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春秋綜合報導）中共匪首李大釗本是蘇共間諜，賣國漢奸，被抓後抵賴共黨身份，企圖矇混過關，保全小命；另一中共匪首向中發，無德無能，迷戀舞女，被抓後下跪求饒，卻不免一死。而民族英雄蔣中正，在西安事變的危難中，依然堅持抗日，與中共和叛將張學良周旋。
李大釗出賣中華民族利益 實為漢奸
1927年4月，張作霖抓捕到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從收繳到的中共機密檔中發現，中共正在聯合蘇聯，出賣中國人的利益。李大釗從事的使命，基本上是為共產國際和蘇聯謀取利益，張作霖稱他為「俄奸」，相當於百姓稱的「漢奸」。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得到了公使團的同意，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搜出共產國際發來的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的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記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證實了蘇聯全面指揮顛覆中國政府的暴力運動、排外運動。
張作霖命人將這些材料翻譯、整理，編成了《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在前方愛國將領的呼籲下，張作霖下令將李大釗等人執行死刑。
李大釗害怕槍斃 請求絞刑
根據北京檔案館的各種材料顯示，李大釗被捕後，並未受到中共洗腦宣傳的所稱的被揭掉指甲、鐵絲捅尿道等「嚴刑逼供」，而是受到很好的待遇。
北京市檔案館藏有李大釗1927年4月被捕後的口供筆錄材料二件，是在京師高等檢察廳檔案中發現的。供詞為抄件，是京師警察廳抄送給高等檢察廳的，被警察廳稱為「李大釗供詞全份」。
李大釗在這份供詞中，以國民黨左派自稱，不敢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更不敢承認是共黨的高級領導。其實，早在1926年，段祺瑞政府就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命令通緝李大釗了。此後，後入主北京的張作霖政府更是明確剿捕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人，明確通告：「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邵飄萍、林白水等記者就因為主張共產暴亂學說被捕殺。
國民黨雖然大舉北伐，在北方處於半公開的地位，而在北洋政府眼裡是中國人的組織。李大釗不敢承認共黨身份不過企望保命。
中共都是這副樣子，敢做不敢當，李大釗在關鍵時刻連共黨身份都否認，臨時抱國民黨大腿，企圖矇混過關。然而，張作霖手下那裏這樣好騙，辦案人非常精明，早已掌握李大釗的言行，判定李大釗是共產黨員。
李大釗自知所犯罪行天理難容，難逃一死。但他很害怕槍斃，希望被絞死。張作霖得知，批示撥款，訂購了那台著名的絞刑架。4月28日，奉系軍政府對李大釗進行軍法會審，以「和蘇俄裡通外國」、「宣傳赤化」、「意圖擾亂公安」、「顛覆政府」的罪名處以絞刑，立即執行。
中共匪首迷戀舞女被捕遭槍斃
1931年4月24日，中共秘密特務組織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政府抓獲，顧供出中共在上海的全部組織人員名單，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特務機構幾乎全部被摧毀。
6月18日，中共派人通知時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轉移去江西，但是向忠發耐不住寂寞，一定要先去幽會其情婦楊秀貞。
楊秀貞當年25歲，曾是百樂門舞女，長期被向中發包養，向在她身上花了8,000大洋。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從情婦那裏出來，到上海法租界靜安寺「探勒」汽車行租車時，被一群人擁住，用汽車帶到了善鍾路巡捕房。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
向忠發開始抵賴其中共匪首身份，只說是中共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
但向忠發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徵（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一個）出賣了他。向忠發知道無法隱瞞，下跪求饒，稱自己雖是第一把手，不過是傀儡一個。
隨後向忠發主動供出了中共的內幕，其中包括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以及投靠蘇共反華勢力，圖謀顛覆中國的事實，還供出中共為了籌集資金去綁票、搶劫的暴力犯罪事實。
本指望招供活命的向中發，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斃。
蔣中正堅持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反對叛亂，扣壓蔣中正，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蔣中正痛罵前來探視的張學良。12月20日，蔣中正寫下三封遺書，表達自己以死報國、誓守清白的決心。
各種史料顯示，張學良是中共黨員，西安事變是中共一手策劃的陰謀。
有報導稱，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觀閱了繳獲的蔣中正日記，明白了蔣中正並非不抗日，而是在積聚實力；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的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介石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12月14日，蘇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需要中國抗日，保護其東方不受日軍侵擾，而中國只有蔣中正才具備領導抗日的權威，於是公開譴責政變。12月20日，莫斯科電毛：重申「必須和解爭議」，原本執意要殺蔣的毛澤東才迫不得已將電報轉周恩來，要他幫助「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張學良在1956年應蔣介石之要求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痛陳：「殊不料良當年認為愛國抗日之共產黨人，乃石敬塘、劉豫之流亞，誠如蔣公早年所言『頭等大漢奸』也。良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責任編輯：劉曉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