權社會不妥協的新的公民社會的覺醒。他們所從事的這種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陸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註釋: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學家聯名發表政見史無前例─訪問四十二人公開信發起人許良英」,「四十二人公開信簽署者簡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號。
31.許良英:「駁民主緩行論」,廣東蛇口《蛇口通訊報》,1989年1月9日。
32.方勵之:《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8年11月,第65─66頁。
33.方勵之:《物理》(北京),1(1972),163。
34.方勵之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3(1973),45(1);《科學通報》,19(1974),49。
35.方勵之:《天文學報》(北京),16(1975),19。
36.《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3年第1期,第65頁、第95頁。
37.同上,第64頁、第93頁、第95頁。
38.參見《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3年第1期,《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5年第4期,此處轉引自《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32頁。
39.「河外天體紅移現象是可以認識的」,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1975年第4期。
40.中國科技大學天體物理組:「試論現代宇宙學的發生和發展」,北京《物理學報》,1976年7月。
41.Havel,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incentraleastern Europe》,Vaclav Havel et al,
Edited by John Keane, Hutchenson London,1985。
42.方勵之:「哲學和物理─代序」,《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
43.同上。
44.方勵之:「圍繞現代宇宙學的一場科學與假科學的論爭」,《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19─20頁。
45.方勵之:「現代宇宙學及其哲學問題」,《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5頁。
46.見112.,第25頁。
47.同上,第26頁。
48.見113.,第13頁。
49.同上。
50.方勵之:「現代宇宙學的基本概念的發展」,《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01─103頁。
同時參見112.,第29─32頁;113.,第9─15頁;
51.見113.,第12頁。
52.見112.,第30頁。
53.方勵之:「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26─127頁。
54.方勵之:「『第一推動』今昔談」,《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44頁。
55.Einstein, Albert:中文本見82.,第二卷。
56.方勵之:「宇宙學上光輝的一章」,「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57.方勵之:「時間的崇拜」,《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方勵之:「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27頁。
58.方勵之:「『道生一』的物理解」,《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59.方勵之:「從『萬物原於水』到『時空是物質存在的形式』」,《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12頁。
60.「三強同志,歷史將永遠記住您」,新華社記者:唐紅施寶華,《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1992年7月4日,第三版。
61.方勵之:「理論物理學的前景」,《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75頁。
62.同上,第83頁。
63.方勵之:「從不存在中認知存在」,《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4.同上。
65.方勵之:「由芝諾佯謬所想起的」,《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6.方勵之:「『第一推動』今昔談」,《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7.見129.,第75頁,第76頁。
68.方勵之:「關於『靈魂不死』」,《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69.見113.,第14頁,第15頁。
70.方勵之:「一頂帽子、一塊禁地、一個問題」,《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72─73頁。
71.方勵之:「脫掉舊思想才能進入未來」,《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第6頁,第7頁。
72.方勵之:「給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一封信」,《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14頁。
73.方勵之:「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68頁。
74.同上,第169頁。
75.方勵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力量」,《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3月,第142頁。
76.「大學應充滿科學民主創造獨立精神」,《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9月21日,第三版。此處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95─97頁。
77.方勵之:「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原載《中學生》,1981年,此處參見:《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78.方勵之:「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1985年11月4日受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學生會邀請的講演,此處參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68─69頁。
79.參見139.「序」,146.,第89頁。
80.「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意識─訪方勵之」,記者:戴晴,《光明日報》,北京,1986年9月22日。此處參見146.,第100頁。
81.同上,第101頁。
82.「知識分子未被承認為社會進步主導力量」,《世界經濟導報》,上海,1986年11月24日。此處同上,第243頁。
83.同上,見第244頁。
84.方勵之:「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原載西德《明鏡》1987年7月27日,此處見《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Ltd),1989年3月,第61頁。
85.方勵之:「在香港中文大學新生輔導營與學生的對話」,《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177頁。
86.參見146.,第61頁。
87.方勵之:「談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此處見146,第185頁。
88.同上,第188頁。
89.同上,第10─12頁。
90.同上,第188頁。
91.「一位自然科學家看改革─方勵之教授答問錄」,1986年10月28日《社會報》;此處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06頁。
92.參見146.,第60─61頁
93.方勵之:「給黃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988年2月17日;《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第108頁。
94.方勵之:「民主不是賜予的」,1986年12月4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248頁。
95.參見152.,第53頁。
96.方勵之:「談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20─121頁。
97.方勵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43─144頁。
98.方勵之:「民主、改革、現代化」,1986年11月18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205頁。
99.方勵之:「交談十個問題」1987年7月,《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29頁。
100.方勵之:「中國應該先有常識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152頁。
101.吳國盛:「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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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8 7: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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