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5日訊】加詞減句 斷章取義
詞彙是人類交流和表述思想觀念的基本單元，詞彙按照規範詞彙組合的語法來構成句子，用於表達簡單的意義，句子和句子組合起來的複雜詞彙、句子結構，才能表達復雜的思想和意義。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詞彙只有放在特定的語境中，才具有其特定的意義。
割裂詞彙和句子的聯繫、割裂句子和句子間的聯繫，使詞彙、句子離開特定的語境，就會使詞彙、句子的意義發生偏移或產生歧義。如果人為的有目的增加或減少詞彙、句子，就會使詞彙和句子產生完全相反的意義。為了防止這種差錯帶來的歧義，中國古代漢朝的劉向、劉歆父子在編撰中國古代書籍的活動中，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校對方法 「本校法」和「仇校法」。
共產黨撒旦邪教的筆吏們秉承其教主們的「旨意」，在攻擊它們所認定的「敵人「的時候，發現了割裂文本、增減字句的「妙用」，並以此作為攻擊抹黑被撒旦視為敵人的善良的民眾和團體的主要手段。
例如，1999年撒旦的筆吏們為了攻擊和抹黑法輪功，誣蔑法輪功創始人宣傳「世界末日」、「一九九九年將要發生地球災難」。而真正的原文是甚麼哪？請看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法輪功創始人在「紐約北美首屆法會講法」講法中的原文：「我可以在這裡嚴肅的跟大家講，所有稱在一九九九年將要發生甚麼地球的災難啊，或者是宇宙的災亡啊，這樣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法輪功禁止修煉人吃藥治病」也是共產黨邪教攻擊抹黑法輪功、煽動民眾仇恨的支點之一，也是造成絕大多數大陸中國人誤解法輪功的主要原因。法輪功真的像共產黨的筆吏們所說的那樣禁止修煉人吃藥治病嗎？請看被斷章取義篡改的法輪功的創始人有關講法的原文。
「談到治病，不是教你治病。法輪大法的真修弟子誰也不能給人治病，你只要一治病，你身上所有帶的法輪大法的東西，我的法身會全部給收回。為甚麼把這個問題看的這麼嚴重？因為它是一種破壞大法的現象。把你自己的身體損害了不說，有的人一旦看了病手就癢癢，看見誰就拉過來給人看病，顯示自己，這不是執著心嗎？嚴重的影響人的修煉。……當然將來這種氣功治病的形式，也可能讓它存在，過去也一直存在著。但必須是有條件的，這個人必須是個修煉的人，在修煉過程當中他出於慈悲心，他給少數好人做這樣的事情可以。但是他不能夠給人家徹底消掉這個業，他威德不夠，所以難還在，只是具體的病好了。一般的小氣功師他不是個修煉得道之人，他只能夠給人家往後推；也可能給轉化了，也可能轉化成其它的災難。但是推的過程他本人可能不知道，如果功法修煉的是副意識，是他的副意識做的。有些功法的練功人好像很有名，好多赫赫有名的大氣功師他沒有功，功都在副元神身上。也就是說在修煉過程當中允許這樣做，因為有些人持續在這個層次當中，一練就是十幾年，幾十年走不出這個層次，所以他一輩子老是給人看病看病的。因為他在這個層次當中，也就允許他這樣做了。法輪大法修煉的弟子絕對不能看病。給病人念一念此書，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對業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引自《轉法輪》第七講治病問題，原文太長中間有省略）本來是法輪功的創始人為了防止法輪功的修煉者以氣功的方式給別人治病，損害自己的身體，在共產黨撒旦邪教筆吏的筆下，就成了不讓法輪功學員吃藥治病了。
比附攀援 邪惡歸因
比附攀援陷害對方於不義，古代社會亦有，多為奸佞之徒陷害忠良時所用。如唐代酷吏來俊臣就還著有《羅織經》，專寫羅織攀援比附之法。宋代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罪名是「莫須有」，明代萬曆年間石亨與曹吉祥等陷害于謙的罪名是迎藩王「跡未顯」，但如果與共產黨邪教的筆吏們的比附攀援相比，就顯得手法粗糙、功用單一了。
共產黨筆吏們不僅要陷對方於不義，為撒旦邪教的「武器批判」提供依據和道義支點，還要在社會對善良的人們洗腦誅心。比如2011年至2012年間，起初在四川的藏區的格爾登寺發生了連續的藏族僧人自焚事件，逐漸蔓延到了西藏的昌都等地區。其原因是藏族藏傳佛教僧侶對中國共產黨邪教當局在西藏實行的宗教文化滅絕政策的非理性反抗。
但是共產黨的筆吏們指認自焚事件是海外格爾登寺活佛鼓勵煽動的的結果，原因是自焚事件後他們舉行了超度法會。其後新華社2011年11月14日發自成都、標題為「專家稱達賴喇嘛鼓動藏族僧侶自焚」的電訊，一口咬定藏區發生的破壞教規、滅絕人性的自焚事件達賴支持下進行的。
2011年12月10日，中共國媒體報導了一則關於廣東陸豐市「921」烏坎村群眾集體上訪事件的新聞。中共「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網、新華網、人民網和相關的把報紙都予以報導，其標題聳人聽聞：「廣東汕尾通報陸豐群體事件：境外勢力推波助瀾」（環球網）；「廣東汕尾通報陸豐群體性事件：村民被利用」（京華時報）；「廣東汕尾市委書記稱村民滋事受境外勢力推動」（中華網）等，其證據只有共產黨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的一句話「……只不過事件被村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動，企圖將事件升級。鄭雁雄特別強調，有境外勢力對今次事件推波助瀾，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趨嚴重，改變了事件的性質。」烏坎事件最終在共產黨邪教慣用的暴力手法基本失效後，最終以烏坎村委會主要負責人為替罪羊的方式得以基本平息後，在共產黨邪教媒體的所有報導中，所有的境外勢力、敵對勢力突然又消失的無影無蹤。
2011年5月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學生和牧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的示威活動之季，《環球時報》於5月30日發表題為「理性看待內蒙近日發生的事」的評論，除了提到西方勢力外，還外加了：「以美國為基地的「蒙獨」組織過去幾乎沒人知道，這次跳出來，試圖做蒙族群眾的「利益代表」，追求在西方輿論中的轟動效應。但他們注定毫無前途，很快就會又被遺忘。因為他們與內蒙古的蒙族群眾完全不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的前途同內蒙古的發展與進步是徹底逆相關的關係。」本來想通過這樣的比附牽連，隱瞞事實真相，並為可能的大規模鎮壓提供理由。但是這次《環球時報》的比附牽連弄砸了，因為它讓根本不知情的蒙古族人知道了在美國有「蒙獨」組織，可能會激發更大規模的、涉及所有蒙古族居住區域的抗議活動。於是在邪教教主的示意下，緊急刪除「理性看待內蒙近日發生的事」評論，免得被更多的蒙古族人看到，一方面準備大規模鎮壓。事後，國安等安保部門抓捕許多學生，追查「蒙獨」勢力的線索。
於是乎，在共產黨撒旦魔教筆吏通過文本、圖像等方式製造的邏輯中，只要藏區民眾抗議共產黨邪教的暴政，一定就是達賴喇嘛所為；新疆維族民眾反對共產黨的暴政，一定就是世界維吾爾大會熱比婭和東突所為；內蒙古蒙古族的抗議活動一定是海外的蒙獨勢力所為；漢族地區發生的抗議中國共產黨邪教暴政的活動，是境外反動勢力或反華勢力所為。令人奇怪的是每次在共產黨撒旦邪教喉舌媒介中出現的這個境外反動勢力或反華勢力，都不屬於任何海外的個人、組織或政府，而是純粹的無影無形。共產黨筆吏蠱惑人心、比附攀援的功夫可謂是「盡善盡美」。
語言暴力 恐嚇威脅
謊言和暴力是撒旦邪教起家的兩大法寶，在撒旦教的創始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中就可以找到語言性暴力的基因。在共產黨撒旦魔教起家和維護其魔教政權的過程中，在歷次誅心殺人的運動的具體實踐中，共產黨邪教筆吏們沿襲教主們的語言暴力基因，以暴力語言性批判為先導，為其殺戮造勢誅心造勢，然後把其殺人誅心的運動從理論的批判導入實體性的暴力殺戮。
共產黨邪教筆吏們使用語言暴力方法獨特，因時因事而異。有時筆吏們如嗜血的魔獸一般，興奮異常使用赤裸裸的語言暴力；有時也喜歡使用隱形的語言暴力，春秋筆法指東打西，但言辭語彙之間刀光劍影，殺氣逼人。
在共產黨發動各種政治運動殺戮、迫害中國人時，筆吏們在黨媒介中使用最多的詞彙是「批判」、「鬥爭」、「打倒」、「砸爛」、「橫掃」、「剷除」等等攻擊性語言和「絕沒有好下場」、「永世不得翻身」等威脅性的語言。如「斬斷×××的魔爪」、「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為共產黨邪教營造恫嚇大眾、製造恐懼、暴力殺戮、培養順民的環境。這些暴力性和威脅性語言所針對的對象因時而異，過去是「地、富、反、壞、右」，現在則是「法輪功」、「維權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
在暴力、威脅性語言使用最多、最集中、最有創意性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政權在香港搞起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活動，受到港英當局的壓制。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通過講話、社論等香港左派打氣，造成暴力衝突和人員死亡後，《人民日報》在7月5日社論提出 「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公然號召香港左派殺害警察。
金訓華就是一個共產黨邪教筆吏語言暴力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那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與共產黨邪教基層筆吏創作的「誰燒山，誰坐牢」、「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今天不交稅，明天牢裡睡」等粗糙的暴力語言不同，共產黨黨媒介中的筆吏和能夠運用黨媒介的筆吏們，在今天創造出了一種更精細、更具迷惑性的暴力語言。藏刀光於「善意」、匿劍影於「關懷」。如2011年年初，中共邪教為了迫害異議人士艾未未，中共邪教媒體之一的《環球時報》就登載了「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等一系列評論，為其實質性的迫害造勢。通讀這些評論，偏旁部首陰風刺骨，字裡行間殺氣逼人。
培養邪見 免疫正見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有人直接告訴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去做壞事，一般人出於人善良的本性，都不會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不直接告訴他（她）去做壞事，而是不斷的給他（她）講述做好事沒有好報、做壞事得利益的故事，日積月累聽故事的人就會自己建構起做好事無好報的人生準則來，並認為是真理，從而在生活中踐行。中國古代稱其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現代西方的傳播學把它總結為「培養」理論。
為了使用這種方法，共產黨邪教政權在中國建立了徹底封閉國民信息自由獲取和交流的的環境，然後不厭其煩、滴水穿石般腐蝕中國國民原有的正統文化、道德理念，逐漸利用不斷植入國民大腦中的撒旦邪教的邪惡基因，利用人類特有的感覺、知覺、思維、理性的本性，讓中國人自己在自己的頭腦中建構出了一個符合撒旦邪靈需要的思維、認知結構。
比如，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撒旦邪教至上而下的群體性道德敗壞、制度性的腐敗逐漸為中國人所認知、厭惡，越來越受到中國人反對。共產黨通過其筆吏，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能找到的貪官污吏的個案，拍攝成電影、電視，日積月累的播放傳播，在中國人的思想中製造出一個符合共產黨撒旦邪教利益的觀念：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不論何朝何代，無官不腐、無官不貪。植入這種共產黨撒旦邪教有目的製造的思想觀念的人，會按照共產黨的邏輯進行思維，認為共產黨官員的貪腐屬於正常。
在中國大陸，與一個人共產黨的官員談論自由與民主，反對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她）會接著告訴我們，西方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遊行集會自由等欺騙人地，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只有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遊行集會自由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自由不完善是正常的。在共產黨邪教政權為了其生存，不得不打開中國的大門，人民自由獲得信息可能性增加。特別是互聯網在中國逐漸普及後，中國共產黨邪教教主們發現，由於代理技術不斷發展，完全控制中國國民的信息獲取已無可能，讓國民「免疫」就成了共產黨的急需，而「黨疫苗」也就應運而生。這個「疫苗」就是西方媒介「妖魔化中國」的理論。這個「黨疫苗」通過大學教學和網絡等途徑，在中國民眾的思想中被廣泛種植。接受了這種「黨疫苗」的人，即使通過代理技術、翻牆軟件或其他途徑，獲得有關中國共產黨邪教統治下的中國的種種真相，也會被植入其體內的「妖魔化中國」的疫苗自動識別為「病毒」而被「免疫」。（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