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三 「書讀得越多越蠢」
我當農民 也當赤腳醫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51）
我和京明坐在金沙江邊等渡船。我雙手托著頭，凝視著野馬般奔騰的江水翻滾著從我面前流過，急匆匆地要走完它漫長的旅程——從喜馬拉雅山到大海。它在下游三百哩處的宜賓城，與泯江匯合，成為中國最長的江——長江。長江在下游舒展開來，婉蜒平緩，把周圍大片的田園變成「魚米之鄉」。但是在上游的大山裡，它卻兇猛湍急，以至無法在江上架橋，只能靠渡船連接四川省和雲南省東部。每到夏季，融化的雪水奔騰咆哮而下時，常會淹死人，就在幾天前，它還吞沒了一條渡船，上面有我三個同學。
黃昏降臨，我感到渾身難受。京明把自己的外套鋪在地上，使我不必直接坐在被暮氣潤濕的草上。我們的目的是渡江到雲南省去，設法搭便車返回成都。穿越西昌的公路已因造反派武鬥而中斷，我們只得繞路而行。南南和溫去了我的生命隊替我拿我和姐的戶口簿，還將把我們的行李運回成都。
十幾個健壯的男子划著渡船逆流而上，齊聲唱著號子。划到江心，他們停了下來，任江水把船順流而下衝到對岸。巨浪幾次劈頭蓋臉撲過來，船孤弱無援地顛簸起來，我緊緊抓住船舷。要是在平時。我準會嚇得要死，但現在我只有麻木的感覺，腦子裡全是姥姥去世的消息。
一輛孤伶伶的卡車停在雲南岸邊巧家鎮的籃球場上，司機樂意載我們一程。當卡車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下抖動行進時，我不停地苦思我當初該怎樣做就可以救了姥姥。我們經過了雲遮霧障的群山，在它們的懷抱裡有許多泥巴房屋，背後總是一叢叢芭蕉樹。看到那些頎長的芭蕉葉，我想起姥姥病房樓門口的那兩盆小小的、不結果實的觀賞芭蕉。當平來看我時，我總和他坐在這些芭蕉旁邊，交談到深夜。姥姥不喜歡他，見不得好玩世不恭的神態和目無尊長的樣子。有兩次，她蹣蹣跚跚走下樓來，生氣地把我叫上去。雖然當時我也恨自己讓她著急，但是卻無法控制自己，忍不住想見平。現在我只希望一切能重新開始！我再也不會做任何惹她生氣的事了。我會一心一意守護著她，使她恢復健康——可怎樣做她才能活下來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們經過了宜賓，道路曲折地環繞著城邊的翠屏山。看著山上優雅的紅杉翠竹，我又想起了四月從宜賓回到支機石家的一樁事。我告訴姥姥，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去過翠屏山山邊為夏瑞堂掃墓，俊英娘娘還給了我一些紙錢到墓前去燒，天曉得她是從哪裡搞來這些「封建東西」的。我在山上轉來轉去怎麼也找不到墳，墓地已被摧殘得七零八落。紅衛兵說土葬是封建風俗，夷平了墓地，砸爛了墓碑。我忘不了當我開始提起這次掃墓時，姥姥眼睛裡頓時燃起的激動火焰，忘不了那火焰陡然熄滅，因為我傻裡傻氣地又加上一句說沒找到墳。她的失望神色一直緊揪著我的心，一想起就恨自己為什麼不撒個謊。現在太遲了！
在路上折騰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和京明到了家，家裡只有姥姥的空床。我還記得她躺在上面的樣子，渾身繃緊，頭髮蓬鬆但仍整潔，緊閉著嘴，臉頰凹陷下去。她總是靜靜地忍受無比的痛苦，從不哭叫，從不翻滾，只有忍。因為她的堅忍，我當時竟沒有意識到她的病有多麼嚴重。
母親仍在拘留中。小黑和姐姐對我講述姥姥臨終前的情形時，我痛苦得聽不下去，只好叫他們不要講了，幾年後我才知道我走後發生的事。每天姥姥做一陣家事後就在床上躺一陣，緊閉著眼睛忍痛。也不斷喃喃自語，為我的長途跋涉擔憂，為弟弟們擔憂。不時她嘆著氣說：「這些孩子將來做什麼好呀？書也沒讀上！」
有一天她終於爬不起來了，沒有醫生會來我家。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鏡」背她去醫院，姐姐走在一邊支撐著她。幾次這樣進醫院後，醫生叫他們不要再來了，說他們診斷不出她身體哪裡出了毛病，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就這樣，姥姥只得躺在床上等死了。她的身子一點點變得僵硬，嘴唇時不時動著，顯然在說話，但是我姐姐和弟弟什麼也聽不見。他們不斷去母親的拘留地，請求准許讓她回家，但是每次都被拒絕了。
逐漸地，姥姥的整個身體似乎都已死去，只有她的眼睛仍然睜開著，像是在期待什麼，她不肯閉上眼睛，因為她還沒見到心愛的女兒。終於我母親獲准回家了，之後的兩天時間，她沒有離開姥姥的床邊，姥姥時時對她輕輕說話，告訴母親她是怎麼病的。
她說屬於姚女士造反派的那些鄰居在院子裡開會鬥她。她在朝鮮戰爭期間捐獻珠寶得來的收條在抄家時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說她是一個「大剝削階級分子」，不然哪裡會有這麼多珠寶。姥姥說造反派令她站在一張小桌子上，地面高低不平，桌子搖搖晃晃，她頭昏。鄰居們圍著她罵，那個指責小方強姦她女兒的女人用棍子敲桌腿。她沒辦法保持平衡，從桌上背朝下跌到水泥地上。她說從此以後身子就痛起來了。
實際上，院子裡並沒有開過鬥爭會。但就是這樣的幻覺纏繞著她，直到她咽了氣。母親回家第三天，姥姥去世了，兩天後，一火化後，母親馬上得回拘留地去。
多年來，我常常夢見姥姥，從睡夢中哭醒過來。她充滿個性——生氣勃勃，多才多藝，非常能幹，但她從來沒有機會發揮她的才華。無論是生活在她父親那個野心勃勃的小城警員家裡，還是給軍閥做姨太太；無論是做一個滿族大家庭的繼母，還是一對共產黨人的母親。在她的一生裡，幸福對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跟夏醫生一起的日子也籠罩在夏家破裂的陰影下，忍受著貧窮、日本人的佔領和內戰。她本來可以從照看外孫兒女中得到歡樂，但她又總在為我們操心。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恐懼中度過，還多次面對死亡。她是個堅強的女人，挺過了一個又一個磨難。但是，最後她支持不住了，災難降臨到我父母身上，外孫兒女沒有著落，周圍充滿罪惡與敵意。所有這些合在一起，終於壓垮了她。對她來說，最無法忍受的還是女兒受罪，我母親挨的每一次鬥、每一次打，都痛在她心裡，她是被這種累積起來的痛苦所殺。
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因素導致了她的死亡：她沒得到適當的治療，在她病入膏肓之際，甚至不准女兒來照料。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問自己：這樣的革命有哪點稱得上好昵？平白無故給我們帶來這麼多苦難！我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我恨文化大革命，使我無法解脫的是我無能為力。
我也責備自己沒能照顧好姥姥。當她在醫院裡時，我認識了平和溫。他們的情誼好像是一堆軟軟的棉花把我包起來，使外界的悲慘和姥姥的痛苦對我刺激都不那麼強烈。現在我告訴自己，當時的任何歡樂是多麼不應該，特別是姥姥原來病已垂危！我決心不再交男朋友，我想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贖罪。
在以後的兩個月時間裡，我一直呆在成都，和南南、姐姐一起忙於尋找個家在成都附近公社的「親戚」，以收容找們。
我們必須在秋收結算分配糧食之前找到這個人，否則下一年我們就沒飯吃了——國家只供應我們一年，下一年一月就到期停止了。
平來看我，但我不理他，叫他不要再來了。他給我寫了許多信，我拆也不拆開就扔進火爐裡——這種方式我可能是從俄國小說裡學來的。溫從寧南回成都，帶來了我的戶口簿和行李，但我卻拒絕見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他，擺出不認識的樣子，我只看見他迷惘的一瞥，好像深深受到傷害。
溫回到了寧南。一九七零年夏季的某一天，他的村子附近發生森林火災。溫和一個朋友拿起掃帚就衝出去救火。風捲起一團火向他朋友迎面撲來，使這個年輕人的臉部留下一道道疤痕。此後不久，這兩個朋友離開了寧南。越過邊界進入寮國，這裡左翼游擊隊正在和美國人打仗。那段時間，雖然政府禁止，許多高幹子弟，仍偷偷越過邊界到越南、寮國去和美國作戰。這些年輕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滅了，希望從打「美帝」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青春理想。
到寮國後不久，有一天，溫聽到警報聲，美國飛機來了。他第一個跳起來，拿槍向外衝。但是他沒有戰鬥經驗，又剛到不熱悉地形，一腳踏上自己人埋的地雷，頓時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對他最後的記憶是他在成都一條泥濘挑戰巷口望著我的那雙困惑、受傷的眼睛。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以那年早些時間在中蘇邊界上發生武裝衝突為借口，下令全國處於急戰備狀態。他以疏散為名，把軍隊裡的反對者和那些被清洗的最高層領導人攆出北京，把他們軟禁或關押在全國各處。各地的革命委員會也利用這個機會加速驅逐他們不要的人。東城區的五百多名幹部被逐出成都，下放到西昌地區一個稱為「牛郎壩」的偏遠山鄉。我母親也在被趕之列，臨行前允許她回家十天安排子女、收拾行李。她把小黑和小方送去宜賓，雖然俊英娘娘半身已癱瘓。但是宜賓還有別的伯父、娘娘可以照料他們。京明則被下放到成都東北方五十哩外的一個公社落戶。
南南、我姐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德陽縣的公社願意接納我們，此地離京明落戶的公社不太遠。我姐姐男朋友「眼鏡」的一位同事是這裡的人，他樂意把我們算作他的侄女。雖然我們沒有證明證實親戚關係，但沒有人想查個究竟，只要我們是勞動力就行。這個地區的一些公社缺人手。
因為每個隊最多只能接納兩個，我們被分配到了兩個生產隊，我和南南同一個生產隊，我姐姐獨自去了三哩外的另一個隊。這裡還有火車，不過得在鄉間田坎小路上步行約五小時才能到達火車站。
就這樣，我家天南海北，七口人分散在六個地方。小黑倒很高興離開成都，他正在讀中學，用的語文教材是一些老師和工宣隊員編的，裡面有課文指名點姓譴責我父親。小黑因此成了同學們歧視、欺侮的對象。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的學校被派往成都郊區農村幫忙收割麥子。男孩和女孩們分別在兩間大倉庫裡打地鋪。一到晚上，滿天繁星的蒼穹下，田坎路上是一對對漫步的少年們。愛情的蓓蕾葫發了，我十四歲的弟弟愛上了同組的一位姑娘，幾經躊躇後，他終於鼓足勇氣，利用在田裡割麥子的機會，緊張的接近那個女孩，約她晚上出來散步。她低著頭，什麼也沒說，小黑以為她默許了。
那天夜晚，在迷人的月光下，小黑倚著千草堆，帶著初戀的激動心情，焦急地等待意中人。突然一聲口哨，一群班上的男孩子跳了出來，把他圍在中央，像皮球似地推來攘去，用粗話罵他，然後把一件外衣蒙在他的頭上，拳打腳踢。小黑好不容易才逃脫，踉踉蹌蹌跑去敲一個老師住處的門，大聲喊救命。老師開了門，一掌把他推了出來，說他管不了，不許小黑再打攪他。
小黑不敢回住處。只好在乾草堆裡躲了一夜。這時他才明白是心上人叫來那些打手，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一個「走資派」的兒子居然敢厚著臉皮向她求愛！
回成都後，小黑向他的兄弟伙求援。他們來到他的學校「走一轉」，耀武揚威一番，還牽著一隻大狼狗。他們把帶頭打小黑的那個學生從教室裡拖了出來。那人渾身發抖，臉色死灰。但在兄弟伙要動手「教訓」他時，小黑發了憐憫心，要他的舵爺饒了那人。
憐憫已成了一種陌生的觀念，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現。結果小黑受到變本加厲的欺負。他想再請他的兄弟伙幫忙，可是這些人對他說他們不會幫助一個「蝦子」。
到宜賓後，小黑對又要上學憂心忡忡，擔心再受氣。沒料到，他甚至可以說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教師、管理學校的工宣隊和學生們似乎都聽說過我父親，公開表示敬佩。小黑馬上被另眼相看，學校裡最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朋友，最霸道的男孩子都讓他三分。小黑看得出來，我父親在宜賓是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儘管人人都知道，他現在倒了楣，知道「二挺」大權在握。在「二挺」統治下的宜賓，民眾過著恐怖的生活，數以千計的人在武鬥或私刑拷打下身殘、死去。我家的一位朋友僥倖逃生：當他的孩子到停屍房為他收屍時，發現他還有一口氣。
宜賓老百姓嚮往過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不濫用權力的共產黨幹部，嚮往有致力於建設的政府，於是懷舊的情緒全集中在我父親當專員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共產黨最得人心的時期——他們剛取代了國民黨，結束了飢餓，建立了秩序，還沒有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也還沒有發生人為的飢荒。在民間，我父親和過去的美好時光等同起來了，成了與「二挺」鮮明對比的好官。
由於我父親的緣故，小黑在宜賓過得很愜意——雖然他從學校裡什麼也沒學到。新編教材除了《毛澤東選集》就是《人民日報》社論。而且誰也管不了學生——毛澤東還沒有收回他鄙視正規教育的「最高指示」。
教師們和工宣隊想要小黑幫忙維持秩序。但是在這裡甚至我父親的威望也無濟於事。小黑漸漸被一些男孩子稱為老師的「走狗」。有關他的流言蜚語傳播開來，說他在街燈柱下摟抱他的女友——這在當時可是一種「資產階級罪惡」。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被責令寫檢討，還發誓要思想改造。那姑娘的母親到學校來大吵大鬧，要學校送她女兒去做檢查，證實女兒的貞操。在這幕鬧劇後，她帶著女兒退了學。
小黑在班上有個好友，一個人人喜歡的十七歲少年。他有個很敏感的痛點：他母親從未結過婚，但卻生了五個孩子，每人有不同的、不知名的父親。這種情況在當時的社會十分罕見，雖然官方說不應該歧視「私生子」，可這還是個不光彩的名聲。如今，在一次政治運動浪潮中，這個少年的母親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批鬥，男孩對有這樣的母親感到恥辱，他私下告訴小黑說他恨她。一天，學校頒發最佳游泳者獎（毛澤東喜歡游泳）。學生們一致選了這個少年，可是審定會後卻沒有他。原來一個青年女教師反對說：「我們怎麼能選這種人，他媽媽是個『破鞋』呀！」
那位男孩一聽說，抓起一把菜刀就衝進這個教師的辦公室，要和她拚命。同學把他拉住了，那老師嚇得躲了起來。小黑看得出這件事給他的朋友的傷害多麼大：他第一次失聲痛哭。晚上，小黑和一些同學來陪他。第二天，他不見了，直到後來屍體被衝上金沙江岸。投江之前，他先緊緊捆住了自己的雙手。
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清除中國文化中的封建東西，相反地，它賦予這些東西政治上的尊嚴地位。現代專制和古代的偏狹互助互長，封建道德的罪人現在變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