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23日訊】中共高層理論刊物《紅旗文稿》最近物刊登署名文章，露骨宣揚「黨的事業至上」，公然否定憲法和法律有不可侵犯的尊嚴，而且惡毒攻擊西方憲政，說憲政具有「欺騙性」，其中的三權分立原則，是「虛假的」云云。
這符合中共的特性，不足為奇：垃圾已經腐敗不堪了，必然發出惡臭。
我們必須說明，中共的所謂「憲法」才是真正騙人的，有相當的迷惑性，這是中共為了迎合當今世界政治環境的需要，不得已而掛出來的一塊遮羞布，目的是欺騙國際社會，欺騙中國人民，方便進行訛詐的一種政治伎倆。
中共「憲法」到底是什麼貨色呢？我們如果按照中共「憲法」的框架來尋找人民權利的果實，無異於緣木求魚。「惡之花」不會結出善果。如果請求中共遵守「憲法」，開放言論和思想自由，我們就大錯特錯，真的上了中共的大當了！中共「憲法」有一條被認為不可更改的前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你用這個「憲法」向中共要權利，那不是與虎謀皮嗎！？
要知道，這是中共「唯黨獨尊獨大」的原則，此原則一立，其它權利立即作廢。所以，我們不能期望垃圾可以變好，儘管它被裝在金匣玉盒裡，垃圾還是垃圾，只能污染了裝它的容器。
西方憲政及其三權分立原則通過美國等國家200多年的實踐，證明對保護公民各項權利行之有效。的確，民主不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它也是針對人性中的惡進行約束的一種嚐試，就像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所說：「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民主憲政只不過是適合於人性的一種制度安排。
憲政民主與中共的「中國特色」，孰優孰劣，我們大可不必討論理論，只要拿出一些史實來說話，問題一目瞭然。
不用拿美國說事兒，就說中國自己的。
中共偽造的歷史教科書把民國初建時期描繪成「軍閥割據」、「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黑暗時代。
可是，我們查一查歷史，發現民國初建那段被中共描黑的歷史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時期。那段歷史不長，從1912年至1928年，只有17年，可是，在經濟、文化、社會道德的建樹上，取得了長足進步，是中國其後90多年無法望其項背的。
這個時期的憲法頻繁更換，總共有5個：1912年3月孫文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3年10月國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案》（因在天壇起草，又稱《天壇憲草》）；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1923年10月曹錕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史稱「曹錕憲法」）；1925年12月段祺瑞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憲法文本雖然更換，但是「三權分立」原則不變，都被這五個憲法所尊重、所繼承並得到確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總統權力，限制了政府內閣的權力，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相對的尊重和保障。
例如，1917年5月，在對德國宣戰的問題上，段祺瑞提出參戰案，國會拒絕合作；段祺瑞不斷對國會施加壓力，國會針鋒相對，決意改組內閣，暫緩討論參戰問題。黎元洪總統依照國會議案解除了段祺瑞的職務，使參戰計劃受挫。這說明那時的國會絕不是「橡皮圖章」、「表決機器」，真正起到了監督政府、制約權力的作用。
而那個時代的道德風氣，也是相當淳厚的。段祺瑞被中共歷史描述成是「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大軍閥」，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段祺瑞人品出眾，道德高尚。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人稱「六不總理」。
「三一八慘案」，段祺瑞沒有直接責任，是執政衛隊面對眾多抗議民眾，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應對，惶急中開槍，傷者200多人，死者47人。
段琪瑞得知消息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當即趕到現場對死者長跪不起，他下令懲處兇手，對死難家屬頒布了撫卹令。事後，他自動辭去所有職務，承擔全部責任。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琪瑞從此終生食素。1936年，段琪瑞得了胃病，身體十分虛弱，家裡人勸他吃肉，他說就是死了也不能開葷。那一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於上海。
文化的成就足以傲視當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級人物，像王國維、胡適、梁漱溟、陳寅恪、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就產生在那個時代。
再看經濟。經濟學家研究指出，從1912年到1920年，按生產總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16.5%，按淨產值計算，則是13.4%。而且這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1911年以後，官僚資本發展開始衰退，1914年以後，外國資本的發展也受到遏制，唯獨民族資本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平均發展速度為13.8%，比外國資本的13.1%還略高一點。
在製造業方面，1913年，廣州協同和機器廠製造出中國第一臺柴油機：燒球式40馬力柴油機；1918年，上海王岳記機器廠製造出中國第一臺萬能銑床；1919年，福州船政局製造出中國第一架水上飛機；江南造船所1918年獲得美國海軍運輸艦4艘製造訂單，每艘排水量14,750噸，1921年製作完畢，開赴美國交付使用，直至二戰時期仍往來於美歐航線上。
這些還不算什麼，一個政權，在對待自己國民的態度上，最能說明問題。
「五四運動」中，學生鬧事，使用暴力行動，火燒趙家樓，錯認章宗祥為曹汝霖，群毆章宗祥至重傷。章宗祥被送到醫院，查驗身體，大大小小的傷，一共有56處，而且腦袋被鐵棍重擊，造成腦震盪。
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聽說學生放火打人，放話說要派軍隊嚇唬一下學生，當時的國民政府總理錢能訓立即駁斥說：「中華民國的國防軍，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一句話說到了點子上：即使國民在示威抗議中存在過激行為，也不是開槍鎮壓的理由！
對比這段歷史，中共官員貪腐橫行，淫亂成風，甚至姦淫未成年幼女的小學生，在道德上應該向段祺瑞謝罪；在經濟上，中共壟斷國家資源，官僚資本大規模壓迫民營資本，與外國資本狼狽為奸，盤剝中國人民，面對那段民間資本的輝煌發展，GDP的高速增長的時期，中共難道不應該自裁而挖坑跳下去嗎！？一個90多年前的中國總理，面對使用暴力放火打人的學生，斷然制止衛戍司令調動軍隊嚇唬學生的意向，表現出人性的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線的堅固堤防，這與中共用軍隊屠殺「六四民運」中和平請願學生的血腥殘暴，不是正好形成天壤之別的鮮明對照嗎！
不必說「三權分立」虛不虛偽，不必討論民主是否騙人，是否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民國初建時期的這些歷史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答案：在民主憲政之下，言論自由是有保障的，學生示威遊行的自由是有保障的，生產力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民間資本展現了極大活力，政府的公權力受到制約，社會上層名流對自己的聲譽還是極其珍惜的。
垃圾已經爛得不能再要了，發出的臭氣越來越污濁，歷史到了必須清理這些垃圾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