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九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
與清官共同生活（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
（接上18）
我母親現在換了一個新的黨小組，由她、「挺」夫人和一位原為宜賓地下黨的女子組成。母親和她倆相處甚好。組織生活會已不要「交待思想」，也不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了。一九五一年七月，她們投票贊成她轉為正式共產黨員。
她的新上司「挺」夫人長得不漂亮，但很苗條，有張性感的嘴、雀斑臉和生動活潑的眼睛。她還具有刻薄的巧辯能力，渾身洋溢著活力，是位個性很強的女人。我母親立即對她很有好感。
「挺」夫人不像米女士，米女士一看我母親就不順眼，老是對她「橫挑鼻子豎挑眼」。「挺」夫人則和我母親趣味相投，她准我母親做她喜愛的事，如看小說之類。她倆在同一間辦公室，只要沒別人在，兩人就都偷著看書。那時不成文的規定是只能看馬列著作和報紙，違犯者一被發現，就是一頓批評。「挺」夫人還允許我母親私下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事。一九五三年以前，政府機關沒有休息日，黨員、幹部們只能集體去看革命內容的蘇聯電影。而公共電影院仍由私人經營，上映一些美國電影，如卓別林主演的喜劇片。另一件使我母親很開心的事是可以每隔一天洗一次澡而不再挨批了。
一天，我母親和「挺」夫人到商場去買了兩碼波蘭產的質地薄軟的粉紅色細花布。她已眼饞好久了，就是不敢買，怕人說她輕佻。到宜賓後不久，她上交了軍服，仍穿她的列寧裝，裡面穿的是做工粗糙、沒有腰身體形的土布本色衫衣。雖然沒有規定必須穿這種衫衣，但是任何與眾不同的人必招非議。我母親和「挺」夫人興高采烈地拿著這塊布跑到張家大院，沒多久，四件漂亮的衫衣做好了，每人兩件。第二天，她們把它穿在列寧裝裡面。我母親把粉紅色領子翻到外面，一整天都感到極度地興奮和緊張。「挺」夫人更大胆，她不僅把襯衫領子翻了出來，甚至擲起外套的袖子，兩隻圓潤的胳膊上露出一圈美麗的花邊。
我母親對這種大膽行為又吃驚又佩服。正如所料，她們招來不少異樣的眼光。但「挺」夫人昂然不睬，還對我母親說：「別理他們！」有她這位上司頂著，我母親也就放心了，她可以不必擔心別人用語言或眼神來批評她了。
「挺」夫人膽敢無視眾議的一個原因是她有位掌權並樂意為夫人用權的丈夫。「挺」先生高鼻梁、尖下巴、背有點駝，與我父親年齡相仿。他是宜賓地區共產黨組織部部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因為該部門管幹部的升降和所有黨員的檔案。像我父親一樣，「挺」先生也是負責整個宜賓地區的四個領導人之一。
我母親在共青團裡工作的同事差不多都和她同齡，她們受過較好的教育，思想比較開放。比她過去一塊工作過的那些年齡大、覺得唯有自己才是革命者的農民出身的黨員婦女來說，這些年輕人愛說愛笑，不那麼死板，她們喜歡跳舞、野餐，談論政治，也談論文學藝術。
擔任要職意味著我母親受到尊重，大家認識到她能幹又充滿幹勁，就更加敬重她。她恢復了自信心，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我父親的支持，怨氣也就沒有了。此外，她已習慣了不再指望他總把自己擺到首位，失望也就少了。
因為我母親地位提升了，也夠格接姥姥來同住。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姥姥和夏醫生經過一段艱難旅程後到了宣賓。這時交通已恢復正常，他們一路上乘火車和輪船過來。到宜賓後，因為他們是幹部家屬，由國家付費給他們安排了住處。在地區專屬招待所內的一個小院子裡，有三個房間、一間廚房。外帶廁所。政府免費供應米、油鹽和柴火，以及少量零用錢，由招待所所長按時送上門。我姐姐和她的奶媽搬來了。我母親短暫的空閑時間幾乎全花在這裡，享受姥姥燒的可口飯菜。
我母親很高興能把姥姥和夏瑞堂接來，她很愛他們，也對他們現在遠離戰火放了心。一九五零年下半年，美國軍隊曾一度打到鴨綠江邊，美國飛機還轟炸掃射了東北一些城鎮。
我母親首先想知道的是汲上校的下落。如晴天劈靂，姥姥說他已被押解到錦州城西門外河灣處決了。姥姥還說是她埋了汲上校。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這是一種宗教般的情感，也有現實的一面：屍體不埋好，就會被野狗撕碎，被烏鴉叼走。表示對被處死者的一種處罰是暴屍三天示眾，然後才埋掉。現在，共產黨發出告示，家屬立即埋掉被處死的親人。如果沒人認屍掩埋，後事將由政府僱人去做。
我姥姥去了槍決現場，汲上校的屍體和別的十五具屍體在地上倒成一排，被子彈打得儘是窟窿，他們的血把雪地染成暗紅色。汲家沒有一個人留在錦州，所以我姥姥拿了一塊紅色大綢包裹他的屍體，雇了一個職業殯儀隊為他辦了個體面的葬禮。我母親問姥姥有沒有見到其他認識的人，我姥姥說碰到一個人在那裡為丈夫和兄弟收屍。他們曾是國民黨地區首腦。
出乎我母親意料之外，我姥姥收屍這件事被她的弟媳婦玉林的妻子揭發了。這個女人一向覺得我姥姥高她一等而心裡不快。我姥姥是夏家的女主人、管家，而她不得不做很多家務重活。由於共產黨的宣傳，她恍然大悟到，原來這麼多年，她一直是在受「剝削和壓迫」。我姥姥為上校收屍提供給她一個很好的出氣機會，玉林妻子告姥姥同情罪犯。鄰居們集合起來開了一個批判會「幫助」我姥姥認識「錯誤」。我姥姥不得不參加，她明智地決定不為自己辯解，很溫順地接受批評，但內心卻十分氣這個弟媳婦，也氣共產黨。
這個事件也加深了我姥姥和父親之間的緊張關係。他發了頓脾氣，說她同情國民黨。但是很明顯，他還有另一層嫉妒的心理。我姥姥和我父親總是話不投機，但對汲上校另眼看待，認為他才是理想的女婿。
我母親夾在她母親與丈夫之間，實在很難做人，同時，內心又充滿矛盾。一方面，她對汲上校之死感到極度悲傷；另一方面，她又忠於共產黨。汲上校的死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個部分，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掃除一切曾經掌有大權或有號召力的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人，這是因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而引起的。當時美國軍隊迅速推進到東北邊界，毛澤東擔心美國人會進攻中國，或幫助蔣介石的軍隊反攻大陸，或是兩者兼有。他派了一百萬軍隊開赴朝鮮對付美國人。
儘管蔣介石的軍隊從沒離開過台灣，但美國人確實組織了國民黨的殘餘部隊以緬甸為基地向中國西南部進攻。偷襲沿海地區的活動很頻繁，特務登陸、破壞活動也增多了。許多內地省分先後發生了暴動。共產黨擔心國民黨的支持者在此氣候下會試圖推翻他們尚未鞏固的政權。如果蔣介石發動反攻，這些人就會以第五縱隊充作內應。共產黨想向民眾表示他們將牢牢掌握政權，保持中國安定，他們知道中國人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在鎮反殺人問題上，共產黨內部存在若干分歧，但中央決定絕不手軟。一份官方文件說道：如果我們不殺掉他們，他們就會回來殺了我們。
我母親雖然承認這個理論有道理，但心裡仍有個疙瘩。不過她不想與我父親談。事實上，現在她很難看得見他，他把大量的時間都花在各地農村，排解各類問題，即便是回到城市，兩人也少有呆在一起。當時共產黨的幹部一個星期工作七天，從早晨八點到夜裡十一點，彼此幾乎沒有時間說話，女兒也不住在一起，大家在食堂裡吃飯，沒有什麼家庭生活可言。
土改一結束，父親又下鄉負責修建該地區的第一條公路。以前，連接宜賓與外界的交通全靠江河。新政府決定修建一條公路通往雲南省。他們僅用了一年時間，在沒有任何築路機器的情況下，建成一條八十多哩長的公路，穿山越嶺，跨過河流。築路大軍是由農民組成，以幹活來換糧。
在築路期間，農民曾挖到一副巨大的恐龍骨，稍微受損了。我父親因此作了自我檢討，保證日後要小心挖掘。骨架完整出土後，就用船運到北京博物館去了。他還派士兵去保護一些公元二百年的墓穴，以免農民們拿走墓磚去修建家裡的豬圈。
一天，兩個農民被坍方的石塊砸死了，父親沿著羊腸小徑步行一整夜來到出事地點。當地農民第一次親眼見到他這樣的大官，都很感動，覺得他真正關心老百姓。過去他們所見的大都是只想中飽私囊的官吏。
父親在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共產黨幹部要求與工人、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並了解他們的需要。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母親也與工人「三同」。她住進了工廠，做演說，聽意見，解決問題，鼓動工人支持新政府。她向青年工人解釋什麼是共產主義，鼓動他們申請加人共青團和共產黨。
城外有家工廠生產絕緣瓷管。工人住在低矮潮濕的窩棚裡，二十名女工睡在一張木板搭成的通鋪上，上面只鋪張竹席。飯吃不飽，每月僅能吃到兩次肉。女工們站在冷水裡不停地洗瓷瓶，一站就是八小時。缺乏營養、勞動條件惡劣使傳染（特別是肺結核病）大肆橫行，飯碗和筷子又不認真清洗消毒，加上「碗筷不分家」，更使疾病流行。
三月時，我母親開始咳嗽，並咳出了血。她明白自己得了肺結核，但她仍然堅持要工作，她因沒有人對她的生活瑣事橫加干涉而感到輕快。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她所做的事。為自己的工作成果而欣喜。由於她的努力，工廠的狀況日漸改善，青年工人們信任她。許多人在她鼓勵下宣誓忠於共產主義，她感到革命需要她的奉獻和自我犧牲。她每星期工作七天，連續幾個月不休息，結果肺上出現了四個空洞，而在夏季她又懷了我。
十一月下旬一天，她昏倒在工作地上，剛好被送到一家由外國教會建立的醫院。這裡仍有一個歐洲牧師和幾個修女，身穿宗教服裝。我母親由中國天主教徒照顧。「挺」夫人鼓勵我姥姥送東西給她吃，而她的食量也十分驚人，有時一天可以吃掉一整隻雞，十個雞蛋，外加一磅肉，蔬萊、水果、米飯還沒算在內。結果我在她肚子裡長得很大，她的體重增加了三十磅。
醫院裡有少量醫治肺結核的美國進口藥物，「挺」夫人出面把全部的葯都拿來給我母親，我父親得知後要求至少送一半回去。但「挺」夫人厲聲反駁：「這樣做有什麼意義？所有的還不夠治一個人！如果你不信，去問醫生好了。而且，你妻子在我手下工作，你管不著！」我母親非常感謝「挺」夫人能頂住我父親。我父親不再堅持了，他本來也左右為難，不知怎麼辦才好。妻子的健康對他非同小可，但他內心又很不安：別的病人怎麼辦呢？為什麼自己的妻子要比他們更重要呢？這實在和他的原則相衝突，所以不要他作決定也好。
由於我的個頭大，母親肺上的空洞受擠壓而開始複合。醫生告訴她這得益於胎兒，但母親認為應歸功於美國葯，而她能夠享用此葯還得感謝「挺」夫人。母親在醫院裡呆了三個月，直到一九五二年二月才出院。這時，她懷孕八個多月了，突然要她出院，說是為了她的「安全」。一位官員告訴她，北京有個外國教士的住處發現了槍支，所有的外國神父和修女都受到懷疑。
我母親不想離開，醫院屋裡屋外十分清潔，有個優雅的花園，盛開著美麗的百合花，護理又盡職精心。當時在中國難得有這樣安靜、舒適的場所。但是她只能服從，搬到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曾是國民黨軍醫，隨部隊投降了共產黨。他擔心我出世時，我母親腹腔內的急劇變化會使她肺的空洞重新張開，發生大出血，如果我母親有個三長兩短，他自身的背景和我父親的高位可能帶給他災難。
我快出世前，這位院長建議我父親，把我母親轉到附近滬州市的一家醫院，它的設備較好，有專門產科醫生。但是我父親拒絕了，他說他的妻子應該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不應享受特殊照顧。我母親得知後傷心的想：他怎麼總是不管我的死活呢？
我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院長從另一家醫院請來醫生，由本院幾位醫生助陣，並搬來氧氣瓶和輸血設備。「挺」夫人也來了。按中國傳統，男人不能看接生，但是院長要求我父親等在接生室外面——萬一出差錯，他可以知道不是院長的責任。接生過程非常困難，我的頭出來後，寬肩膀被卡住了，而且我太胖了。護士們又推又拉，好不容易我出來了，身上被擠壓得青一塊紫一聲，處於半窒息狀態。醫生們先把我放在熱水中，然後又放在冷水裡，再抓著我的腳，頭看下舉起來，啪啪啪直打我的背。終於，我哭了，聲音也特別大。大家笑了，全部鬆了口氣。我體重達十磅多，我母親的肺安然無恙。
一位女醫生把我抱給父親看，他的第一句話是，「哎呀！這孩子怎麼是個鼓眼兒！」我母親聽了覺得很刺耳，俊英娘娘說：「什麼鼓眼兒，是漂亮的大眼睛！」
在中國，身體以及外界一有變化，就得吃某種特定食物。剛生完孩子的女人要吃紅糖、糟蛋。像所有醫院一樣，這家醫院有廚房，病人和家屬能自己燒飯。我姥姥已在醫院做好了這種食物，專等我母親出產房。
當夏瑞堂聽到我出生的消息時，他笑著說：「生了一個二鴻！」我於是得名「二鴻」，意思是第二隻鴻雁。給我取名算是夏瑞堂一生中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出世後四天，他就去世了，那年他八十二歲。那天他正在床邊喝一杯牛奶，我姥姥出去了幾分鐘，回來取杯子時，發現杯子掉到地板上，牛奶四濺，他已毫無痛苦地離開了人間。
在中國，葬禮是件極要緊的事，很多人寧可傾家蕩產也要辦得風風光光，我姥姥很愛夏瑞堂，要為他辦一個隆重的喪禮。她首先要一副好棺材；其次要棺材由專人抬，不用大車拉；第三，要有和尚念經和吹鼓手吹吹打打「送行」。我父親同意第一、第二項，但不同意第三項，共產黨認為這類排場是搞「封建迷信活動」。但是，按傳統規矩，只有極卑賤的人才會被悄悄地埋掉，要表示對死者尊敬就得熱熱鬧鬧大吹大擂。
對我姥姥來說，這非同小可。她與父親大吵起來，爭吵中，她當姨太太時留下的休克病發作了，一頭倒下，在這一生最悲痛的時刻，她還得獨自一人承擔，她沒有告訴我母親夏瑞堂的死，害怕影響她的健康。葬禮後她完全垮了，在醫院住了近兩個月。
夏瑞堂葬在宣賓城邊一座小山頂上的墓地裡，俯視長江，墓前松柏香樟成蔭。她在宜賓時間雖短，但贏得了所有認識他的人的熱愛和尊敬。死後，他曾住過的招待所所長代我姥姥安排葬禮細節，並帶領他的職員參加了無聲的送葬隊伍。
夏瑞堂的晚年很幸福。他深愛宜賓，很欣賞與東北中央軍委截然不同的亞熱帶奇花異草。他和姥姥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免費的房屋住，還有花園，豐盛的食物送到家裡。在一個沒有福利保險的社會中，這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想——晚年有靠。
夏瑞堂和每一個人，都相處甚好。他尊敬我父親，說他有才學，又是個有道德有原則的人，過去見許多官，沒有見過像他這樣的官。俗話說：「無官不貪」，我父親不但不濫用職權，甚至不照顧自己家庭的利益。
這兩個男人可以一聊就聊幾個小時，他們的道德價值觀相似。我父親的表達方式是意識形態的語言，而夏瑞堂的則是人道主義。有一次，夏瑞堂對我父親說：「共產黨做了許多好事，就是殺人太多，殺了不應該殺的人。」我父親問：「哪些人？」「比方說那些『在理會』的師父、師爺。」夏瑞堂指的是他所屬的那個宗教幫會組織，會首們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了。新政府鎮壓了所有的幫會，因為他們不想讓任何組織分享老百姓的忠心。夏瑞堂說：「他們並不是壞人，你們不應該殺了他們。」接著是一段沉默。我父親顯然覺得自己應為共產黨辯護，他說：「共產黨與國民黨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夏瑞堂能看出我父親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但又感到不得不替共產黨辯護。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