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9日訊】王國維，1877年12月，1927年6月，死時49歲半，壽未終而人自殺（投湖），時逢北伐勝利進軍之際。這就是說，王國維死於驚恐不安，心灰意冷，人生絕望，不想活了。這是為甚麼？也就是說，王國維為何人生絕望到不想活了？
王國維的死因，查維基、百度百科，有殉清說、驚懼說、諫阻說、文化殉節說、逼債說等。殉清說，從王國維的清朝遺老身份和心態，作逢「覆巢」之際以自殺「完節」的情理之說，梁啟超、吳宓、魯迅等均持此說。驚懼說、諫阻說，是前清遺老殉清說的具體補充：驚懼說據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推論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諫阻說聯想王國維投湖類似屈原投江，以尸諫方式勸阻溥儀別去日本避難，以全名節。文化殉節說由陳寅恪所持，是殉清說的抽像概括，上升到歷史文化的哲學高度，陳是王國維的同事，精神至友（精神相通、過從甚密），先持殉清說。逼債說可謂純粹臆測，沒有證據證明王當時有還不起而以死逃避的重債。
另外還有所謂諸因素說，這是對上述說法的亞里士多德似的折衷，觀點含糊。我基本認同陳寅恪由具體到抽像，思維明晰並具有層次，理性且深刻的說法：中國文化衰落之際，被中國文化同化的王國維必感苦痛，難熬到最後自殺，無非求個義盡心安。清朝終結代表著中國儒道佛文化的衰弱沒落，王國維在民國清華大學任國學導師以此謀生，同時又任困於中南海的清朝「南書房行走」，希望能使清朝死灰復燃和中華文化復興。可以看出，王忠於清朝是表象，骨子裡忠心的是儒家文化，北伐勝利讓他徹底絕望。
我看王國維之死，明確說來就是：一個真儒士為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我非儒士，只說事實。真儒士為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把陳寅格的說法簡明扼要化，比較容易被理解和記住。真儒士，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這三個詞的詞義說清楚了，連接起來，就「1+1＝2」的算術題似地一目瞭然。
真儒士，依照《論語》的說法就是「君子儒」，即做人講仁義、知禮儀、讀儒經的斯文書生，相對「小人儒」，即以儒學和斯文謀求利益（權利）的人而言。1905年清朝廢了科舉之後，儒學在西學進逼之下節節敗退，王國維、陳寅恪等以傳揚國學的方式繼續儒學研討和轉型，這些人就是真儒士。
中華文化的劫難，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同意建通商口岸起，洋教引發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暴亂後，湘軍、淮軍首領領頭辦洋務建軍民企業，康有為等領導維新變法學日本脫亞入歐，孫中山等領導辛亥革命學美國共和，終於在1912年中華民國取代清朝幾年後的新文化運動，公開打出「科學」和「民主」旗號，昭示中共反儒家禮教文化的在劫大難已經臨頭。
殉節，直接甚至主要跟王國維相關聯。王在近代享有國際盛譽，他連接中西美學，第一個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創「二重證據法」（將中國古代考據傳統與西方近代科學考證相結合的方法）開闢古史研究的領域，第一個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開拓中國的新學術，宣講國學都是企望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就個人而言，他的努力很成功：不僅著述有《紅樓夢評論》、《殷周制度論》等62種，成為與前清舉人梁啟超齊名的最著名的國學大師；才29歲時就講出了「人生三重境界」（獨上高樓，人憔悴，燈火闌珊），至今還被人傳誦；用雙重考證方法探討殷周制度，得出古代民主制度的結論。也就是說，王國維雖然留著長辮子，思想卻是現代的，但北伐軍的勝利卻讓他恐懼，或許已經預感到後來中共紅軍匪亂和掌權後的大文革，絕望而殉節。
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人才中年，王國維就已經事業大成，卻因中國文化復興無望而覺得人生無味。想死不想活的念頭可能在新文化剛成運動的1915年、1916年的時候就有了。這樣看來，作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傳人，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他，至少10年晝夜裡感到活著的苦痛，他個人越有成就越痛苦難忍，覺得以死殉道才心安。
王國維，清末秀才，1923年，遜帝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由此對溥儀有國士知遇之感。1927年，北伐軍槍斃湖南的前清官員葉德輝，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塊錢，僱人力車至北京頤和園，自沉於昆明湖，帶著對北伐革命的驚恐，留下人生無味，不願受辱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王國維之死，死因寫在文化巨變的傷痕和王的遺書留言裡，明明白白。殉清說、驚懼說、諫阻說、逼債說，說的都是現象，是不同人的不同感覺。這些說法都沒有真正說清王國維的死因，所以陳寅恪才在殉清說之後再說文化殉節。這就叫由表及裡，好似中醫診病；又好似西方庭審，法庭辯論之後，陪審裁決，一審、二審宣判後是終審。可陳寅恪沒有終審權威。
諸多說法，既表明世人對文化名人之死的關注，也說明民國時代驟然由家人臣民變成國民的學子們的心亂。死因都爭個不休，中共作亂咋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