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我的父親
父親出身於蘇北鹽城新興場一個地主家裡，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後，老大佔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產，在新興場上繼承了祖業，當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貸的地主。
父親因為憎恨老大的貪得無厭，中學畢業後，將家裡所有放高利貸的借據，當著伯父的面一火而焚，從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變賣了分到的房產作為學資出外求學，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學，攻讀教育學，拜師顧毓秀門下。
1935年大學畢業，眼看當時軍閥混戰，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華大地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呻吟，喚起了他救國志向，1937年10月他帶著一家從南京逃難到重慶，投奔顧老，去中央大學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育學系副主任等職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時，剛滿八歲的我，住在沙坪壩的雙碑鎮，那是國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著許多逃難而來的下江人，「八年抗戰」中，在異鄉整整熬過了八年，對抗戰勝利後的生活充滿了憧憬。今天當我翻開記憶中這一頁，它仍鮮活的保存著。
這年9月，我們一家隨中央大學復員回到南京，不久父親擔任杭州師範校長。
按『新生活運動』要求，他身體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掃帚，在杭師「東昇樓」前打掃校園和校門；主動撤去為他配的黃包車，把配給他的車伕派去為學生伙食團磨豆漿。
我親眼看到杭師學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湯，常聽炊事員責備學生不知穀米來之不易。而那時各校都有學潮，學生喊著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每當學生遊行打這些標語，我不知內戰從那裡爆發，飢餓在那裡發生，禍端起於誰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東昇樓」前集合了幾十名學生，手臂上戴著紅袖套，稱他們要到市中區參加全市舉行的反內戰大遊行。
早晨八點鐘左右，父親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東昇樓前，站在他平時站立的升旗台南側，面向準備上街的遊行學生講話，他講到八年抗戰的艱辛。
講自己1937年從廈門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獨輪車，又逢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趕緊帶著母親，外婆抱著剛出生的我，在日機轟炸下，從下關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飛機尾隨著插著紅十字的輪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無反抗能力的「綠州」。「綠州」中彈了，著火了，它的甲板上倒著死人，「綠州」用鮮血染紅了長江，炸彈爆炸聲掩過難民的慘叫，倒在血泊中的母親，掙扎著把奶頭遞給那撲在自己懷裡的孩子！
當他講到毫無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殺，淚珠奪眶而出，聲音也嘶啞了。
他說：「我們犧牲了幾百萬抗日將士，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鬼子，昨天嘗盡了苦難，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設中華時，如果你們是祖國的好孩子，就只有懷著一顆報國心，而不要聽從謠言和煽動，將來不易的和平時光白白浪費掉。」
他含著淚珠，希望學生們從國家和平建設大局出發，不要離校。
這一席以心對心的講話起了作用，準備去市裡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約九點鐘左右，從膺白路方向打著「浙江大學」旗子的學生隊伍，向這裡緩緩走來，經過校門口時，只有兩個學生加入了那支隊伍，原來準備的校旗也丟在升旗台前。我記得那一天是陰天，寬闊的馬路上行人很少，他們匆匆趕路，向遊行的隊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親站在家門口，一個勁喊著我，生怕我被那大隊的學生吸引了過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顧老的推薦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學總務長，以後又改任政大重慶分校的校長，成為大陸上中央政治大學的最後一任校長。
1948年我們離開上海時，為「中共打來了，我們怎麼辦」？父母親發生了激烈爭吵，母親堅決反對「逃」。她說：「我是無黨無派，共產黨不會把我怎麼樣。」爭論結果她贏了，全家放棄了去台灣。
1949年中共佔領重慶後，父親在成都放棄了飛赴台灣的機會，回到重慶北碚家中。1950年在當時中共西南軍管會川東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學受訓。並在那裡得到中共的「政治結論」，要他去貴州參加土改工作組，回來後進行工作安排，他們說父親是統戰對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鎮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後，由北碚法院的陳文俊（該員2006年還活在北碚）帶人對我家進行大搜查，不僅將父母親多年積蓄搜槍一空，還以「國民黨大陸潛伏人員的活動經費」沒收。
在父親的反革命罪狀中，首要一條就是「鎮壓學潮」，被捕五年後他便被關死在勞改隊裡。
父親被審訊判刑嚴格對我們家封鎖了消息，禁止我們家人探視，尤其是拒絕向家人出具他的判決書，透露他的情況。父親就這樣被他們「黑辦」了。
當我的父親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時，我們小小五口之家面臨了滅頂之災。而我是當年父親「鎮壓學潮」的目擊人，很替父親鎮壓學潮的罪名不服。
那時電影話劇都宣傳『解放』戰爭，專題講學生運動的題材，都是描述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憲特的鎮壓，大批學生倒在槍林彈雨中或被抓進牢房，在陰暗的審訊室裡受到老虎凳，燒烙鐵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後來，我親身領受到中共監獄的殘酷折磨，才使我體會到中共的裁贓、誣蔑，領會他們不擇手段的殘暴。
從此，我們一家幾乎遭到了中共政權的滅門之災：我的母親因為對父親遭受不明不白前後矛盾的審判，在大鳴大放中提出質疑，1958年被劃為右派。
同年，求學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劃右派，並於1960年鋃鐺入獄，我的兄弟於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殺害，我們一家幾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後，我死裡逃生回到母親身邊，她才深深後悔自己的無知，並一反過去的害怕和迴避，向法院投遞了為父親的申訴。
而幼小的我，早聽到中共佔領區逃亡出來的人介紹中共的所作所為，此時腦海裡更清楚中共的獸性。
1979年經歷九死一生以後，我和母親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後，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幾封追問區、市、省的公安檢察機關後，才由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回復，說他於1956年就因肺結核鉤蟲病庾死獄中！時年僅47歲。
我們家，是千千萬萬無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滅的一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