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07日訊】安徽蚌埠五河縣的張紅兵，一直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因此這幾年他打了一系列的官司，這也讓他成了名人。如今59歲的他談起43年前「文革」時由於舉報母親是反革命，致其被槍決。此事至今一直讓他無法釋懷，他說，永遠不可饒恕自己的「弒母」之罪。
據《新京報》報導，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被「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歷，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歷史的殘酷。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後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誌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他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他的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方忠謀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張紅兵表示，大約是2009年，他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他個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瞭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知道母親會被槍斃 自己還堅持檢舉
據張紅兵回憶，事情雖然過去幾十年了，但內心的痛苦仍然一直無法釋懷，他也曾經有一個溫馨幸福的家庭，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是不能講親情的，那時的口號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
張紅兵稱，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他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張紅兵當時非常震驚，在他的心目中，母親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他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
張紅兵回憶說：「當時候父親對母親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但張紅兵擔心他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如他父親和母親的感情，以及整個家庭要照顧等因素，怕父親不去舉報，他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寫了封檢舉信，和他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他當時知道，他的母親因此可能被槍斃。
後來他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他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在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他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張紅兵還說，當年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這件事讓張紅兵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他和父親站穩了立場，他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他說，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裡，想跑也跑不了。他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即使這樣，後來他和他的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許多年來張紅兵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他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
希望悲劇不被遺忘 自己願做反面教材
張紅兵認為，為了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數據。
張紅兵最後說：「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應該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對此有民眾表示，這一切的災難都源於中共對中華民眾的罪惡洗腦，「文革」是中華歷史上的一次災難，它使文明受到了破壞，使文化受到了破壞，使道德受到了破壞，使人都變得瘋狂、很可笑、很可悲。其中紅衛兵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為他們首先喪失了人性，又對其他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到最後還沒有逃過被流放的命運（知青上山下鄉）。可悲的是他們是年輕還不懂事的一代人。
也有人說，「文革」時，批判人性，堅挺黨性，是一個獸性壓迫人性的罪惡社會，其中更大的罪惡是中共不讓人們相信善惡有報的天理，所以人甚麼壞事都敢幹。
（責任編輯：吳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