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筆風波

飛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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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錄音筆,外觀精緻,功能不錯,雖然不常用,可關鍵時刻它能幫上大忙。帶上它,去採訪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大爺,我絲毫沒意識到,這竟是它生命裏最後一次旅程。

談話開始了,把錄音筆打開,調到錄音模式,放在離老大爺近的桌子上面,以錄得更清楚一些,方便我事後整理文字。

這位老大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一生就像走鋼絲。他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鬼子打進來,他們就過著東躲西藏的日子,那時候還小,不知道什麼叫害怕,敵機在頭頂上轟炸,他還想跑出去看熱鬧,幸好被母親死死的抱住。還有一次,他們接到警報藏進山裏,湊巧的是敵機拋下的炸彈卡在樹枝上沒掉下來,他們又一次倖免於難。

國民黨兩個師先後駐紮在他們村及周圍村,每個師約一萬多人,他親眼看見某個夜晚,國軍和日軍分別在兩個山頭上開火,戰鬥激烈,火光沖天,最後國軍潰敗撤離。

日軍投降後,那幾年是他一生中最輕鬆的時光,直到1949年。中共解放軍來了,他們好奇的跑去看,看到那些軍人的胸牌上寫著「解放軍」,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還有個「解放軍」,而在抗日最艱難的時期,他對解放軍的記憶是一片空白。

雖然如此,他是歡迎中共的解放軍的,因為共產主義描繪的大同社會令人嚮往。然而事實讓人沮喪,1951年土改,他家被劃為地主,田地被分給別人了,分給他的是家裏最不好的地,有一多半都種不了莊稼,從那以後的十年裏,正是青春年少長身體的時候,他卻十年沒有吃飽過,到處給人打工幹苦活,那個滋味絕對是現代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

我問他為什麼被劃為地主,他說他們家族傳到他爺爺輩的時候,有三個兒子,每個兒子從祖上分得40畝地,他們這房,他父親和叔叔都讀書好作了官,不僅保住了家產,還另外買了些土地。而另外兩房,一房因為兒子多,每個人分得的地就少;另一房三代單傳,不誤正業吃喝嫖賭把土地都賣了,到51年土改時被劃成貧農,當了村裏的頭頭。原來地主不是中共的教科書描繪的都是惡霸,而是正常致富的人。

我問,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們村死了幾個人?共產黨來了以後呢?他說日本人打進來時,他們村只死了一個人,是給國軍當民兵,運送子彈的時候與國軍一起被敵機轟炸死了。而中共建政後,他們村死了七個人,49年以前的村保長和給政府做過事的人,被中共定為「偽職人員」在鎮反運動的時候被槍斃了。

記得《九評共產黨》裏面說,中共建政後歷次運動,使八千萬中國人死於和平時期,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人數總和。我一直覺得這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八千萬中國人是怎麼死的呢,通過這位老人的故事,我們能窺見一斑,中共的殘暴原甚於日本侵華。遺憾的是我們接受的全是中共改頭換面的歷史教育,而那些曾經的真實,只存在於這些老人的記憶裏。

我靜靜的聽,錄音筆默默工作,我不用像以前那樣在紙上游龍走蛇,記了上句卻漏聽了下句,還常常飛速的劃上一些連自己也辨認不清的東西。

緊接著,我問他:那後來您的生活好些了嗎?老人回答從來沒好過。剛吃飽飯了,文革又來了,他內心苦悶,所有的美好只能在幻想裏,他常常獨自拉京胡,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京胡是他最好的朋友。這句話被人向組織裏彙報了,人家就說社會主義這麼好,怎麼只把京胡當朋友?這是跟共產黨作對,給共產主義抹黑……

我細心的傾聽,感到即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我無法理解那時人們互相揭發舉報的心態,熟悉的是,像我媽媽這代人,也經歷過文革,直到現在她在屋裏說話還叫我小聲點,怕樓房不隔音被鄰居聽到,每次我都不耐煩的認為她精神有問題。我問老人,為什麼人們都要互相揭發舉報?老人說,那時宣揚階級鬥爭使社會進步,人們都把鬥爭當成正常的,所以總是你鬥我我鬥你的。

我們的談話休息了幾分鐘,這時,老人拿起我的錄音筆說不能給我了。我感到些許不安,我說那我先把它關了。老人開始不讓我碰,然後他拿著不放手,我把開關的按鈕撥下,總算關了機。距離之前的談話,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本來他還要繼續訴說文革時他哪些不經意的言論被人彙報了,我正聽得興趣盎然,萬萬沒料到轉瞬間我的災難就來了。

老人完全變了個人,他說:我的錄音絕對不能到你手裏,你錄這些幹什麼?你們家人都是黨員,要不是你煉法輪功,我從來不跟這樣的人走動,為什麼你身邊的法輪功學員被綁架,而你卻沒事?你是不是共產黨的特務?我都受迫害一生了,不想再出什麼事!

我愕然,趕緊解釋:我想搜集一些素材,寫點東西讓現在的年輕人瞭解那段歷史,你放心,我不會透露您個人的資訊,我會把幾個人的故事打碎後找典型事例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寫個文學作品類的。這個錄音我拿到後,馬上回家轉存到電腦加密盤裏,整理完文字馬上刪掉,保證不會出現安全問題。

事實上我的解釋無法奏效,這個瞬間,老人的思維陷入了人整人的怪圈裏面,他不能相信任何人。雖然我和他們老倆口認識12年了,他的老伴,一位善良樸實的阿姨和我一起被中共關在同一個看守所裏,被強迫放棄「真、善、忍」的信仰,然而十多年來,無論多麼恐怖的時期,我們都沒有放棄過。而這個瞬間,我竟被懷疑為中共的特務,大腦一片空白,手足無措,我的錄音恐怕留不住了。

「那您要不放心,就把錄音刪了吧。」
「我不會擺弄這個東西。」
「我來刪。」
「我不放心,不相信你。」

我無奈,老人急了:「我把它摔碎就完了!」說著瘋狂似的找斧子,一下把我的錄音筆劈成兩半,我去拾,被濺起的碎片扎破了手指,鮮血流出。

難以名狀的滋味充滿心頭,不是傷心,因為他是不故意的,歷次整人的運動把人與人的信任徹底摧毀了。真誠、信任,在這樣一個社會裏,脆弱如斯!可憐了小小的錄音筆,我相信萬物有靈,我珍惜它,卻因為自己不知道犯了什麼錯,導致它的生命過早結束了。

這就是我所處的社會氛圍,也許只有中共徹底滅亡的那一天,人們才能恢復正常的人際關係,重建彼此的信任,誰也不用過走鋼絲的生活了。作為一名法輪功學員,我相信只有讓「真、善、忍」常駐心間,才能驅除對中共的恐懼與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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