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49

作者:張戎 譯者:張樸

旅美中國作家李劼《上海故事之毛時代》打破歷史的沈默,為所有被污辱、被損害的女知青立一塊受難之碑」。(攝影:鍾元 /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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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二 「勞動改造」
到喜馬拉雅山邊去之2(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48)
我姐姐和我以及另外兩個女孩、四個男孩一齊去新家,我們八個人組成一個小組。有四個農民幫我們提行李,一路上誰也不說話。他們似乎聽不懂我們問的問題,大家只好沉默。我們一個跟一個,走了好長時間,一步步走進墨綠色的深山,我筋疲力盡,無心欣賞它們的美。有一次,我勉強靠一塊巨石上喘氣,四下望去,發現我們的隊伍在這個無窮無盡山連山、綿延起伏的世界中十分地渺小。這是山的天下,沒有道路、沒有房屋、沒有人煙,耳朵裡只聽到風在林中呼嘯,還有不知何處傳來的潺潺流水聲,我感覺到自己完全消失在這份寂靜神秘中了。
  
黃昏時,我們來到一個黑蒙蒙的山村, 沒有電。煤油又太昂貴,不到天黑透是不會點上的。人們立在門口半張著嘴,瞪著眼睛看我們,表情不知是感興趣還是冷淡。大概像七十年代中國剛開放時許多外國人在中國遇到的情景一樣,的確,我們對農民來說像外國人,他們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村裡已為我們安排了住所,兩個柱泥牆的大房間,分別給了我們四個女孩和四個男孩。一條走廊通往村子裡的大廳,這裡有一個磚砌的爐灶,供我們做飯用。
  
進了屋,我一頭栽到一塊硬邦邦的大木板上就爬不起來了,這木板是我和姐姐合用的床。有些村裡的孩子尾隨著我們,發出興高采烈的鬧嚷聲。他們圍在我們門口拍門,我們開了門,他們又一鬨而散。待我們關上門,他們又跑回來使勁敲。他們也從窗外往裡看,嘰嘰喳喳的議論,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所謂的窗戶,不過是牆壁上挖了個方形的洞,當然沒有百葉窗,也沒有裝玻璃。我們露出笑臉,請孩子們進來玩,但沒人敢進來。我非常想洗澡,於是把一件舊襯衫掛在窗洞上,權作窗帘,然後把毛巾浸在臉盆內冰冷的水中。我努力不去注意孩子們的吃吃笑聲,他們不斷撩起「窗帘」,我們只得穿著棉襖馬馬虎虎的擦身體。
  
我們之中的一位男同學是領隊,負責和村裡人聯繫。他回來轉告我們,大家有幾天空閑時間準備生活用品,如煤油、柴火及挑水注滿水缸。幾天後,我們就得下田幹話了。

寧南的農活全靠手工,跟兩千年前幹活的方式一樣。沒有機械——連牲畜也沒有,因為糧食太寶貴了。為了迎接我們,村民們替我們擔滿了一缸水,第二天我就見識到每滴水有多寶貴了。擔水得爬三十分鐘狹窄的山路才能到達井邊。裝滿水後,每擔有八十斤重;即使是空桶,扁擔一上肩,鐵肩膀也馬上疼痛難忍了。當男同學們騎士般的宣布擔水的事歸他們時,我頓時放了心。
  
男同學們也負責做飯,因為四位女孩子中連我有三個從未做過飯。在這裡學做飯可不是輕鬆的事,米是沒有去殼的穀粒,必須先倒進一個石頭缽裡,用沉重的石槌使盡全力錘打。接者把打出來的穀米混合物裝在一個大竹篩子裡,以一種特殊的手膀運動托著搖,輕輕的穀殼會集中在上面被划拉出去,剩下米。一上陣我的手臂就疼痛難耐,不久便抖個不停,端也端不住篩子。每做一頓飯都像一場筋疲力盡的戰鬥。
  
我們還得上山砍柴。到森林保護規則允許砍伐的地區要走兩個鐘頭的山路。因為只許砍枝椏,我們得爬上矮松樹,用柴刀一個勁兒地亂砍。砍好的柴打成捆,背在背上。我是小組中最年輕的,所以只背了一筐松針。走回來又是兩個小時,翻山越嶺到家後,我累得心裡直想,這筐至少重一百三十斤,掛在秤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還不到五斤!塞進灶裡,一下子就燒光了,連一鍋水也燒不開。
  
開頭一次砍柴時,我從樹上跳下來,把褲子的後襠撕破。我很窘,只好躲在樹林裡,最後才走出來,心裡巴望著別的人都走在我前面,看不見我的破褲檔。但是,所有的男同學都擁有十全十美的騎士精神,死活都要我走在隊伍前面,免得他們走得太快把我拋在後頭。我只得一再解釋我不是客氣,而是真的想要走在最後。
  
甚至上廁所也不是易事,得爬下一個陡峭溜滑的斜坡。廁所是一個深深的坑,坑上搭著木板,兩條腿分別蹲在兩塊板上。隔欄就是山羊圈,蹲下來時,要麼面對山羊,要麼屁股衝著山羊。這些傢伙不喜歡入侵者,總想用角把我們抵走。我一上廁所就感到神經緊張,幾天解不出大便。一旦走出來,又是一番奮鬥,才能爬上斜坡。每次回到住房,我身上總要添些新的傷。
  
第一天上工時,我們和農民一起幹活,我被派出背我們廁所和山羊圈裡的糞便,放到一塊剛用火燒去灌木和雜草的空地上。現在這上面覆蓋著一層草木灰,與羊糞、人糞混和在一起,就是肥料,以備春耕。
  
我背上沉重的簍子,手腳並用爬上斜坡。這些烘便還算乾燥,但仍有一些糞汁開始慢慢浸透進我的棉布外罩,浸混了我的內衣和背部,又從頂部濺到我的脖子上,滲入頭髮裡,當我終於走到那塊空地時,我看到背糞的農婦們十分靈巧地把腰斜著一扭,輕輕鬆鬆地把背簍裡的糞便倒了出來。但我怎麼弄也倒不出來,我累得要命,拚命想趕快把背上的重荷扔掉,於是慌慌忙忙脫掉右肩上的背帶。就在這一瞬間,背簍重量猛一下甩向左邊,我往左一屁股跌在糞堆上。不久後,一位朋友的膝蓋就這樣脫了臼。我還好,只是稍稍扭傷了腰。
  
吃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照當時的理論,我們都應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它使我們一步步變成新人,更像農民,在文革前,我天真地抱著這種態度,故意去做笨重的體力勞動,希望自己變成個好點兒的人。在一九六六年春的一天,我們班去幫助築路。女孩子分配到輕活:把各種石頭分開,再由男孩子砸碎。我自告奮勇做男孩子的事,搶著用我舉也舉不起的大鎚砸石頭。一天下來,兩臂又紅又腫。現在,還不到三年,我所受的灌輸崩潰了,盲目信仰的心理消失後,我發現自己厭惡寧南大山裡的艱苦生活,吃苦似乎毫無意義。
  
我剛到這裡就患了嚴重的皮疹。以後三年,只要一到農村,這種濕疹就復發,而且無藥可治。我日夜為奇癢所苦,忍不住要去搔它。在開始新生活的三個星期內,我身上幾處流濃,小腿感染發腫,腹瀉、嘔吐也來了。公社的醫療所遠在三十多哩外。在最需要強壯身體時,我苦於擺脫不了虛弱。這時,我也醒悟到幾乎不可能從寧南去看父親。走到最近的公路要花一天時間,就算走到了,也沒有公共汽車。途經的貨車很少,去米易的更罕見。幸好,工宣隊員東安來我們村檢查安置工作,當他看見我病了時,就好心提議我回成都治療,他正好要乘最後一輛送學生到寧南的卡車回去。這樣,我剛到寧南二十六天後,就又動身回成都了。
  
要走了,我才發現自己還不認得村裡的農民。我只認識會計,他是這裡識字最多的,常常來拜訪我們,顯然是因為大家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是我唯一去過的農家,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年輕妻子那張經過日曬雨淋的臉上所表露的猜疑神情。她當時正在清洗血淋淋的豬內臟,背上背著個一聲不吭的嬰兒。當我對她打招呼時,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也沒開腔。我覺得和整個環境格格不人,不知如何是好,很快就離開了。
  
在和村民們一起勞動的那幾天裡,我沒有多餘的精力,也就沒有和他們交談。他們似乎遠在天邊,與我無關,我們之間隔著難以翻越的寧南大山。我清楚我應該努力去接近他們,就像朋友們和我姐姐那樣,晚上下工後去拜訪他們。但是我每天都又累又癢又渾身不舒服。另外,去拜訪農民對我,意味著我要在那兒呆一輩子。而我已在下意識裡拒絕了當農民,拒絕了毛澤東為我安排的一生。
 
三個星期的為生存而奮鬥,使我無心欣賞寧南大山。臨別時,我才突然愛上了這裡非同一般的自然美景。春天來得早,二月金黃的迎春花就在掛著冰凌的松樹旁怒放了。山澗裡,溪水形成一個接一個冰晶透明的水塘,奇形怪狀的岩石散布在周圍。水裡的倒影是多彩多姿的雲朵和大樹儀態萬千的華蓋。無名的小花從岩石縫裡掙扎著冒出來,亭亭玉立地開著。我們在這些仙境般的水池裡洗衣服,洗完了在岩石上攤開。當艷陽和爽風帶走水氣時,我們躺在草地上聽松林在山風中呼呼地響。我對遠山滿坡的野桃樹總是不勝驚嘆,想像有幾個星期後,那裡將是粉紅色桃花的海洋。
  
我踏上了歸途,在空蕩蕩的卡車尾部被拋上拋下,忍受著胃痛、腹瀉的折磨。漫長的四天旅程後,我終於回到成都。徑直去了省委附屬的門診部。打針吃藥使我很快恢復了。省委門診部像省委大食堂一樣,仍然對我家開放。四川省委會力不從心,你爭我鬥,沒法形成有效的行政機構,甚至沒能制定出一套管理日常生活、工作的規章制度。結果是,舊規定還是起作用,新舊夾雜充滿漏洞,人們大半還是可以自行其事。大食堂和門診部沒有把我們拒之門外,我們仍然享受便利。
  
除了門診部開的西藥和針劑外,姥姥說我需要中藥調理。一天她回到家,提著一隻雞和一些當歸、黃芪,說燉雞吃是「大補」。湯裡她還灑了些切得細細的小蔥,這些東西在商店裡買不到,她是顫著小腳走了好遠到農村集市上去買的。
  
姥姥自己也病了。過去她總是精力充沛,忙個不停,很少見她坐一坐。現在我有時見她躺著,兩眼緊閉,狠狠咬著自己的嘴唇,像是忍受巨大痛楚。我小心翼翼問她哪不舒服,她卻總是簡單地說沒事,仍去為我熬藥,排隊買東西,回來做給我吃。
  
我病好之後,沒有人命令我回寧南,我開始計劃去看父親。正在這時,一封電報從宜賓發來,說俊英娘娘患了重病。她一直在照料我最小的弟弟小方,我馬上啟程去服侍她。
  
我父親在宜賓的親戚對我家一直都非常好,儘管我父親沒能好好照顧他們。中國歷來兒子孝順的表現是為母親準備一口上好木料、滑漆多層的棺材,並在她去世後不拘財力很講排場地辦喪事。但我父親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相反地,我祖母一九五八年去世時,親戚們在葬禮後才告訴他。原因是共產黨政府提倡喪事從簡,推行用火葬以節省土地。親戚們因此擔心父親會反對他母親土葬和隆重的葬禮。自我家搬到成都後,親戚們很少來拜訪。

一九五八年初,張戎的母親和兒女們合影,左起為小鴻、京明、小黑、張戎。當時匆匆拍下著張照片是要帶回宜賓給重病的祖母看。(書中圖片)
  
然而,當我父親在文革中倒楣時,他們卻常來看我們,儘力幫助。俊英娘娘不斷往來於成都和宜賓之間,後來乾脆把小方帶到宜賓去照料商業部,以減輕姥姥的負擔。她和我父親最小的妹妹「八娘」各住一半從前祖母的房子,她無私地再把自己的一半分了一部分給一門遠親。因為那家的房子舊得不能住了。
  
我到宜賓那天,娘娘坐在堂屋正門邊的一張藤椅上。堂屋中放著一口黑紅色上等木料大棺材,這是她自己的棺材,是她僅有的「奢侈品」。看見她時,我不禁悲從中來。她剛中了風,腿已經半癱瘓了。那時醫院斷斷續續的開診,醫療設備沒有人保養、修理,大都壞了,藥物供應也時有時無。醫院說對她的病無能為力,她只得呆在家裡。
  
俊英娘娘最痛苦的是排便。吃完飯後,她會感到無法忍受地脹痛,每次都得經歷一番掙扎才能排出大便。親戚們的偏方有時有用,有時沒用。經常給她按摩肚子,一次,她脹痛得忍耐不住,叫我用手指伸進她的肛門把大便摳出來。所有的這些方法只能暫時讓她解脫一下,結果是她只敢吃一點點東西,變得很虛弱,只好常常坐在客廳的藤椅上望著後院的番木瓜和芭蕉樹。她從不訴苦,只有一次輕言細語對我說:「我好餓,要能吃就好了……」

她得有人扶著才能走動,漸漸地,甚至連坐著也很困難了。但她不能老躺著,怕得褥瘡。我就坐在她身邊,讓她靠著我。她說我是個好護士,又說我一定累了,一定厭煩老坐著陪她。不管我怎麼堅持,她每天只坐一會兒,以便我能到外面散散心。
  
當然,外面沒有什麼可散心的。我渴望看書。但是除了四卷《毛澤東選集》外,房子裡只剩下一本字典,別的書都燒掉了。我靠研究字典裡的一萬五千個字消遣,努力記住那些不認識的字。
  
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照料七歲的小方身上。我常帶他出去散步,有時他覺得沒味道了,就鬧著要玩具槍或炭塊模樣的糖果——商店裡只有這些可憐巴巴的東西陳列著。但是我沒有錢,我們連基本的生活費都很少。小方才七歲,不懂這些,常常一屁股坐在滿是灰塵的大街上又踢又叫,扯我的外衣。我蹲下來,好話相哄,在智窮計盡時也跟著哭起來。每當這時,小方就不哭了,和我言歸於好,兩人都筋疲力盡地回家去。
  
甚至在文革中,宜賓也是個充滿詩意的小城。波濤起伏的江水和寧靜的山峰外是模糊的天邊,給我一種無窮無盡的永恆感覺,使我在重重悲劇中得到短暫的紓解。每當黃昏降臨時,刺目的大字報,擴音器都朦朧隱去,沒有街燈的小巷子包裹在霧氣中,只見街道兩邊木板房的縫隙中透出一閃一閃的燈光。不時有一處明亮的小天地:臨街的小吃店,總有一張木桌擺在人行道上,四條窄板凳圍在周圍。桌、凳都因年長日久和人來人往而磨得油光閃亮,桌上放著一盞光小如豆的菜油燈。儘管從沒有人坐在桌邊交談,店主仍把小吃店開著。在過去的歲月,一到黃昏時,這樣的小店就會擠滿了人,七嘴八舌「擺龍門陣」,一口品呷著當地名酒「五糧液」,面前放一盤佐酒的腌豬舌頭或滷牛肉,要麼就是麻辣花生。那時,生活還沒有完全被政治所支配。而現在只剩空空的小吃店,喚起我恍若隔世的遐想。

一走出漆黑的小巷子,擴音器的聲音就從四面八方襲來。市中心每天廣播十八個小時以上,除了頌歌就是聲討。內容且不說了,光是音量就大得無法忍受,我不得不強迫自己充耳不聞,以保持精神健全。
  
四月的一天傍晚,廣播卻吸引了我的注意:共產黨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了。和往常一樣,中國人不知道他們的代表在這個最重要的大會上幹些什麼。廣播說將宣讀新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我的心頓時一沉,這意味著文革的黨組織機構將被確定下來。
  
這次代表大會中是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象徵毛澤東個人權力機構正式建立。一九五六年「八大」上的最高領導,沒幾個還留著。當時的十七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四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李先念進了新的政治局,別的人除了去世的,都已被批判、鬥爭和清除掉了,有些人也來日不長了。
  
國家主席劉少奇,共產黨「八大」的第二號人物,從一九六七年起一直被監禁,在鬥爭會上被毒打。他生病了,也得不到治療,既不能治療長期患有的糖尿病,也不能治療被監禁後所患的肺炎。等到生命垂危之時才給予治療,因為毛夫人下令無論如何得再讓他活些日子。她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要讓他活著看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下活靶子!」劉少奇的判決書上稱他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這個判決書是由周恩來宣讀的。九大後,才准許劉少奇死,他死得很慘。
  
賀龍元帥是一位政治局委員、共產黨軍隊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在九大後兩個月去世的。懾於他在軍隊裡的威望和權力,在兩年半的時間裡,打手們慢慢折磨他。用他自己對夫人的話說就是:「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折磨他的辦法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在嚴寒的北方冬季,幾個月溫度都在零度之下,關掉了暖氣;不給他藥治他的糖尿病。最後,當他的糖尿病惡化時,一夜之間給他輸了兩千多毫升葡萄糖。注入幾個小時後,賀龍就去世了。
  
文革初期曾幫助過我母親的政治局委員陶鑄,也被慘無人道的關押了三年。不斷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膽囊癌,卻不給他治療,捱到癌細胞擴散全身的末期,才由周恩來出面批准給他動手術。他病房裡的全部玻璃窗都用報紙糊上,透不進光來。當他快斷氣時或終於去世後,都不准家屬來看他。
  
彭德懷元帥也是被類似的殘酷折磨整死的,他的苦難持續了八年時間,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他的病房窗戶也是被報紙貼得密密實實的,他最後的要求是看一眼外面的樹枝和陽光,但仍被拒絕了。
  
這些和其他千千萬萬的迫害事件體現了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典型手法。並不簽署死刑判決書,(此處刪去一句),但總有人心領神會,變著法子折磨。他們的辦法包括精神壓力、肉體摧殘、不給治病——甚至以藥殺人。這種整死人的辦法在中國有個特殊名詞,叫「迫害致死」。毛澤東當然清楚所發生的事,(此處刪去一行)。他的責任毋容置疑。執行者也有份兒(此處刪去一句)。他們喜愛施虐的天性也得以盡情發揮。
  
這種令人毛骨悚然地折磨共產黨上層領導的內情直到多年後才逐漸為人知曉。說出來後,沒有人感到驚愕,人們的親身經歷使大家對這類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當我站在宜賓廣場的人群中聽廣播念九大中央委員會名單時,我提心弔膽地等「二挺」的名字出現,果然有他們,我感到我家已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久後,我收到電報,說姥姥病倒了,她以前從沒有這樣過。俊英娘娘催我回家照料她,我帶著小方馬上乘火車回了成都。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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