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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榮:誰為造反正名?

武振榮

文革初期黑龍江省召開大型批鬥「牛鬼蛇神」大會。(網絡圖片)

文革初期黑龍江省召開大型批鬥「牛鬼蛇神」大會。(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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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9月09日訊】[為造反正名,很好,很重要。為了不再淪為「大眾造反─→別人當家」,還得進一步講究如何造反。只有當造反指向公民社會的形塑,大眾才能擁有馴服權力和金錢的能力,並從而真正當家、確實做主;而這就有需要採用能夠起到大眾互相啟蒙作用的公民運動。──民主論壇.電子日刊洪哲勝編按]

 今天,在《貝殼村》網上看到一篇轉載的文章,題目是《〈華爾街日報〉:北京最頭痛的不是薄熙來而是左右派都造反》。此文讀後,我感覺到內容一般,只是它的題目起得很有水平,索性借題發揮一下。             

一、我對人民造反的一貫看法

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後,「文革」中最紅的一個詞──「造反」立馬變成了貶義詞,同「文革」一樣,似乎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在電腦裡,某些已經被扔進垃圾箱的東西,人們還可以揀回來,而政治上的事情,有時候也是如此。今天無論怎麼說,今天「造反」一詞被人給「揀」了出來。我敢說,這個被揀出來的詞在不久的將來將要大行其道。不僅如此,我還要補充一句,它在「大行其道」時,走紅的程度可能要大大地超越1966年!

在1966年,中國人把造反當成為「吃豆豆」(陝西省方言,意味很平常、很簡單),沒有人刻意去研究它,也沒有人對之說出可以高於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話,大家都人云亦云地跟著毛說。可是,在死毛之後,這個詞成為「非法的」,被專制主義的高層禁止使用,而「人民造反」的那一段歷史,也因為「毛澤東個人錯誤」而被劃到「錯誤」一欄,「凍結」為「永遠的教訓」。

我要說明的是:就在「造反」由「正確」轉為「錯誤」、由「合法」轉為「非法」的那個時刻(1975年前後),我還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人,不吃這一套,針鋒相對地為「文革」時的人民造反行為做了辯護。

我認為,「文革」中的人民造行為雖然和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毛的行為和人民行為卻是油和水的關係:油漂在水面上,和水處在同一個時間、空間內(毛浮在人民運動的水面上),但是,油不是水,水也不是油,卻是科學可以解讀的事實;也就是說,油和水的化學成分、物理成分都不同,最終必分離,如此這般的看待問題方式,也可以用之於我們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就日常生活的水平看,毛澤東和人民是連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共存的,可是呢?借用「科學」的方式,毛和人民的分離是必然的,所以,一時一地的結合被人們視為一種永遠的連接的話,那麼,「文革」的價值就難以獨立了。我研究的任務是兩者分離,而導致分離的根源是兩者性質的不同。把人民造反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區別開來,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批評毛的「造反」,嘲笑毛的「造反」,認為它的「造反」是砸自己的鍋,拆自己的灶,是「自我找死」的行為,雖然在那個時刻,此一「找死」行為披著人類最華麗、最光鮮的外衣,但是,終究也逃不過被毛之後的共產黨當權派「否定」之命運。此一見解形成於1976年寫作的《革命之十年》的手稿。

「文革」是人類在太陽底下進行的一個秘密事件,在許多人認為沒有任何疑問的地方卻無不充滿著秘密,造反行為就是一例。「文革」中的造反一開始就受制於毛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限制,所以一直到它結束(1969年4月1日)後的若干年,社會上通行的解釋都是毛的理論。可是呢?我在去除了毛的理論後,為人民造反行為所做的辯護,照樣可以撐起66運動的價值。油和水的分離的真相,被我揭示了,也順理成章地稀釋了曾經盛行一時的毛和人民「魚水關係」之說。

我不否認,1966年的人民造反行為的確存在著共產黨那種「繼續革命」的因素,亦不否認此一種因素在發酵的過程中促生出「人民權利」的事實。所以,當水和油分離後,水的深度測量不適用於稱油的稱桿,而必須採用水文標準,使用水文方法──這就是政治和社會事物中的「科學」涵義。所以,稀釋毛的理論價值,不但不會損壞人民造反價值,反而使它獲得了「科學」的意義。

支持我分析的正確性是,此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89年,沒有了毛澤東,學生不是照樣造反嗎?北京市民不也是照樣造反嗎?而後的漢源起義、甕安暴動,石首事件和近期的烏坎村事件不都是,人民造反的「暗火」在燃燒嗎?到一定的時候,這種燃燒著的「暗火」會把全國連成一片,專制主義的「中國式」建築最終難逃被化為灰燼的命運。

二、人民造反是民主的老底

你翻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老底,其底牌都是人民造反。美國作為人類社會第一個民主國家,不就是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政府的造反嗎?殖民地要脫離母國,不是造反是甚麼?此時此刻,英國政府派出軍隊鎮壓,也是天經地義的,可就在這種天經地義事情發生之際,殖民地人民造反的勝利,卻奠定了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礎,使人們的權利永遠地高於政府,即使過去了若干年,在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時代,人民造反的合法性,在林肯的表述中還是鮮活的存在著,他說:「這個國家(指美國──筆者注)連同它的一切結構,都屬於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們對現存的政府感到厭倦,他們便可以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的權利去解散或推翻它」(《林肯選集》中譯本第161頁)。

1966年,中國人民造反行為,不是拿起「槍桿子」去造反,而是如人民所說的「拿起筆做刀槍」式的造反,是寫大字報的造反,是組織人民自治組織的造反,是炮打共產黨「當權派」的造反,其行為之合理、合法就在於人民有權利這樣做,是權利允許人民如此做,也是人民運用權利時起碼要做的事情。為甚麼呢?因為民主的理論在這裡已經不是把政府視為「神殿」,不是把坐在其內的人視之為「神」,在英國某一位大理論家的表述中,政府僅僅是如「犁頭」那樣的「工具」,「人民」作為一個「整體」享有對其之完全權利。打爛一個政府(特別是一個不義的政府),就如同打爛一個破舊的「犁頭」,不再是一種「犯罪行為」了。

可是,在我們中國,1966年人民造反行為,現在被許多人還視為「犯罪」,不是少數人這樣看的,而是大多數人這樣看。如此這般的混亂出現,把我們中國已經輕而易舉地拉回到「封建時代」了!可不是嗎?在一個「皇帝」去後,由誰來決定新「皇帝」人選,不就是我們正熱炒著的「十八大」嗎?

人民一旦放棄了造反的旗幟,那麼,政府騎在人民頭上的事情就會永遠存在,目前的中國就是這樣。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不就是相當於過去的幾個「輔政大臣」之故伎重演嗎?

對於上面的故伎重演,工人說甚麼?農民說甚麼?市民說甚麼?學生說甚麼?普通的幹部說甚麼?知識份子說甚麼?不都是「口欲言而囁嚅」嗎?

這就是說,當人民失去造反權利後,一切的一切都由最高當權派說了算,管理國家的事情在這個時代,就成為耍猴人安排猴子耍街,哪個猴子上,哪個猴子下,全取決於打猴子鞭子的權威。對如此不公正、不義、不道德,如此可恥、可惡、可恨之事,誰個可以發表有效的反對言論呢?

在我們中國,時間看樣子好像給停住了,但它終究還是有變化,如果說在高層,由誰來充當國家「一把手」的事情,因為「顧命大臣」們威嚴銳減,所以「驢槽裡就出了馬嘴」,高層內部出現了異議,以至於美國媒體也看出了事端,終於說出了「左右派都造反」的話。

行文到此,我得說當「人民」這一頭的造反在被禁止後,共產黨內部出現的「造反」才變成「北京最頭疼」的事。其實呢?在這裡,「造反」是一個形容詞,是說北京把「左右兩派」都搞不定,兩派都要起事,「打內戰」,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親身經歷了1966年事變的中國人,對於共產黨上層的「路線鬥爭」(它是「文革」起源之一)的情況沒有興趣,也無希望可以寄托,即使把它放到「狗咬狗」的俗人水平去理解,也不感覺失去甚麼,所以,我不關注它,我僅僅關心的是:此一「左右都造反」的局面很容易引發人民造反,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後一張牌也許會被攤開。

我研究「文革」得出的結論是:在不民主、不自由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有造反的權利,這一權利不是毛給,是「造物主」賦予被造之物的東西,換一個角度,用18世紀哲學家的話講,是「天賦人權」,所以,我只為它失敗而惋惜。

三、由幾副「文革」漫畫引發的聯想

也就在我寫此文的今天,在《博訊》上看到了一組「文革」事情的漫畫,漫畫諷刺的是薄熙來的老子──薄一波,說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動分子」,是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罪魁禍首」……看著這一副漫畫,我浮想聯翩,心潮澎湃,我以為,在「文革」中的人民批判,是99.9%的正確!可不是嗎?我假設:「文革」沒有被「否定」,在「文革」中已經被「打倒」了的薄一波、劉少奇、習仲勳、俞啟威(文革前雖然已死,也沒有逃脫「文革」的大批判)等等都如「文革」造反派所言「永世不得翻身」,那麼,中國能夠出薄熙來、劉源、習近平、俞正聲等此類人物的公案嗎?

正確的推測是:如果「文革」沒有被「翻案」,薄熙來大不了是一個車間工人;習近平即使走出了派出所,也因為「少年污點」會一輩子抬不起頭;而劉源、俞正聲(還有一個叛逃了的哥哥)他們一輩子也走不進中南海,怎麼可以變成為掌握中國人命運的老大呢?一句話,他們都是在翻「文革」案的風浪中,走到前台的,也都因為他們的「先人」們在「文革」中和鄧小平一樣的「受到了革命群眾的大批判」而後「反正」的。因此,我進一步推斷,如果以上諸位「太子」們投胎於普通人家,那麼,他們混一頂「縣太爺」的烏紗帽也許心滿意足了,誰還想著做13億人的「老大」?

四、結論

歷史如果在這裡和我們中國人「開了個玩笑」的話,那麼,「玩笑」裡的事情卻是殘酷而嚴重的,對此,中國「共知」的幾篇文章能夠解決問題嗎?異議人士的一個聲明,維權人士的一種自殺式抗議,能夠解決問題嗎?不,不能!

惟有人民造反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同徐水良先生最近在《獨立論壇》上發表的「全民起義」文章的觀點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一般不寫發號司令性的文章,我的文章是要讓「人民」──作為一個政治上的集合體──回想自己的歷史,使「人民」下意識的反思:
「歷史上我們有過全民起義、造反的事情嗎?」如果回答「有」,那麼,是「甚麼時候?」在反思過程之,如果人們尋找出了1989年、1966年,1949年、1945年、1911年這樣的時間段,那麼,用「百年革命」的這條線索去貫穿它,人民沒有做成功的事情(造反),一定要成功,就是所謂的「天意」,就是所謂的歷史,就是所謂的中國人民使命,而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之建構,都少不了它啊。

(2012-09-08)

〔本文首發於《民主論壇.電子日刊》2012-09-08〕

2012-09-09 5: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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