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9月28日訊】我首先感謝陳秉中醫生在他肝癌晚期為廣大愛滋病受害者討回公道！
我是王淑平，是陳秉中醫生在他三封信中提到的人物之一。作為最早期目睹丙肝和愛滋病流行的醫生，在我想簡介談一談1995年我發現愛滋病在獻血員中流行後的遭遇。
八十年代中期，我是研究肝炎病的醫生，不但診斷和治療肝炎病人，而且研究人群中肝炎流行情況，我和同事共同發表了「輸血後乙型肝炎的研究」論文《病毒學報》1991年S1期。1991底我被周口地區防疫站領導調配到單採血漿站工作後，我在那裡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猜測獻血員中丙型肝炎流行（原命為非甲非乙型肝炎），因為當時單採血漿站只篩查乙型肝炎抗原，不篩查丙型肝炎抗體。由於我經過臨床醫學和流行病學的特殊訓練。後來我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合作檢測了64例當時獻血員的血清樣本。後來實驗檢測證實我的設想是對的。丙型肝炎抗體陽性率34%。因為我同時已經瞭解到河北固安，江蘇鎮江等早在1991年前就發生了丙型肝炎流行。根據我的流行病知識和臨床經驗，我所在的單採血漿站內血液污染非常嚴重，我開始檢測血站內的操作程式，抽血、離心、分漿都存在著嚴重的血液交叉污染。我提醒我的站領導保護獻血員，杜絕血液交叉污染。但是他告訴我：「這會增加成本」。1992 年7月，醫生的責任感促使我到衛生部匯報丙型肝炎病毒在獻血員中的流行情況，並要求在單採血漿站篩選丙型肝炎抗體。後來衛生部的楊東明大夫到周口瞭解我們的血站污染情況，她說她已經在國內走訪了幾個單採血漿站，很多血站都存在血站污染情況。後來衛生部於93年2月17日發出通知，提出對健康人採血的體檢標準，其中規定，對所有獻血員進行丙肝檢測，該檔從93年7月1日起正式執行。
因為我匯報到衛生部，1993年3月，我被當時的防疫站的單採血漿站領導趕出了血站。因為單採血漿是以營利為目的，我的行為妨礙了單採血漿的生意。為了解決矛盾，當時衛生局的申科長和防疫站宋書記商討，以暫時幫忙的名譽，把我借調到衛生局醫政處工作。很幸運我有機會和申科長，王局長以及另外的幾位同事於1993 底檢查周口地區的17個單採血漿站，檢查發現17個站都存在嚴重的血液交叉污染。舉例，當時太康縣防疫站有20,000多獻血員，有45%因為丙型肝炎抗體陽性，肝功能損傷遭淘汰。另外未經檢查4個地下私人血站污染情況就不得而知。周口地區的單採血漿的生意發展非常快，從1991年的一個太康縣防疫站單採血漿站到1993底發展到17個，這些血漿站大部份由防疫站和醫院經營，是以賺錢為目的。
根據我所看到的血站污染情況和閱讀科學文獻，丙型肝炎已經在國內單採血漿站內爆發流行。我的調查結果丙型肝炎抗體陽性率84.3%。作為一個大夫，我非常焦急，我當時找到周口地區黃浦友風專員，他立即召開了全地區的單採血漿站和醫院的負責人大會，強調對血液安全進行調查和控制。同時當我讀到鄭錫文1993年論文「雲南省瑞麗三市縣1992年及1993 吸毒者的HIV感染率分別為81.8%及85.7%、44.6%及 40.0%。我知道丙型肝炎病毒和愛滋病毒感染途徑是一樣的。一旦吸毒感染愛滋病毒者進入血站，就會相似丙型肝炎病毒一樣迅速在獻血員中傳播。我不想坐在衛生局的辦公室等待愛滋病的來臨。我想直接監督和預防愛滋病。1994年我要求衛生局批准我建立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臨床檢驗中心批准了，但是政府不給任何資金，衛生局調動另外3個人到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工作。我自籌資金，實際上是從我原有工資中節省的錢買了檢驗設備，衛生局容許我們對全地區的醫院，血站進行血液安全品質控制。
1995年3月，我受衛生局委託，去太康縣檢測一位郭姓獻血員，因為他在昆明血站獻血時被檢出愛滋病毒陽性。郭姓獻血員告訴我，他從昆明回家後，他在半月內先後又在柘城縣、淮陽縣、太康縣血站賣血。經我們檢查，他被確診愛滋病陽性。我當時建議河南省衛生廳醫政處領導，立即對全省血漿站進行愛滋病抗體檢查，但是他們說，血站成本太大，無法實現。為了能早期預防愛滋病在獻血員中流行。我用我的儲蓄買了三個廠家的愛滋病試劑盒，然後我隨機收集了三家血站正在賣血的獻血員的血液標本（409例）。用三家的試劑先後檢查血液標本，愛滋病毒的陽性率13%。我立即報告給衛生局魏局長，他說：「你們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會感謝你們的。他還說，他會很快的上報地區和省衛生廳。兩週後，我又去找他。他的態度變的很不耐煩，我問他，是否已經上報愛滋病疫情。他反過來問我。你認為你的結果錯了嗎？我說，我的結果是對的，我告訴他，我要到北京做最後鑑定，他要求我寫出書面報告，我立即給他寫了報告。第三天，我就去北京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所去做最後確定，我帶了55 HIV陽性標本，但是研究員告訴我，每份要收700元。我已經用完了我所有的積蓄。我很失望地離開了。碰巧在門口遇上了當時預防醫學科學院的曾毅院長。他問我來北京做甚麼。我希望他幫助我做愛滋病的最後確證。他非常熱情的問長問短。我告訴他愛滋病在河南的流行嚴重情況，他非常重視我的發現。並立即叫他的研究員進行標本鑑定。他說，先檢查16例。就可以確定。第二天結果出來後，13例陽性，3份可疑。他說，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我們應該立即報告衛生部。就在當天晚上，我在旅館接到了我們衛生局趙局長的電話。問我甚麼時間到家？他在電話上說：你給我們地區弄了個大地震。第二天晚上，我剛剛回到家，河南省衛生廳一位廳長打電話到我家，表揚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可以繼續工作下去。我很高興能得到廳長的認可。
但是，第二天上午，我被地區衛生局通知去開會，因為河南省衛生廳的領導要瞭解情況。我剛剛一腳進入會衛生局的領導會議廳，一位局長粗魯的吼我，你先出去。我非常難過地回了家。第二天他們又要求我到衛生廳領導住的旅館去開會。一位局長要求我劃掉我的同事寫的報告中的一句話，即：「我們首先報告給衛生局長，然後去北京做鑑定」。我拒絕他的要求，然後他自己劃掉這個人的名字。接著，衛生廳的領導問我，為甚麼你能發現愛滋病？別人就發現不了？我很明白他們是讓我保密。因為暴露愛滋病的流行影響了他們的政績。我很難過地告訴他們。我希望你們現在不要批評我。你們應該去看一看正在採血的17個單採血漿站。在這17個血站中，目前至少每天有500人被丙肝病毒和愛滋病毒感染。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僅僅河南就將近400個單採血漿站。而且大部份醫院的臨床用血來自單採血漿站。有多少醫院病人感染了丙肝和愛滋病毒不得而知。有一位公安在追捕罪犯時受傷後輸血得了丙肝，他和他的家人非常痛苦。
接下來，有一個衛生局的老領導到我的臨床檢驗中心告訴我，如果你的檢驗中心不關門，你就有麻煩。第二天，這個領導拿著一個長棍子，砸碎了臨床檢驗中心牌子，然後進屋砸檢驗設備。我阻擋他，他就用棍子打我的頭。這時候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有幾個人拉住了他。我才脫離了危險。我立即打電話給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去抓他。他就又哭又鬧，他歇斯底里地罵著，「有領導讓他打人。事情出來了，這些領導都躲開了」。我挨打後，很難過的去找地區行署的新來王專員，她很不高興說，你應該找你衛生局的領導。我知道領導都在打官腔。我找不到哪裡有正義。我哭著回了家。
1996年3月14日。受中央高級領導委託河南省公安廳王廳長和衛生廳長合作逮捕了周口地區的正在採血的血站領導班子成員。接著4月份就關閉了全國的所有血站和單採血漿站，經過整頓，再次開門後，都增加了愛滋病檢測項目。對此，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我的工作起到了保護窮人的作用。
1996年7月河南省召開全省愛滋病預防大會，包括各地，市、縣醫院，防疫站和衛生局和廳，張省長在大會上講，「有人直接把愛滋病疫情通報中央。這是我們不允許的」。在大會後第二天醫政處30多人的分組會上，防疫處的張茂才處長問，誰是從周口來的，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回答，我倆是從周口來的，他一開口就問：「我幾次要求你們衛生局關掉地區臨床檢驗中心，已經關了嗎？」我愣住了，他接著說：「你們地區臨床檢驗中心的那個小子膽子真大，他敢把愛滋病疫情直接通報中央，你們知道他報的有多高嗎？百分之50到60」。「他和那個曾甚麼毅（曾毅院長）一起搞我們衛生廳長、處長下臺」。接著，新鄉地區和南陽地區的代表和他爭論說：「我們也做了檢查，醫院的輸血病人和獻血員的愛滋病感染已經到了百分50到60」。我們的結果和周口的一致。張處長非常生氣地和他們爭論，「如果這個事情通出去，在座的處長都下臺」。我接著發了言，告訴他：「我是你剛剛提到的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的小子」，但是，我是個女的。我是先報告給我們當地衛生局的，然後去北京做鑑定。這時在會的人把我連勸帶拉的趕我出了會場。我在下午去了劉全喜廳長辦公室，我告訴他會上張茂才對我的指責，他沒有等我說完，就大發雷霆，出去！立即出去！我當時淚流滿面，哭著走出了他的辦公室。我很糊塗他作為一個高級官員，為甚麼這樣蠻橫無理，為甚麼提到愛滋病問題這麼害怕？
然而1996年的11月，張茂才領了衛生廳的專家和我們衛生局的幾個領導到我們的臨床檢驗中心檢查說，你們的設備不合格，你們以後不能再做檢測了。我是來關心你們幾個女人的健康的，你們不要被感染了。我看到他在侮辱我們。我質問他，你上次在會上說我們做愛滋病檢查目的是搞衛生廳長和處長下臺的，是甚麼意思？我生氣地對他說：我們不需要你的關心，如果我們被感染了，也就是我們四個女人，我們不怕死，為甚麼你不去關心成千上萬的肝炎和愛滋病感染者？我指責他是中國人民的千古罪人！他老羞成怒地和其他專家離開了我的實驗室。那天晚上，他和我們衛生局的黨組領導班子共同開會決定，關掉我們的臨床檢驗中心。但是我繼續到農村現場去工作。這時，有幾個匿名電話恐嚇我。後來衛生局領導知道我們還在繼續開門後，就藉口派人關掉了我們的水電。導致我們所的病人血液標本全部腐爛。接著把我們的「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的名字改成了「慢性病防治研究所」 合併到周口地區防疫站。魏局長告訴我，你不用上班了，回家伺候你的丈夫去吧。單位關閉後的一年裡，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工資。
我所幸運的是，曾毅院士幫我留在他的身邊工作和學習了四年。在北京，我三次寫信給衛生部長張文康，訴說我們的遭遇，但是我的信都被返回到河南省衛生廳和周口地區衛生局。我們的處境就變得更糟糕。
我不想麻煩曾毅院士，我待在他的身邊對他壓力很大。我還是得找到一份工作，我還年輕，我擁有很豐富的治療和預防傳染病的經驗。在我的多次對愛滋病血清學的實驗中我還發現了非常重要的愛滋病保護抗體。我期望有一個好的環境去貢獻我的知識和才能。但是僅僅是幻想。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在網上找到了一份和丙型肝炎研究有關的工作。2001年早期我來到了美國工作。在這裡，我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雖然很辛苦，但是我學到了很多高科技，新技術。我仍然希望有一天把我的經驗和技術服務於中國人民。
我所敬佩的人：高耀潔醫生、陳秉中醫生、萬延海大夫、張可大夫、桂希恩醫生。
感謝曾經幫助我的人：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病毒所腫瘤室科學家：曾毅院士和他的夫人、陳豔麟、張小梅、周玲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所肝炎室的科學家：劉崇柏、詹美雲、曹慧林
北京醫科大學教授：朱萬孚、莊輝院士、朱永紅
北京醫科大學研究生：李志傑、安文峰、范金水和李奎
我的美國老朋友：David Eckels, Mathew Cusick, WangLi and ZhouLuming
我現在的導師：Stephen C. Alder, Scott Benson，SUNDWALL,DAVID NIELSON
我的新朋友：Courtney DeMond，peggy.christen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