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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東西方,學術、文化與現實

——與友人的對答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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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6月27日訊】近日(6月5-7號),在網上與朋友閒聊了一些問題,覺得也還有意義,所以把它摘錄下來,在博客中發出,供大家茶餘飯後咀嚼。

友人曰:偶然上網聽音樂,聽了一下瓦格納的歌劇前奏曲。不知道您老對歌劇是個甚麼態度,此前沒見到您老談起過此事。

維光答曰:瓦格納的東西不是不喜歡的問題,簡直是有點受不了。太虛張聲勢了。

歌劇當然喜歡聽。但是用心不多,總是當作人聲的藝術來聽。也就是喜歡它的音樂。另外歌劇用心不多的原因可能也在於它除了音樂外,別的實在是有點粗陋。如劇情的連接,表演等。所以更愛聽片段。人聲是最精妙的音樂表達。一個人一個樣,一個味兒,一個境界。當然提琴和鋼琴其實也是如此,每個提琴不一樣,同樣的琴,拉的人不一樣出來的也不一樣,可沒有人來的那麼「絕對」。想不出更好的詞了。

由於歌劇才更感到京劇的絕妙之處。京劇是不能夠靠譜學習的也是他的特點之一。京劇是更典型的人的藝術。凡是能夠靠譜演練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簡化了不少東西的藝術。過去把這種簡化,能夠成批生產稱作進步,現在看來兩說著了。

友人曰:這麼說京劇只能像是母雞餵小雞一樣,一句一句地嚼,大概是自從齊如山之後才有了劇本吧。那麼只能說是京劇就是這樣的東西,只能以這樣的方式流傳下去。所以看來藝術很難用進步和退步來衡量。真不知道這個貝多芬是應該從貝多芬—車爾尼—……一直手把手的傳承好,還是靠記錄的譜子,大家按照譜子的要求來演奏。因為人傳人也不會那麼不走形。可能更走形。大概不能這麼比,兩者不是一碼事。你說瓦格納虛張聲勢,那麼威爾第、羅西尼和普契尼呢。當然,歌劇有情節,太具象就顯得粗俗,可是它們的那膾炙人口的片斷,則會聽得你神魂顛倒,心血沸騰。我這裡有一套於友澤送的亨德爾的拉達米斯托,我太太和孩子每次都聽得高興的不得了,這是我也沒料到的事。當然,我們都不可能聽懂唱詞,也不知道劇情,實際上就拿人聲當作器樂來聽就是了。有人說過,還會有甚麼樂器比人的聲音更美嗎。
不過,細想起來,您老說的瓦格納倒是有些許道理。

維光答曰:京劇,不只是京劇,中國的戲曲是早就有劇本的。齊如山也是整理了很多劇本而已。不過這些本子都是各個名角,或是戲班私藏而已。而比劇本更深的東西是每個人的演法,唱法是不一樣的,這些都有些手工作坊的味道,靠師傅的經驗體會和創造。如京劇的各個流派,每個流派的創始人都有自己的發音方法,那是無法用筆記下來的,倒是可以靠偷藝,偷聽琢磨。但是琢磨後能否領悟那是靠天分,恰恰是天分好的偷的好,領悟了而且往往最後還創出了自己的流派。如馬派、言派,程派,楊派(寶森),奚派(嘯伯)乃至裘派的形成都是如此。如今的那些馬派,發音部位都不對,何談馬派。張學津唱的很好,但是由於功底,他的發音部位是余派的發音部位,所以更可以說是余派的延伸。至於其他馬派諸位後人,簡直就因為不懂這點而根本沒入門。好的是金福田,後期朱寶光有點味。

藝術是沒有進步和退步一說的。那維納斯雕像是到頭了的藝術,如今再也雕不出來如此令人神往的作品。提琴到頭了,也是一把琴一個聲音。西方的歌劇藝術就是融合了西方的音樂。而如果把京劇稱作是北京歌劇,那實在是一種貶低。西方人對於京劇的歎為觀止,是發自內心的,而且只有行家才會如此。齊如山的認識過程其實也是如此。我準備寫齊如山的教訓就是想談這個問題。齊如山二十多歲的時候和我等一樣,以為京劇落後於話劇、歌劇。三十歲以後則大反盤。而我寫齊如山的教訓是想以此引申到學界,思想界問題,並非局限在京劇。學界、思想界如果沒有這個過程也只是說明自己的認識還沒有到家。和中國文化相比,西方在很多方面是很粗疏的。

我去台灣的時候,對台灣的學界朋友說,台大哲學系必須以中國哲學為主,幾乎所有學西方哲學的,當然指那些在西方拿到博士回台大的人,他們的西方哲學研究都不過是皮毛。這也是當初陳寅恪為甚麼最後搞中國歷史的原因。他絕不做實質上的二流工作,一定要做實質性的領頭工作。這個看法也屬於齊如山的教訓所引發的。

順便說,亨德爾的很多清唱的女聲,甚至可能最好的版本都是男旦唱的。西方至今還有這類男唱的女高音,女低音,就如中國的京劇一樣。

友人曰: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閹伶歌手,資料上面講的應該是17、8世紀的閹人了,當下還會有此類人物?

看來一說起京劇就勾起你老的神經,怎麼在北京時沒聽你老談論過京劇,更沒有哼過。可能我們都不行,外行,所以您老也就沒必要對牛彈琴了。現在大家的擔心就是京劇再往後的命運會怎樣,會死掉嗎?不知道京劇的各個流派是否可以和西方的歌唱家相比,因為各個大家也是風格各異呀。你看,所謂的三大男高音比起前面的那些大家就已經很沒有光彩。眼下中國也來了個三大男高音,真的是讓人起雞皮疙瘩,可他們卻也真的是恬不知恥。要是我真的就要扎地縫裡面了。

關於西方文化的粗疏還是粗俗,我想因為是您老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緣故,對於西方文化的親身感受所致。果真如此,還是由於你現在和中國文化有了一段距離,所以反而留戀起中國文化來。當然,也許真是體驗到了西方文化沒有中國文化的「精深」。

我們若是推測,當年若是陳寅恪真的是做了西學的研究,還能不能成其為陳寅恪。

您老眼下也在做中西學的對比,那麼對於西學您老又是在一個甚麼程度上。是不是中國人作西學也如老馬所說學語言要「奶媽子帶大」。

維光答曰:男唱女不只是當年的所謂閹人,時下還有幾個唱的很不錯。

說起西學。我是自知,能夠滿宮滿調地唱對了幾段,也就是正確做出幾個題目,就不錯了。除了自己所知道的這一點,多一點都不敢多說。而中文世界,詩詞格賦,京劇昆曲,琴棋書畫,卻都敢湊上幾句,並且相信不至於在不知不覺間說出外行丟人話。也就是很清楚說到哪裏為止。可西學就不是了。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只要想想一個老外學中文的火候和程度,談中國文化問題時讓你可能有的感覺,就知道了。如果一個老外只是看翻譯文章瞭解中國文學,那他如何能夠談中國的詩詞格賦,以及中國文化思想。或者說如果他只是看介紹中國飲食的書,他如何能夠談中國飯的味道,精妙之處在哪裏。時下靠看翻譯作品的作家、思想家莫不如此。而真正瞭解西方只有母語,或者很小的時候就學西文,大量閱讀背誦過西文的人。當然我們指的都是大「家」,而不是混飯吃,混名混利的那些所謂名人。

雖然如此,比起西方那些混子,如馬漢茂、顧彬們,也就是西方那些漢學家,二百五的左派文學家,思想家們,我還是比他們功力深多了。因為我除了一二三地一招一式地練外,還有一個東方的根底也就是從外邊看西方。我在近來研究極權主義的文化起源的問題的時候,可惜我的工作語言是中文,不然對此的看法會給他們打開一些思路。因為我對於宗教文化的看法,已經超過他們的眼界了。但是我知道,我沒有更多的精力去看我工作方向以外的事情,只能夠繼續慢慢研究我的問題。先成中文再說。

近日從貝嶺那裏拿來一本國內翻譯出版的《歐洲精神》,實在不是好作品,膚淺之作。讀那種東西出來的人,腦子不會清楚。

最後要說的是,最重要的是ABC,把基本音符唱准了。這代人和下代人不說了。就是上代人,也沒有幾個唱准的。如馮友蘭,可能古文獻掌握的不錯,那是那代人由於時代而固有的。但是思想基礎不夠深厚。在洪謙先生早期和他爭論的論文中,實際上把他已經說的不值了。所以洪先生後來才不得不到西語系去了。這就是說四九年前洪先生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周圍都是馮友蘭那樣的人。馮友蘭是有「學問」的,他的後代,如陳來們,由於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和訓練,好像就只剩下了「混子」二字了。

友人曰:如你所說,西語能夠學成母語一般,當然還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最好。可陳寅恪先生我想西語的水平應該是很好了,那麼聰慧之人,怎麼還是沒有直接做西學?是自覺功底還不夠嗎。當然,作為一般的瞭解,看看翻譯文章,只要那文章不是胡來,應該還是可以吧。作為研究,不看原文那肯定就是瞎子,連一點兒感覺都不會有的。看原文和看譯文那是差之千里的,我想甚至是風馬牛。

維光答曰:陳寅恪本來是研究西域史,但是知道如果如此,只是跟在洋人之後,所以就轉了隋唐史。余英時在《陳寅恪詩文釋證》裡對此亦有所闡述。

我最近一段時間,為了吃透三卷本的《極權主義和政治宗教》中的一些篇章,再次英語和德語本,反覆對照琢磨。原文是德文本,為此我體會到英文本的敘述方法和德文的巨大差異。甚至就是完全改寫。敘述的調子根本不同。英德尚且如此,何論中西,論文尚且如此,更何論文學,詩詞格賦。這套書我就是擔心對西文的理解有誤,所以乾脆買來兩種語言各一套。

此外翻譯胡來不胡來,還看翻譯者的水平。翻譯絕對不是語言問題,還有專業,以及理解才能問題。凡是學外語的在中國一般都是學不來別的科目的人。此類人如何能夠翻譯好。此外,在各學科中,專業好的人也一定不會去幹翻譯,這又是一大阻礙。所以一百本翻譯書中,有一本好的就不錯了。這也是我上次寫文的中心。像中國當代沒有好的文論就在於很多人人都是靠翻譯作品出來的。先天決定,一輩子寫不出好東西來。最多寫出還能看得過去的東西,如貝嶺。你看洪謙先生,他西文的東西都非常準確清楚,所以他中文論文也一定清楚。陳寅恪、王國維把握東西都很準確,都是對不同文化中的思想把握準確的原因。

翻譯是否胡來要看翻譯是否理解了原作品和作者,理解了那種文化,以及那個作者所處的環境。如此,你能夠相信哪個翻譯者呢?

友人曰: 看來當前研究極權主義的資料還是真的很多,而且還是大部頭的。無意中從瓦格納說起這幾個點,引起您老如此多的感慨。當然,其實這些話題只是開了一個頭,在郵件上來議論是不可能的了。就每個題目都可以展開成長篇文章,就等你來完成了。哈,那是您閒暇時消遣的去處。

就您那個三卷本,看來還得花相當大的功夫。那是當代人寫的?

維光答曰:這三卷本的書是慕尼黑大學的H. Maier教授主持的一個研究項目,九五年後開了三次研討會,邀請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極權主義研究者,各個方面按照他的一個大綱提供論文。第三卷則是總體發展的教科書式的一本基本著作。每卷都四百多頁。先出版德文本,後翻譯成英文。Maier從七零年起曾經擔任巴伐利亞文化和教育部長十六年。

順便說,那是八九年後大眾汽車公司資助的一些關於柏林牆崩潰後的一些問題的研究項目之一。我當初在魯爾大學馬漢茂那兒從事的也是一個,可如我當初評述的,我們生產的是廢紙,人家生產的是研究作品。不過我本來要寫的紀念馬漢茂去世的第三篇文章是想說明,當年我們那個項目,十幾年後留下來能夠看的只有我的文章。幾乎現在所有的仍然在討論的問題,極權主義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黨文化問題,異議知識份子問題,都是我在那時候提出來的。並且至今沒有人超過我那時的工作。包括我九六年寫的那篇「紅衛兵誕生記」。寫完我曾經說二十年內沒有人能夠寫過我這篇文章。現在二十年快過去了。我進步了,可別的人還是沒人能夠趕上來,更深地開掘。

大眾汽車公司平行於此還有三個資助項目讓我非常注意,其論文集我都收有。其中《極權主義的概念史》,也是相當有意思的一本論文集。如戰後,五十年代柏林對極權主義概念的接受與否,以及圍繞與此的爭論。那時柏林的東德研究所基本上大多數是東德跑出來的,很多人此前也是黨員,所以拒斥使用極權主義概念。這個有意思的,幾乎在中國人中又在重複的歷史,以後我也會陸續介紹出來。我也會對比馬漢茂們漢學家的工作和這幾個研究項目的不同再寫一篇東西,讓人們看看如何認識這些漢學家。

做完我手頭這本書的筆記,下週我會做一個四種流亡對比的廣播談話。三十年代的歐洲流亡到美國的流亡者是行李中背著極權主義研究去的,五十年代後東歐到西歐的流亡者是帶著對共產黨及其文化的厭惡,並且從來也沒有認同過逃亡的。而八十年代後,尤其是八九年前後,那批中國人則是帶著共產黨文化,意識形態走向了流亡之路的。這當然包括西單民主牆乃至北島等這批人。但是九九年後的,則是帶著信仰與返回東方文化傾向走向流亡的。一比較你就知道八九年的那些人,時下的中國知識精英,所謂異議人士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思想和文化問題其實就是那麼簡單。可人們往往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012-6-7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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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7 5: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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