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24日訊】（接上篇）
論證五、中國的社會性質
根據《台》書中披露的民政部保密報告，中國大陸至2005年5月的總人口達到十五億三千萬，其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這中間有五億「多餘勞動力」。當今中國社會已分裂為二大對立的群體——占總人口98%以上的普通民眾和小於中國總人口2%、卻佔有中國總財富70%的中共官僚。這「2%」是指二千萬黨官再加上一千萬依附於這些官僚才得以一夜暴富的權力貴族商人。這個小於2%和大於98%的二個社會階層群體，在經濟上的對立和社會關係上的矛盾正在日益深化。其原因就是腐朽殭化的政治制度。歷年來共計2.7萬億人民匝的資金變成中共官吏的私有資產轉移至海外的經濟盜竊報告，僅是冰山一角。溫飽良民群體與富商惡賈勢力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對立，平民百姓和貪官污吏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的對恃，這些在中共政體中不可能緩和的矛盾，最終引發的將是總數大於98%和人口不到2%的二個階級，在社會關係和政治利益層面上的惡性衝突。每年呈上升趨勢的萬起草民對權貴商人的群體性維權抗暴事件，就是在為這類衝突集聚能量。這類衝突激化的能量積蓄到一定程度，必將導致中國人民再一次承受類似文革的浩劫，也必然引發類似前蘇聯和東歐諸國政權解體前的人民大起義。
當今中國的官民矛盾，比當年的共產蘇聯和東歐地區的官民矛盾要深化得多，但為何中國各地的維權活動至今沒有從零散轉向整體？其原因分析如下：
1) 中國民眾多世代潛以默化地受腐朽的後期儒家程朱理學的熏化太深，「百姓日日醉，皇帝萬萬歲」的愚忠孝君觀念，「兩耳不聞窗外事」、「事不關己」、「明哲保身」等思想在國人心中根深蒂固。
2) 自從89/64以來，中共有意引導民眾向錢看，全民拜金浪潮一潮高過一潮，深壑難填的金錢欲和享物慾促使中華民族的整體道德水平日落千尺，滑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突破了正常人的道德底線。這從三聚氰胺奶粉、川震豆渣校室的案例中可見一二。
3）中共惡意阻止良心知識份子與維權民眾接觸，使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邊，或自己身上的事的本質看不清楚，只知道怨恨地方官員不為民作主，期盼著中央有清官能公正解決問題。不能意識到事件的發生是政治體製造成的，看不出地方問題的癥結是來自中共中央這個「上樑」，更不敢認同中共就是動亂、惡暴之根源這個觀點。
4) 幾十年來接連不斷、毫無人性的政治運動，使民眾默默地認同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國人對中共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恐懼，伴隨著恐懼的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即對強權（中共）的不滿，不知不覺地轉換成對強權的感恩。
5) 中共用國家恐怖主義策略行殺雞儆猴之徑，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徹底鎮壓發生在各局部地區的維權活動，將區域性的民眾維權抗暴活動就地消化，必要時甚至賄賂黑社會助行。
6) 中共動用國有資源強行管制媒體、互聯網、電訊、郵通、公共輿論等，同時用宣傳機器製造謊言，用剝奪民眾知情權的罪惡方式掩蓋真相。在用暴力鎮壓局部維權運動的同時，中共千方百計地阻止民眾瞭解真相，不惜封鎖新聞、切斷網絡、電訊、郵通，管制正常的人員流動。對外宣傳和諧穩定，氣象太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是甲省正在發生的事，鄰省當時並不知情。等到知情，事過境遷。
這些原因，造就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中共培養了一群瘋狂崇拜金錢、缺乏起碼的同情良知，極端缺乏向上意志的二代人。在面對身邊同胞受到強權無以復加的迫害時，在同胞最需要支持、聲援與幫助時，絕大部份人選擇了沉默！案例一：抗議官商勾結強行拆遷住捨的漢人，抗議異族強權蓄意迫害宗教信仰的藏人以自焚的形式結束生命案件，在近幾年時有發生。如果這類案件發生在民主國家，即使按照非洲「茉莉花革命」走過的歷史進程檢視，這類個案只要有一個，說不定就會引起全國反應、全民起義。一個曾經有過幾千年東方宗教道統、世世代代深信死後有「天堂」或「地獄」的民族，在所謂的「中國人權最好時期」，卻不得不以「死無全屍」、「死後不能超度昇天」的自殘方式作最後的抗爭。當事人對自身命運的無奈和對「人民政府」的絕望，已到何等地步！由於此類血腥事件之肇因得不到及時公開的譴責與阻止，受害人的冤情真相得不到及時公開的曝光，冤案的處理缺乏民意的加入和公正、公開的審理，以致今天的中國成了世界上自焚案最多的國家！湖南邵陽的李旺陽，一個失聰又失明的殘疾老人，因為有接受境外記者採訪之嫌而不明真相地在住院治療期間「被自殺」。慘案發生後讓世界看到的卻是：聲勢最大、人數最多、並且不至一次的為李旺陽聲張冤屈、主持正義、以致群起而公然憤怒地走上街頭要求中國政府調查與公佈真相並嚴懲凶手者，不是生活在李胞的家鄉土地上曾與李胞同飲過一江之水的國胞，而是遠離中原、彈丸之地、異域他鄉的香港同胞！這些反常現象，無疑是中國社會極不穩定的徵兆，是中國社會意識整體傾斜的象徵!
論證六、中共的政治經濟模式
最近卅年的中國經濟雖然得到了高增長，但中國的經濟模式與民主自由制度下的經濟模式有天壤之別。在當今中國，主宰商品市場的是占商品資本額90%以上的權貴官商。這個比率，使得今天的中國沒有公平的商品市場體系，有的只是腐朽的權力和壟斷資本相結合的權錢交易遊戲規則。中共經濟增長來源主要依靠：
Ⅰ、通過對無福利保障、低工資、高付出的五億失地農民工，其中包括大量的童工和女工的血汗盤剝所得的巨額利潤；深圳富士康公司青工接連自殺的糗聞，便是對中共毫無人性的盤剝式經濟發展模式的無聲控訴。
Ⅱ、對自然資源的無計劃掠奪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持續性、破壞性的高消耗，以提前透支子孫後代的生態資源為代價。
Ⅲ、依賴外國投資者包括台商的資本輸血。
Ⅳ、依賴出口貿易。
中共的本質，是自小接受程朱理學理念、成年時接受西洋文化模式、極具冒進激情的中國左翼知識份子，與西來極權政治主張結合為一的混血種；這個不中不西的混種，在政治上受命於俄共、在經濟上靠俄共接濟，是不折不扣的俄共傀儡集團。中共建立至今，不但沒有建立過屬於自己民族精神的哲學體系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政治主張，反而徹底地摒棄並千方百計的抵制中華民族精神。因此中共就是一個沒有祖國、徹頭徹尾的政治和精神上的流亡組織，這個組織不需要對任何人、也不需要對歷史，更不需要對自己負任何的責任！在文化上，中共不對中華民族文化負責；在經濟上，中共不對佔人口大多數的平民利益負責；面對國內社會環境治理，中共不對主流民意負責；中共在政治上不對良心政治主張負責；在處理國土疆域和領土屬權問題上，中共既不為國家道義，也不為人民的意志，更不為國人情感負責；在外交與國際事務上，中共不擔外交道義、不對世界負責，在聯合國扮演的是與世界和平、普世原則背道而施的角色，中共真正的「結拜兄弟」多為認錢不認人的邪惡軸心國，或政治改革不徹底的原共產國，如俄羅斯。一個既不對人也不對己負責的政治怪物，才會放出用核彈與世界共存亡，以放棄西安以東、死掉一半中國人的代價與美國決一死戰，要與美國打經濟核戰消耗美國國力等胡言亂語。
中共的本質決定了中共從思維到行為，都是沿著西方式的極權政治主張而行。因此，中共從不願以開創中國國力民生和弘揚民族文化為已任。這個不負責任的惡性動物從先天帶來的惡習，決定了它即使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也決意不會讓經濟成效服務於人民。經濟能量於中共無非是二大用處：一是擴充軍備和鞏固國家暴力機器，對內用以鎮壓人民，對外（現階段）用於滅殺台灣精神；二是用於對人民的政治洗腦與謊言的製造，不僅立足國內，還要走向世界。物質引誘、國家暴力、公共謊言和秘密警察，是當今中共維護其統治並保護占中國人口不到2%的特權階層的四大法寶。按照國際經濟規律，一個國家的GDP增長率在8-10%時，國人的收入每年會以30%的幅度增長。自稱「GDP世界第二」的中國，在公共醫療、義務教育、民眾福利，職工收入等與百姓利益休戚相關的領域，卻長期看不到與GDP增長率成正比增長。這個在西方國家被認為是鐵的規律的現象，沒有在號稱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的當代中國出現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中共發展經濟的目的。
政治危機是政治動物的真正危機。政治動物管制下的經濟，是缺乏公平競爭機制的黨化經濟。這種自殘型的經濟發展越高速，這個社會的貧富分化越嚴重，社會的政治狀況就越不穩定。在這個機制的制約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每時每刻都在為加劇中國的貧富差異、加重社會的階級衝突、加深中共的政治危機積蓄能量。中國經濟的發展越高速，中共的政治危機來得越快。
論證七、中國文化的性質
中國已淪陷為馬列主義極權文化的精神殖民地，中國在文化上已經亡國，中國人在文化上已是亡國奴——馬列精神的亡國奴。《台》書提出「中國無公民」的概念（P.293《台灣大劫難》），並對這一概念做了詮釋：公民是擁有公法權力上的能力的群體。「公法權能力」的核心是政治選擇權，即通過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選舉，決定政府權力的歸屬。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被剝奪了全部的政治選擇權。今天的中國人是徹底的被剝奪了公法權之能力的奴隸——中共極權制控下的政治奴隸。一個國家的公民，是這個國家存在的基本要素。一個不擁有公民的「國家」，是沒有國法的行政區域。當今中國就是一個以「黨法」替代國法的行政區域。
中國自古就有自己的璀璨文化和高貴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來自中國人世代相傳的一種實踐活動——精神和體能相統一的修煉。她既是中國古典哲學和東方文化的源泉，又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源泉，也是古中國人賴以支起東方和亞洲文化大殿的基礎實踐。可是，近百年來，中國被引入了歐洲極權主義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張，中共更是歇斯底里地用歐洲近代哲學思想對抗中國精神。篡政後的中共傀儡集團，用任何統治者都沒有使用過的惡毒手法——用公權力取締家喻戶曉的中國各類傳統宗教修煉組織，同時私自建立起形似神廢、令人毛骨聳然的、只服從於中共統治的五個「官方宗教」。中共用幾十年的時間，把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靈魂——中國精神，在中國本土滅殺飴淨。今天，中共又用絕對權力掌握的民脂民膏，給失去了靈魂的中華文化軀殼塗脂艷裝、抹粉美容，讓世界誤以為中共才是中國文化的唯一繼承者和發揚者。目前在世界各地由中共開辦的幾百所「孔子學校」，傳授的卻是連孔老夫子都不認識的簡體漢字，這不是中共自己對自己的嘲弄，又是甚麼？！中共變本加利地反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極端行為，最終導致了文化的中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被窒息至死。今天，馬列精神被中共強綁為中國的國家精神寫入國家憲法，馬列主義由國家憲法指定為中國的「國教」。中共更厚著臉皮將自己寫進憲法，自詡為憲法指定的唯一執政黨。十幾億中國人，如今只被允許有一個精神信仰——馬列主義信仰，只能為一個政治主張——共產主義而奮鬥，只能聽到一個繼承了西歐中世紀極權主義文化的執政黨的胡言，只能服從一個沒有在中國任何行政部門登記註冊過的、在法律上稱之為「非法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管制。
一個閉鎖了民族精神的國家，必將缺乏積極向上的精神信仰；一個缺乏自我精神和民族精神實踐的民族，必將失落這個民族傳統的自信心。一個既沒有傳統精神信仰，又失落了傳統精神自信的民族，必然會被外來文化殖民，並且成為外來民族思想的精神奴隸。缺乏以東方文化為底蘊的中國精神的當代中國人，其肉體中雖然還流著華夏先人之物質之血，但思想中充斥的精神之血，到底是馬恩列斯之精,還是炎黃五帝之神？今天的中國人到底想做甚麼——做華夏的後代，還是做馬列的子孫？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人不僅是馬列主義治下的精神殖民之奴，不僅是中共極權治下的政治之奴、文化之奴和學術之奴，中國人還正在淪落為處在腐敗官吏和權貴暴發戶罪惡聯姻經濟體制中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經濟之奴。房奴、醫奴、學奴，就是經濟之奴的具體表現群體。
論證八、中共官僚的文化心理性質
中共體制中人的心靈，已被馬列主義精神所閹割。中共體制中人已是政治上的閹人、極權體制中的佞臣。要想在中共體制人中存活並能陞遷向上者，必備奴性、偽善和陰狠的心理素質。
當制定政策的人有如此的人格心理，有關國計民生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就只能以極端自利的感情因素作為依傍點和出發點。為了讓這種反人性的政策和策略得到民眾的強化認同，在推出政策的同時，塑料假花似的笑容、令人作噁的親民秀，就是必須登場上演的劇目，用以遮掩其虛偽、陰冷的奴性人格。《台》書對中共官僚的這個文化心理的定義，甚有助於民眾在獲息當局的策劃、政令時，從制定政策者的主觀世界之源——人的人格心理層面，去分析和判斷政策和策略的意圖、走向和實際目的。
《九評共產黨》指出，中共黨員普遍存在著雙重人格。例如，黨員作為人，可以是家庭的一員，可以有人的情感和愛心；但作為中共組織的一員，一切要以中共的利益為先，一切都要服從於「黨的安排」。這個「安排」之黑手，公然伸入到人的情愛隱私層面：黨可以決定某對夫妻是否應當離婚，或此男彼女是否被允許結合。當幾千萬不具正常人格的人佔據著大大小小的官位時，政令無法按通用規則運行，無官不貪、無吏不腐之像，就是無可防範、必然發生的。今天的中共官吏，普遍犯有瀆職、貪污、行賄、受賄罪，他們中的人，或因匿藏大量非法所得而寢食難安，或因身居要職、日日花天酒地而心驚膽顫，害怕有一天一旦失去權力就會遭到整肅；有的眼看中共好時不長而利用手中的權力加倍瘋狂地腐敗。這些在任何地域、任何歷史時期都屬於末世敗相之舉的行徑和勾當，在今日中國的官場俯首即是。這與中共黨員的雙重人格這個心理因素不無關係。
論證九、中共崩潰的必然
中共崩潰的四點要素：A、中共的精神凝聚力和中共官吏的效忠度； B、極權體制中人材逆向淘汰的規律； C、中共官吏的實際賣命效率；D、中共作為政治組織的整體精神狀態。
A、 中共的精神凝聚力和體制內官吏對組織的效忠度急速下降
極權組織中成員的精神凝聚力，對維護這個組織的存在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共是注入了馬列精神的德俄華混血怪胎，是主張極權的馬列精神的布爾甚維克在中國的代言人。中共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空洞政治理想而出生的，中共黨員由此應該是馬恩列斯思想的絕對崇拜者，中共官吏本應個個都要成為為共產主義理想不惜奮鬥終身的最忠實的執行者。但是，自從中共垂涎於經濟利益以後，中共潛意識中由唯物論樹立起來的拜物精神成了顯意識，並主宰了這個極權組織的整體意志。中共極權從此失去了凝聚組織成員的精神力量，體制內官吏的效忠度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中共黨官，紛紛以拋棄馬列政治、以拋棄共產主義信仰為時髦，既不信神佛鬼天，也不信「人類自由與解放」，只以無底的貪慾代替生活的自信，以「有權便有一切」的庸俗實用主義思想代替了對中共黨組織的忠誠精神。
極權組織有著宗教組織的某些特點。因此，極權組織中的官吏效忠度，是維護這個組織效益和權威的至關要素。一個缺乏精神凝聚力的團體，其成員的思想必定是一盤散沙，成員對組織的效忠度必然大打折扣。共產黨體制內官吏的原始效忠度，一是來自政治思想覺悟，二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威。在政治覺悟這個因素上，如今中共賴以為其效忠效力的黨徒和賴以為其出力賣命的精神支柱——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紅色理想，已被各級官吏的物質慾望蠶食幾淨。今天的中共內部，除了中央少數幾個高官還在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政治妄想廢寢忘食，還沉浸在對權力的癡迷和權斗的興奮之中，其它的官員只是靠著日甚一日的瘋狂貪瀆打發時光。集團性的深度腐敗，正從中共內部蛀蠢這個政治動物機體各層面的所有細胞。今天的中共官員，對黨組織與上級的效忠，是以上級對自己的私利滿足為前提，是以上下級之間的個人感情為基點，是以上下級的共同的核心利益為交換條件的。
這些前提、基點和條件，是中共內部各派勢力形成的溫床，也是激發內部權鬥力量的催化劑。有了這類溫床和催化劑，中共內部謀反篡權、結派營私、搶班奪利的現象，只會一日甚於一日。而中共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平息內鬥，就像一個病入膏肓之人要靠自己的能力恢復健康一樣，為時已晚。內鬥引發分化——從思想到人脈的分化，最終從組織內部加速中共的崩潰。這一點，在《台》書寫作近三年的今天，已經由中南海的內訌大聞得到證實。中共高層唯一的良方就是繼續用手中的錢權魔方平衡各方利益，用政治和經濟利益統一思想，維持政權。因為在中共眼裡，物質決定精神，經濟聽從政治，強權造就文化。然而，這類利益是大多數民眾無權惠顧的。物及必反。不到中國總人口2%的權力貴族佔有的社會財富越多，這一小撮與中國十多億平民的利益對立和階級衝突就越甚。隨著這種階級對立與衝突的日益加劇，最終沉沒於舉世無雙的人民大起義的汪洋大海之中的還是中共極權自己。
B、極權體制中的人材逆向淘汰規律已經作用於中共體制
人才逆向淘汰，是極權政體鐵的規律。中共極權經幾十年的折騰，這個規律在其體內反覆作用，已經產生急劇的負效應——加速中共整體精神的衰落，加速中共官員整體意志的沉降，加速中共官場整體效率的衰退，加劇中共內部各派系權力分贓上的竭爭。中共體制中的人才逆向淘汰來自三個因素：政治運動，利益腐蝕和職能機制。
1） 政治運動
毛澤東憑著竊國戰犯的凶神，專橫惡煞地自封為太上皇，其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但將培養賢臣良將的中國傳統道風消殺飴盡，更殺死了中國科學、文化和藝術人的鐵骨良知。毛歷來痛恨上述三種人，在他執政中國後，把上述三類國家精英歸稱為「知識份子」，與反對中共體制的「反動份子」——「地、富、反、壞、右份子」（「五類份子」）同作一個類的被修飾名詞的內涵（份子），以示其對知識精英群的篾視！鄧小平不但有和平時期明槍殺人的惡相，更有篡位皇帝的精明與狡黠。為了其陰冷險惡的政治目的而發起的六四後畸形的經濟開放政策，既滅殺了廉節奉公、意善志正的官場正德，又泯滅了重義輕利、剛直不阿的中國文人精神。六四以後，鄧對中國科學、文化和藝術界在政治上的秘密大清算產生的政治心理後效應，以及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產生的拜物主義意識形態，合力樹起了一個舉世無雙、史無前例的明哲保身、利益熏心、極端自利的社會意識形態模式。這個模式造就的政治文化環境，又反過來催化中共官吏的腐敗。
2）經濟手段
到了平庸輕薄、只靠投機取巧、蒙上欺下謀得高位的賣國賊江澤民一代，已經不再有提著人頭趟血河、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造反賣命的勇氣。今日的中共，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人性「貪、瞋、惡」之負面弱點，用金錢開路，用物質利益腐蝕人心，用「悶聲大發財」的小人之策鞏固執政地位。
3) 職能機制
極權組織的職能運作機制的特點是官吏只向上級負責，不像民主制度中的官員那樣對下（選民）負責。這個機制使中共體制中的官吏嚴重缺乏群眾基礎。上級以所謂的「執政業績」和下級向上效忠引伸的個人感情，是中共體制內的官吏決定下級官員仕途的主要參考信息。只有能夠揣摸上級的旨意、及時投上級所好，在上級面前奴顏屈膝、抽掉了個人的人性性格者，才大有可能在中共體制內官運亨通。而遠於迎逢拍馬、不肖奴卑勢利者，即使有攝政治國的天大本事，也會處於被淘汰的邊緣。
C中共官吏的實際賣命效率越來越低
當一個組織的成員在精神上失去了奮鬥目標，此組織中又從來沒有建立起公平競爭的人才使用法則，拜物風繼而又成為該組織成員引以自娛的主流意識，那麼，這個組織的集體效率如何，可想而知。如果這個組織是一個極權性質的政治集團，上級對下級有絕對的支配權，各級官吏只在乎為建立個人業跡而奮鬥，只為了向上負責才效力，只為保住權力和攝取利益而工作，而且為此目的可以不惜手段媚上欺下並拋棄民意監督，那麼，這個組織就如一架內耗嚴重、運轉失靈的機器。這個一機器被使用的頻率越高，要求其運轉的速度越快，機件各部份的耗損就越甚，整機離淘汰之日就越近。中共集團就是類此比喻的一架老朽笨重的政治機器。
中共是唯物主義的絕對崇拜者，因此是屬於拜物教主義的政治組織，由此決定了中共官吏的工作效率必須是以物質欲為原動力啟動的。只不過在中共建政的前卅年是經、政都封閉的國家，由唯物主義引伸的拜物主義在那個時期找不到發酵的附著點。而在今天，中共官吏們對物慾的滿足先於精神的滿足，對腐敗的追求先於效率的追求。腐敗既是今日中共官場評判官吏思想是否「正常」、評判官吏的官際合作是否暢通的標尺，也是中共官吏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唯一興奮點，中共官場效力的唯一推動力。中共官吏的腐敗來自獨裁權力的握有。從物質佔有慾到肉體享用欲的滿足，從對腐敗的享受，到對保證腐敗的權力的絕對把握與控制形成的循環，最終導致政府的公共權力被利益和享受所腐蝕。「上樑不正下樑歪」導致了中共自上而下、以身教化的腐敗。基層官員又肆無忌彈將此類腐敗日日露顯於底層民眾面前，百姓們每日相見的地方官吏的腐敗形象，就是中央官吏的影子。腐敗在中共黨內從下往上層層渦集，形成一個以腐敗為動力的權力運轉機制。這個機制在當今中國已日趨「完善」，完善到極權的中共必須依靠腐敗來維持其權力軸心的運轉，必須依靠腐敗來刺激官吏的奮鬥積極性，必須依靠腐敗來提高官吏的效忠度和效率，必須依靠腐敗來擴展派系勢力，必須依靠腐敗來鞏固手中權力、實現掌權者個人的政治野心！中共極權比誰都清楚：徹底的反貪反腐，意味著黨中央會被其黨徒和官吏徹底的拋棄，意味著中共核心會從內部徹底的瓦解。由此足見，中共的「反貪反腐」只是自欺欺人、裝模作樣的花拳秀腿。但甚然而至的是，腐敗正在推動中共極權加速接近死亡線！
D、失卻精神支柱的中共的整體精神的衰落及黨員個人意志的沉淪
中共是俄共為了爭奪在華利益並與國民黨竭爭統治權而出生的政治動物。政治動物所做的一切都為政治服務的。當政治動物的目光瞄向了經濟，從它對經濟利益垂涎欲滴的那一刻起，支配這個動物肉體的政治意識就開始消沉，隨之而來的就是以經濟利益和物慾滿足為核心的奮鬥目標的豎立。隨著權力貴族經濟體系的形成，中共官吏個個都成了腰纏萬貫的富翁。隨著人之私慾這個無底洞向高增長的經濟之泉不斷伸延，中共官吏們的貪慾、物慾、色慾和利己欲變得越來越不可收拾，以致於為了滿足上述慾望而不惜突破普世道德底線。共產極權組織賴以存活的精神依托——政治第一、經濟第二的理念，就這樣在物質利益面前被擊得粉碎。
少於精神追求的人，沒有精神支柱支撐道德意志的人，只能從物慾的滿足中享受精神的快感。中共官吏就是這麼一群物慾生物。對物慾滿足的飢渴，使中共官吏的整體精神沉落到「今朝有酒今朝醉，長夜宵聲伴淫慾」的幾近神瘋顛狂的地步。然而，中共的官權經濟模式每時每刻在不斷地生出腐敗。腐敗正強力地麻痺著中共官吏的每一根神經，腐敗已經成為中共官吏轉移末日恐懼的唯一安慰劑，腐敗是當今中共官吏最高效率的工作興奮劑，腐敗是獻給中共官吏們無限心愛的、最最沁人心肺的精神鴉片。全黨腐敗、全軍腐敗、各級行政組織自上而下、自內而外的層層腐敗，「人民公撲」不計廉恥、毫無忌悔的公開腐敗，正在把一個全球唯一的、有著五千年續代道統文化和精神的大國一步一步引向死亡的淵涯！一個執掌著國家行政權力的政治組織的官員整體道德意志因腐敗而喪失，一個執政黨組織的整體政治精神因腐敗而墮落，一個綁架了國家權威的政治組織成員的整體政治意識因腐敗而麻痺到再也無可復甦的地步，如此的所謂「國家」，如果希望求到甚麼解救良方的話，這個良方只能是孵化出腐敗之蠹的政治制度的解體、跨台和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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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台灣大劫難》不是我第一次拜讀的袁紅兵先生的作品。讀《台》書讓我高興地看到一個出自政治異見人士的觀點：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的精神世界的空虛和對物慾的無節制的索求這一人類意志的高度。我聽到了袁先生書中「任何重大的人類危機，本質上都是生命哲學的危機」的吶喊（P.032《台灣大劫難》）。袁先生不是從事精神修煉或生命科學的學者，然能將世俗危機的生成之由提高到人類的生命本質的危機——精神危機這個高度警示人類，非常可貴且意義深遠。這不但因為當今政見、民運或法界人士持此觀點少之又少，更因為這個跨越政治、經濟、文化和生命的議題，或是本世紀最大的科學與哲學議題。然而，讓我始終保持清醒的是，只有在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才有可能讓全民討論這一議題。由此而言，《台灣大劫難》的價值遠在政治和文學價值之上。她的價值當放在人類文化的層次中審視。
袁紅冰先生思想深遂，觀點和見解極具啟發性；袁先生文學功底厚實，論證邏輯嚴謹且富有哲理創意；文風簡潔，語境獨特，用詞精當，文句犀利，勢如出鞘之劍。袁先生的政論文不單運用抽像思維，還時常發揮形象思維，雖是政論之著，讀來不覺枯燥，反而覺得是一種享受，閱後印象至深。無論從文學、文采或語境角度，作為多產作家的袁先生的政論語境和撰文風格，當會在世界範圍對以漢語為母語的政論文的語境和寫作風格發生一定的影響。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