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談意識形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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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3月20日訊】一

有網友希望我談談維基百科中有關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定義是否準確。我大概看了一下維基裡的這個內容,因為網友沒有鏈接給我,所以我不知道看到的是否是同一條。

意識形態的認識和定義不是唯一的。馬克思的確有他自己的定義。但是這個「定義」基本上是不被學界接受的。

我曾經在九一年的時候仔細研究了一下這個問題。那時我依然是在黑暗中摸索,要自己來尋找道路。好在我已經習慣了,從七零年開始走向這條社會科學之路,我基本上是在黑暗中憑自己的直覺摸索找路。七十年代初期的我遇到的困難可比九一年要多多了。因為那時候我連摸索的方法都是有問題的。在摸索中還要不斷修正自己摸索的方法。所以幾十年下來回頭看我真的是感到驚險,沒有步入歧路,掉下深淵,真是我的幸運。到九一年,二十年的摸索,我已經基本上知道了應該到哪裏去找門、敲門,入門了。

意識形態問題,因為中文世界從沒有人具體提到。林毓生先生雖然在研究五四的時候運用了意識形態這個概念,但是他沒有提到任何當代學人對此的討論。看他的論述的時候我明顯地感到他是在借用當代人的討論,卻沒有看到當代人為何,如何討論這個題目。所以這或許也是促使我去瞭解這個題目的一個間接原因。

促使我瞭解意識形態問題的直接原因是,我由於要想說清,四九年以後大陸知識份子究竟和四九年前,和當代一般社會的知識份子的區別,在接觸到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以及它的思想和文化特點的時候接觸到這個概念。我一下感到這個概念大約能夠說清楚那種假大空、政治領先,那種五四以來、尤其是自李希凡以來,姚文元們、戚本禹們、金觀濤們、河殤們所用的方法。它讓我想到林毓生先生可能也是在當代西方人的討論上借用這個概念的。

我先是從大英百科全書和德國的兩套百科全書入手,然後索引出幾個專門研究的人,接著又借來這幾個人的書,然後又進一步瞭解這個領域中有誰在研究,究竟從哪方面,提出哪些問題。後來陸續收入近二十本書,本來是準備專門寫一本意識形態問題的書,但是由於在極權主義研究中,這只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在繼續深入探究的時候,繼而進入了極權主義概念,然後進入極權主義文化問題的研究。到現在算是走了一個圈兒。當然可能概念史的研究,我還會繼續多把握幾個探索過這個問題的思想家,以及一兩個專門時期、專門地區的研究,如五十年代在柏林和德國思想界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討論。

返回來談維基詞條。這個詞條基本上似是而非的說到了一些問題,但是幾乎每個地方又都是抹了過去,不明不白。好像焦距不准的相機,讓你霧裡看花,或者說刀法不好的雕刻師,刀刀下去都拖泥帶水。

這原因大約有二,一是作者自己就不清楚,所以講不清,如所引用的林毓生談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應該翻譯成「意締牢結」。這太文學化了,讓人更無法把握。二是,很多東西無法翻譯,一個中文詞無法對應於一個西文,所以造成你無法如一張好照片那樣,清晰到可看清主題乃至細節。

意識形態問題由於眾說紛紜的確曾經折磨了我多年,最後明白了,其實很簡單,就是觀念論,觀念體系,也就是常說的「觀念領先」,即中國學界的所謂以論帶史,主題優先。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它作為上層建築,說出了一方面,但是只是從權力政治上說出了一個很小的側面,而意識形態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特點,完全沒有涉及。

為了一個目的,觀念領先導出的東西都是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而非學術。馬克思自己的研究工作,只有針對問題的部份可以說是學術。

舉個例子來說,我曾經不幸在國內偶然路過的那個自然辯證法界。實際上「自然辯證法」根本不是一個學科,也不是學術,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甚至從那些以此為專業的人的「來路」和「去路」也能夠看出。它在中國的主要的奠基者於光遠們,以及其手下的何祚庥、范岱年們都是從老大哥的中宣部而來。這些人都曾經或者其後主管過中國各領域的意識形態部門。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批判,也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批判各種唯心主義科學思想及科學家。所以,自然辯證法這個領域中的那些人,先天決定不可能是學者,而只是宣傳工作者。所以,這個領域中基本上也無學者可言。因為如果真的有學者誤入其中,就一定會和我一樣是一隻醜小鴨,被所有的人所啄食。對此,我有切身體會。

意識形態化的工作和學術研究,意識形態家和學者有著根本的區別。

意識形態化的工作就是觀念領先的工作,它所展開的一切只是為領先的觀念服務,樹立觀念、宣傳觀念、維護觀念。為此,它就可以非常實用地專斷地取捨,橫加批判,也就是順之者要,逆之者刪,不得不要者,批。

意識形態家和學者的區別,典型地反映了這兩類研究方法的區別。意識形態家肯定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學者則只是平等的討論。
對此,我自己經歷過的一段反思能夠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

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同學問洪謙先生,如何看待許良英先生的愛因斯坦研究,洪先生答到,還是貼標籤。這句話我思索了十年才徹底領悟,也就是在看清意識形態和學術的區別後才算徹底領悟。

從七零年反叛出馬克思主義教條,到真正領悟這個區別,我居然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洪先生所談到的貼標籤就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化的做法。許先生以為過去把愛因斯坦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籤是錯誤的,現在貼上列寧曾經使用過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就是進步了。殊不知他還是在用他那套自以為「是」的觀念以論帶史、意識形態化的方法。因為愛因斯坦的思想和唯物主義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許良英先生和洪謙先生在科學思想研究領域中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研究方法和行文方式代表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洪先生在意識形態領域,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影響比許先生小得多,甚至可說不可同日而語,可他是個學者。許先生則基本上是個意識形態家,一位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出現的典型的左派革命家。

以許先生一生中社會影響最大的一件工作,編輯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為例,這其實是一部典型的意識形態作品,而非學術讀物。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意識形態的責任感使他接受了這個任務。在一篇對他的採訪中報導說,「1962年,許良英從中國科學院接到了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任務。這時,『右派』許良英已經回到了浙江臨海張家渡的老家,成了一名『頭戴猢猻帽,腰間繫著長圍裙』的農民。在他借閱的資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視的是一本《愛因斯坦論和平》。在看完這本700多頁的英文著作,發現愛因斯坦『終生信奉社會主義』,『政治上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這才開始『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 介紹他的思想了』」。(見「像愛因斯坦那樣,永不沉默」《中國青年報》記者陳卓,2013年02月06日10版,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216/19/6891064_265995129.shtml)

為此,他在編纂這部《愛因斯坦文集》時,之所以可以對原始文本隨意刪削、節取,可以完全擺脫德文原本從英文翻譯而不覺得有缺陷,之所以甚至肆無忌憚地加上大批判的註解,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介紹他們認為「應該」介紹的「觀念思想」。

當然我們看到,因為是愛因斯坦,並且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系統介紹過他的思想,因此這部文集在中國社會八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生活」中起到了很多共產黨人、唯物主義者們始料未及的作用,對於人們觀念的鬆動、觀念的改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對此,許先生八十年代大陸的思想生活中有極大的貢獻。但是,他的這一工作卻不能夠說是學術的。

由此可以看到,許良英先生終生基本上不是一位學者,而是意識形態家,或者說是個觀念主義者。他永遠是Ideo-,精神和觀念領先。八十年代中期前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七十年代中期後宣揚的不過又加上他所說的民主,然而,他一直是觀念領先,他的活動是宣傳「觀念」、捍衛觀念,而不是學術研究。

我之所以這樣說,還因為他後半生另外一項重要工作,他所參與編著的《二十世紀科技簡史》,這本書更不是一部學術著作。且不說它非學術著作的編纂體例、文獻索引,單只就這部書的成因就能夠讓人看到它不是一部學術作品著作,而是一部觀念領先的zheng黨的政策的宣傳讀物。因為這本書本來就是當時科學院佈置下來的為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服務的一項重點任務。所以在通稿的時候他們才能夠住在友誼賓館進行。這部作品甚至獲得中國科學院出版二等獎。

即便說這部書宣揚了所謂「科學」和民主,那也是一部宣傳作品,意識形態作品,而非學術著述。
可以肯定的說,凡是上級下「單」作業,為上級思想和當時的政治路線服務,並且不得出格,也未曾出格的作品都不是學術作品。

在李慎之先生去世,紀念他的時候,吹捧李慎之先生的做法居然也正是貼標籤式的。為此它曾經刺激我寫了幾篇文章。

一些人隨意地為李慎之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實際上李慎之是個黨內異議人士,有正義感的人,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但是從語言,思想方法,思想基礎上和自由主義也是風馬牛不相及。

意識形態分子從事的永遠是風馬牛的工作。

這一次紀念許良英先生同樣是如此,還是那套觀念領先,吹喇叭的方法。他們以為把對像改變了,口號變了,就正確了。殊不知還是貼標籤,還是意識形態化的,還是那套「黨文化」。

這裡我之所以提出黨文化,是因為我是因為研究黨文化的特點而進入意識形態化問題領域的。

意識形態化和黨文化的關係讓人可以看到,觀念領先必然產生黨同伐異,意識形態化導致一元化的觀念文化,如果把這種意識形態化貫徹到所有的領域,也就是在社會的一切方面都意識形態化,這個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那就產生了一種黨文化,也就是極權主義的文化。

局部的意識形態化不一定是黨文化,甚至可能對社會的變化產生進步作用。但是完全意識形態化必然走向極權主義,黨文化。而反之亦然,黨文化必然是意識形態化,一黨專制下的一黨壟斷主宰文化就必定是一種完全意識形態化。

和後輩們不同,五四後的前輩是意識形態化的締造者,積極的觀念論者。四九年後的後輩們則是一種失去思維能力的吹喇叭者。前輩可能會改進喇叭,改進吹法,後輩則永遠是用人家的技法,吹人家的喇叭,乃至濫竽充數,哪怕跌入異議人士叢中。

如前所提到的,意識形態當然也有積極的東西,例如,在政治運動中很多時候它還是會有一些有效的、積極的影響,如李慎之先生、許良英先生晚年對社會的影響;再如從法國大革命到十九世紀初期導致意識形態一詞產生時它的影響;更何況說任何政黨政治、一般政治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有意識形態的一面。然而,意識形態卻永遠是「意識形態」,對於這個「觀念領先」,人們對它永遠要抱有警惕,因為它孕育著以偏代全,以自己的思想觀念代替探索研究,說到底,不僅是它的觀點對或者不對,而且是它的方法有問題。它從來不准備修正自己,否定自己!

2013-03-05 .埃森

——–轉自<<新紀元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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