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12日訊】近日，媒體接連爆出生活困苦的農民因無力上繳「社會撫養費」而釀造出悲劇的驚人消息。一位父親為了繳納「社會撫養費」，以此來解決亟待上學的孩子的戶口問題，竟然10年深居井下，過著非人的「井族」生活。而另一位農民在村幹部強制上門徵收「社會撫養費」未果，進而更加惡毒的沒收家中僅有糧食的情況下，被逼無奈，最終不得不選擇喝農藥自殺身亡。令人更為震驚的是，就在同一個村子裡，就在該慘劇發生的前幾天，還有一位農民也因繳納不了「社會撫養費」，被村幹部強行拉走糧食之後，在憤怒與絕望中被迫選擇了自殺。
一幕幕悲劇就這樣慘不忍睹的發生在被中共宣稱「和諧」的中國現實中。「社會撫養費」，這個被中共官方華麗包裝、實則充斥著反人性與骯髒利益的新名詞，已經在中共解決超生問題的漫長歲月中，戕害了無數無辜的生命。不僅僅是孕育在母親身體中的那個尚未長成人形的弱小生命，就連那些活在世上、能夠理所當然享有人權的生命也無法擁有本該屬於自己的宿命。如果說「計劃生育」這個所謂的國策是殘殺生命、踐踏人性的開始，那麼對生育多個孩子的家庭濫施經濟處罰則是天理不容、律法不依，而徵收不得、逼人於絕境就更應被視為是「滅絕人性的罪行」。
然而，值得一提是，對於這種「滅絕人性的罪行」，中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同樣是超生，與被逼入絕境的農民相比，知名導演、藝術家張藝謀的命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呈現。這兩類原本毫無交集、生活境況天壤之別的人群，在面對超生帶來的困擾時，戲劇性的展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結局和人生宿命。若非他們都面臨著作為人所應該擁有的權利被剝奪的相同境遇，民眾的輿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在二者之間建立起某種合理的連接，並加以對照。
相比農民為巨額罰款所逼、由於極度恐懼和絕望而不得不選擇自殺的過激反應，張藝謀則完全不同。一方面，超生的三個孩子的戶口問題據悉已於2012年就得到了妥善的解決，這對於需要憑戶口入學的中國人來說，算是解決了一樁大事；另一方面，官方從未公佈具體數額的「社會撫養費」中所隱含的何時上繳、如何上繳等相關內容自然也不會對外公開和透露。直至今日，官方也沒有明確說明張藝謀所應繳納的具體金額和日期。那麼，這極有可能就是在給張藝謀留以更多的進行「私了」的機會和空間。
而所謂的「私了」，在中國官場賄賂成風的現實中就能淋漓盡致的體現出其真正的含義。對張藝謀來說，實際就是要看能用多少錢來滿足官方逐利的強烈需求。如果說「計劃生育」政策在早年是官方拿來作為有效控制人口的一種說法，那麼，為此實行的經濟處罰便沒有如此冠冕堂皇，事實上這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搶錢」行為。或許對於張藝謀這樣的大腕來說，被官方以各種理由「洗劫」本就不是甚麼值得驚詫的大事。或許靠中共平步青雲的他在過往的種種利益關係中已經掙夠了屬於自己的那一杯羹，這次超生被罰不過是一種點滴的「回饋」而已。以張藝謀的官方背景以及社會關係，地方政府定然不會像對待農民一般，私自闖入家中，強制沒收財產；甚至說不定還會以禮相待，套套近乎。
而如此禮遇對於無力繳納罰金的農民來說，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對中共來說，他們不但沒有討價還價和商量的餘地，而且被暴力強制執行的境況也會照常發生。由此可見，在中共的眼裡，金錢和利益永遠是接人待物的前提和基礎。有利可圖的時候，便是笑臉相迎；無利可取的時候，便會露出凶相，還原凶殘暴虐的本性。對於前者，我們可視其為「戲子」，而對於後者，我們可視其為「豺狼」，總之，非人之本性也。而這恰恰是中共的本質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