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三 「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接上25）
一九五八年，我母親帶我去「實驗小學」報名。我身穿一件粉紅色燈芯絨外套和綠色法蘭絨褲子，頭髮上扎個粉紅色大蝴蝶結。我們直接走進校長辦公室，校長、教導主任及一位教師正在等我們。她們笑著迎上來，敬稱我母親為「夏部長」，把她當大人物看待。後來我才知道這所學校隸屬我母親管轄。
她們之所以安排這次特殊的面試，是因為我只有六歲。按規定，小學只收七歲以上的孩子。而這次甚至連我父親也不在乎打破規定，他和我母親想讓我早點上學。面試時，我流利地背誦了古詩，露了一手漂亮的漢字。使學校確信我的能力已超過了學齡。後來校長和她的同事們又讓我做標準入學考試，結果也令她們十分滿意，就這樣我破例入了學。我父母為我感到自豪，因為好些他們同事的小孩都被這所學校拒收。
每個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實驗小學，因為它是成都市及全省最好的「重點」學校。當時進重點學校非常困難，入學嚴格按考試成績，即使是高幹子弟也沒有優先權。
每次我被介紹給一位新教師時，人們總是說：「這是張部長和夏部長的女兒。」我母親常騎自行車到學校來檢查工作。一天，天氣突然變冷，她給我送來一件繡花綠燈芯絨外套。校長親自到我班上把衣服交給我，全班同學都盯著我看，令我感到非常難堪。我像其他小孩子一樣，總是不想在團體中顯得太突出，希望能被同齡的人接受。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考試，成績貼在布告欄上，我總是名列前茅，使落在後面的同學不大舒服，他們在背後叫我「千金小姐」，有時還惡作劇，把青蛙放到我書桌的抽屜裡，或把我的辮梢繫在座位靠背上面。他們還說我缺乏「集體主義精神」，瞧不起人，我知道我只是喜歡獨自行事。
除了大躍進時我們停課煉鋼外，學校的課程和西方學校差不多。沒有政治課，但有必修的體育課：跑步、跳高、跳遠，還做體操、游泳。我們每人都得參加一項校外體育運動，我選了網球。訓練的目的是培養、選擇職業運動員。起初我父親反對我參加，但我的網球教練——一位漂亮的年輕姑娘，穿著短短的運動褲去找我父親談。她衝著他迷人地笑著，告訴他網球這項最雅緻的運動在中國尚未廣泛推展，他的女兒應該「樹立榜樣」。我父親管四川省的體育，不得不同意。
我很喜歡我的教師，他們都很優秀，上起課來我都聽得津津有昧。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達力的自然科學課教師。他為我們講解把衛星送入軌道的理論（蘇聯人剛剛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登訪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在他的課堂上，就連最不守規矩的男孩子也會入迷地黏在座位上。我偶然聽到有同學在背後說他是「右派」，但誰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影響我們打心眼裡對他的尊敬。
我母親在若干年後告訴我達力先生曾是位兒童科幻作家，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因為他寫了一篇關於耗子偷食養肥自己的文章，被指控為含沙射影，攻擊共產黨幹部。他不能寫書了，要下放去農村。我母親全力運用關係把他調來實驗小學，當時很少有幹部敢用右派。
也就是因為這分勇氣，她被派來主管我們學校。按地理位置，這所學校應屬成都市西城區，但市政府想讓學校擁有最好的師資，而好教師往往來自「成分不好」的家庭，我們的教導主任的丈夫就是前國民黨軍官，當時還在勞改。通常這類背景的人不可能有好工作，但市政府知道我母親敢對他們委以重任。我父親多多少少是她的靠山，她比西城區的同事更安全。
一九六二年，我父親應邀把他的孩子送進一所緊靠省委大院的新學校「泡桐樹小學」，得名于校園裡成蔭的泡桐樹。學校是西城區辦的，這個區一所重點學校也沒有，現在想辦一所。他們從別的學校調來優秀的教師，因為省上大人物的孩子們都送來這裡，所以這所學校馬上以「貴族學校」聞名。
在泡桐樹小學建立之前，成都有一所為高級軍官子女開辦的寄宿小學。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孩子送進去。這所學校有個「比吃比穿比爸爸」的聲名，在這裡常常可以聽到：「我爸爸是師長，你爸爸才是個團長！」一到周末，學校門外小汽車排長龍。保姆、警衛、司機等著接孩子回家。許多人認為這種風氣對孩子有害，我父母對這所學校更是反感。
泡桐樹小學並不是特權學校。在和校長及一些教師見了面後，我父母很滿意，覺得他們有信心要樹立良好的德育典範和紀律。更難得的是，每年級只有二十多名學生。而實礆小學僅我的班上就有五十名學生。當然，泡桐樹小學的這種師生比例是方便照顧住在附近的高級官員，我那位不再那麼認真執著的父親為了我的教育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我的新同學大多數是省級機關幹部的孩子，有些和我住在同一個大院裡。除了學校，省委大院就是我的全部世界。花園裡到處是精心培育、修剪的花草樹木，白果樹、棕櫚樹、劍麻、夾竹桃、木蘭花、山茶、玫瑰、木槿，還有兩棵稀有的紫荊樹，奇異地依偎在一起生長，互相連接的樹枝像兩肢緊挽的胳膊，儼然是一對難捨難分的情侶。它們還很敏感，如果在其中一棵的樹幹上搔搔，哪怕很輕，兩棵樹就都會一塊抖動起來，樹葉不停地搖晃，我們叫它們「癢癢樹」。午飯後，我常坐在紫藤蘿架下的鼓形石凳上，手肘支在石桌上讀書、下棋。周圍是五彩繽紛的花葉，不遠處一棵棕櫚樹兀立著，高傲地直插天空。我最喜愛的是爬滿棚架的七里香花。開花時節，滿屋生香。我喜歡坐窗前，凝視著它，拚命吸那濃郁的芳香。我們剛搬入省委大院時，住在一幢帶有庭院的樓房內。它是中國傳統式的建築，沒有現代化設備，室內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及瓷浴缸。一九六二年，若干幢擁有這些設施的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個角落建成，我家分到一層。搬入之前，我參觀了這個新奇的世界，冷熱水開關啦，抽水馬桶的水缸啦，裝在牆上嵌了鏡子的壁櫃啦！我都覺得妙不可言。我用手撫摸著浴室牆壁上光亮的白瓷磚，覺得它們是那樣的涼爽宜人。
大院內有十三幢公寓四幢分給各部部長，其他分給處長。我們的公寓占了整整一層，而處長們是兩家分享一層。我們房間比他們寬敞，我們有防蚊紗窗，他們沒有。我們有兩間浴室，他們只有一間。我們一星期有三天熱水供應，他們沒有。我們有電話。這在當時極少，他們沒有。下層幹部住在街對面一個小點兒的院子裡房間設施又差一截。幾位省委書記在省委大院裡擁有獨立的院落，兩道院門晝夜有持槍衛兵守衛。只有特別授權的人才允許進出。「書記院」裡每位書記占一幢兩層小洋樓。第一書記的住宅門前台階上，還有衛兵把守。我就是在這種對等級和特權都習以為常的環境中長大的。
所有在大院內工作的成年人進出大門時都需出示證件。我們小孩子沒有證件，但警衛認識我們。如果我們有朋友來玩，就複雜了。他們得填表，然後警衛再打電話到我們家，家裡人得走到前門把人領進去。工作人員不歡迎別的孩子進入省委大院，因為怕吵鬧。這使我們不便帶朋友到家裡來玩。我在實驗小學的四年內，只請過幾次女同學來家玩。
除了上學，我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時，我和姥姥一塊去百貨公司，但我從來沒有慾望買什麼東西，「消費」對我而言，是個生疏的概念，我父母只在特別日子才給我零花錢。我們的小食堂像飯館，飯菜很好吃。除了飢荒年間，每頓總有七八樣菜可選擇。廚師們是精選來的，不是特級，就是一級（和教師一樣，廚師也分等級）。家裡也總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棒之外，我說不出還想買什麼別的吃，一次「六一」兒童節，父母給了我一些零花錢，我一口氣吃了二十六根冰棒。
省委大院內的生活自成一個世界，這裡有電工、水管工和其他修理人員，還有商店、理髮店、電影廳和舞廳。當時非常流行跳舞，每逢周末，省委機關不同層次的工作人員有不同的舞會。在從前美軍俱樂部裡舉辦的舞會是為處長以上的幹部開的。它總有一個樂隊，省歌舞團的男女演員們也被請來助興。有些女演員常來我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後帶我在大院裡散步。能和她們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驕傲，因為演員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人們對他們特別寬容，他們的穿著可以比別人更豐富多彩，甚至可以有風流韻事。我父親按理說是他們的上司，但這些演員不像別人那樣對他畢恭畢敬，反而常跟他開玩笑，叫他「明星舞者」。我父親只是笑笑，看上去很不好意思。舞會跳的是簡單的交際舞，舞伴們有點拘謹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轉來轉去。我父親確實是舞場高手，顯然玩得很開心。我母親不會踩拍子，也就不喜歡跳舞。休息時候，孩子們進入舞池，相互手拉手，在地板上做「滑雪」遊戲。場內的氣氛是熱鬧而歡快的。蒸騰的熱氣，撲鼻的香水，衣著鮮麗的女士和眉飛色舞的「紳士」，形成了一個我夢想的神奇世界。
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放電影。一九六二年，隨著政治氣氛的鬆弛，甚至有些來自香港的片子，大多數是愛情片，使人們一窺外部世界。當然也放映振奮「革命精神」的片子，根據等級，在兩個不同的地點放映：上層人物在一個座位寬大舒適的大廳內，其他人則擁擠在一個大禮堂裡。我曾去過一次，因為大禮堂要放映一部我想看的片子。早在電影開始前座位就全部占滿了，後來的人得自帶板凳。許多人站著看，後面的人得站在椅子上才看得見。我以前並不知道會是這樣，沒帶凳子，又被擠到後面，什麼也看不見。這時認識的一位廚師，正站在一張能容納兩個人的長凳子上，看見我擠過來，就把我也拉了上去。凳子很窄，我站不穩，人們不斷推來推去，一會兒就把我擠倒了，跌下去時，我的眉角碰到一張凳子的稜角上，傷痕至今還在。
在我們小放映廳裡，有些片子是「保密」級的。外邊人，甚至連大禮堂的觀眾也不准看。這些叫作「參考片」，大部分是西方電影的剪緝。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迷你裙和披頭士合唱團。我記得有部片子演的是在一個海濱浴場，有個男人偷窺女人換衣，被那些婦女朝他頭上澆了一桶水。另一部紀錄片演的是抽象派畫家讓猩猩在一張白紙上塗墨作畫，一個男人用屁股彈鋼琴。
我想這些參考片一定是被選來表明西方有多頹廢。雖然觀眾都是高級幹部，可是就連他們也只能接觸到一丁點西方信息。偶而有西方電影在一個小電影放映室內放映，這裡是不准孩子進去的。我很好奇，求父母帶我去，他們答應了我一兩次，那段時間我父親已對孩子隨和多了。門口有一名警衛，因為我是和父母一塊，他也就沒有阻攔。電影遠超過我的理解範圍，有一部片子講的是一位美國飛行員在日本投了原子彈以後發了瘋。另一部黑白片有個場面是一位工會領袖在小車內被兩個惡棍毒打，鮮血從他的嘴角淌出來，我嚇壞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逼真的流血暴力行動（學校體罰已被共產黨廢除）。那時候，中國電影都是溫和、傷感或振奮人心的，哪怕是有一點點暴力也只是做做樣子，彷彿京劇裡的武打。
我對西方工人的穿著——沒有補丁的整潔西服感到迷惑不解，這與我腦中所想的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人民」的衣不蔽體大不相同。電影結束後我問母親這個問題，她說了一些「相對生活標準」之類的話，我仍不懂，這個問題後來一直留在我腦海裡。
年幼的我以為西方是個充滿貧困和悲慘生活的世界。就像《安徒生童話》裡無家可歸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當我還在幼稚園裡，不想把飯吃完時，老師會教訓我，「想想資本主義世界那些飢餓的孩子們！」上了小學後，老師們想要我們勤奮學習就說：「你們能上學，有書讀，是多麼幸福啊！在資本主義國家，孩子們得出去幹活養家。」只要大人們想要我們接受什麼事，便說西方人想要卻得不到，我們該珍惜我們的好運氣。我不知不覺也就這樣思考問題了。一次，我看見班上有位女孩穿了一件我從未見過的新式粉紅色透明雨衣，就想要是能把我那把陳舊的蠟紙傘換成這種雨衣該有多好！但是轉念一想，又立刻責備自己有「資產階級傾向」。我在日記中寫道，「想想資本主義世界的孩子們吧！他們甚至連傘都沒有一把l」
我心目中的外國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國人都是黑頭髮黑眼珠，西方人有不同顏色的頭髮、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腦子裡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傳的寫照：亂蓬蓬的紅頭髮、顏色怪異的眼珠，又高又長的鼻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裡倒可口可樂，大腿以一種極不雅觀的姿態曲扭著，還老是怪腔怪調地說：「哈囉！哈囉！」我不知道「哈囉」是什麼意思，以為是句罵人的話，當男孩子們玩「打游擊」遊戲（類似「牛仔印第安人」）時，敵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裡還要不停地說：「哈囉！哈囉！」
小學三年級時，我們班想用花草裝飾教室。有個同學提議她可以從平安橋街的天主教堂花園裡拿來一些稀奇的花卉，她的父親在那裡做花匠。這個教堂從前曾有個孤兒院，後來關閉了。教堂仍開放著，但在政府控制下。共產黨要天主教徒與梵蒂岡脫離關係，加入「愛國教會組織」。由於共產黨的宣傳，教堂在我心目中是個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我就是在一本描寫外國傳教士的小說中第一次讀到「強姦」這個字眼的。傳教士還被說成是帝國主義間諜和用孤兒院的嬰兒做醫學實驗的兇殘角色。
每天我上學、放學的路上，都要經過槐樹夾道的平安橋街街頭，可以看到教堂的側面。在我看來，最富異國情調的是它的立柱，白色大理石質地，古希臘風格。中國的柱子多是塗漆的木頭。我很渴望進去看看，曾要求那位女同學帶我去她家玩，但她說她父親不准她帶任何人來家裡。她的拒絕更增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這次當她主動邀我去教堂花園採花時，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她去了。
越來越靠近教堂時，我心情越來越緊張。到達門口時，心彷彿快跳出了喉嚨。我似乎從沒見過這樣威嚴的大門。我的同學踮著腳扣了扣門上一個金屬環。門邊一扇小門嘎吱一聲開了，昏暗中一個滿臉皺褶、背駝得厲害的老頭出現了，他的樣子簡直和神話故事裡的女巫一樣。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憑想像他有一隻很長的鷹鉤鼻，戴頂尖帽子，就要騎上掃帚騰空而去。我完全沒想到他是個男的，不可能是女巫。我躲開他，趕快邁進大門，躍入眼簾的是一個小巧玲瓏的花園。我由於太緊張，也沒看清花園裡有些什麼，只記得花草盡是鮮艷奪目的色彩，形狀稀奇古怪，還有一個小噴泉，泉水從假山中涓涓流淌下來。那位女同學拉著我的手，領我沿院子周圍的長廊走。走到遠遠的那一頭時，她打開一扇門，告訴我那兒是神父佈道的地方。佈道！我曾在一本書裡見過這個詞，說是傳教士利用佈道把國家機密泄露給帝國主義間諜。我跨過門檻進入這間很大但光線很暗的廳堂時，更加緊張了，有一陣子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我終於看清大廳那頭有一尊塑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穌受難像，我走近時，十字架上的那個人似乎懸在半空中，籠罩在我頭上，朝我壓下來。那血淋淋、受刑的姿態和臉上的神情，令我十分恐怖，我轉身跑出大廳，差點在門口和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撞了個滿懷。他伸手想扶我，我以為他要抓我，馬上閃身急躲，飛快逃走。身後不知什麼地方有一扇重門嘎吱響了，接下來是死一般地沉寂，只聽見噴泉輕輕的流淌聲。我拉開小門，一路逃到街口，心咚咚亂跳，頭陣陣發昏。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