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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中國霾」、中國模式」 與「中國夢」

吳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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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1月18日訊】2013是「中國」元年,「中國霾」是「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現在「改革再出發」,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伴隨這樣的「中國夢」,必然就是今天全國山河一片紅、明天全球生態大崩潰的「中國霾」。

「中國

  二○一三年,新認識了一個漢字,曰「霾」。新年伊始,以北京為中心,北部中國深陷「霧霾」;年底,「霧霾」南擴,攻克上海、南京並佔領長江中下游地帶。據報,「霧霾」同時凌厲西進,自西安而拉薩,進軍西藏比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神速百倍。於是乎,二○一三年,一年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霾」。

  俺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為早先不認識這個威風凜凜的「霾」字而愧怍。活到老學到老,於是搬出詞典補課自學。可是,這麼一學,發現不對了。怎麼不對呢?詞語不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二年出版),「霧」是空氣中懸浮的微小水滴(第1386頁);而「霾」(第865頁),此書定義為「空氣中因懸浮著大量的煙、塵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濁現象,能見度小於十千米」。顯然,「霧」是水汽,「霾」是煙塵,兩者根本是不同的東西。因此,這本權威詞典,在「霧」字條下完全沒有「霧霾」一詞;而「霾」呢,詞典說,「通稱陰霾」。

  中國出現的那個被叫做「霧霾」的東西,看來根本不是「霧」。這麼說,「霧霾」這個詞,本身原來是個忽悠,是為了模糊乃至掩蓋「陰霾」的實質。所幸,這本《現代漢語詞典》是二○一二年出版的,還沒有來得及配合政治宣傳的需要。估計,經過我這篇短文此次引用,有關部門會去找社科院語言所了,要求他們訂正詞典,以後的版本就會增加「霧霾」一詞。搞不好,「霧」的定義都得修改,不能說是「水汽」了,可以改為「空氣中任何細物瀰漫的混濁狀態」──反正今後的中國,至少「偉光正」百年之內吧,再也不會出現水汽瀰漫的現象了,漢語應該與時俱進,改掉它!

  可是,至少現在這本詞典還沒有改。捧著這本詞典,俺很難接受「霧霾」這個詞彙,那不等於說「水汽煙塵」嘛?現成的「陰霾」一詞,為甚麼不用?俺揣測,黨和政府不喜歡這個「陰」字。黨和政府喜歡「中國特色」,我看乾脆叫「中國霾」好了。

  「中國模式」

  二○一三,「中國霾」元年,據說也是改革再出發的更始元年。上次改革出發,是一九七八年,距此三十五年矣。

  這也是官方的說法。而從「霧霾」這個命名的可疑,顯見,官方的說法,都是有埋伏、喜忽悠、具備重新定義詞典功效的不平常說法。小民不應該僭越,因此不應該拿官家的說法當自己的說法。關於改革,俺也算是有些研究的,曾經提出「兩次改革論」、「改革終結論」,坊間亦有認同者。所謂「兩次改革」,說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改革與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那是兩回事。現在可以補充一句:一九八○年代沒有甚麼「中國模式」,只怕被「開除球籍」;自一九九○年代以後,「中國模式」崛起,似乎輪到中國要把別的國家「開除球籍」了。

  「中國霾」就是「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不受制約、為所欲為、不計代價、好大喜功的政治權力,加上唯利是圖、不計成本、缺少大眾參與和法治制約的那種畸形市場機制,推進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取得了,但是,為取得這個成就而付出的代價,卻同樣很大很大。生態環境被破壞,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代價。

  有人說:霧霾的原因找不出來。我說,怎麼會呢,天下沒有沒有原因的事情,下面你不妨聽我解釋是甚麼原因。也有人說:河北的鋼鐵廠是北京霧霾的原因。可是,這不上海、西安、拉薩也霧霾了,應該不是因為河北的鋼鐵廠吧?最近又有研究說,機動車是主要原因。可是,汽車並不是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為甚麼中國的汽車就這麼牛氣衝天?

  當然,鋼鐵廠、機動車,也都是原因。但是,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全面惡化,積累到了發生癌變的程度,「霧霾」就是生態系統崩潰的一個表象。所以,「霧霾」並不是某個單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二十五年來「中國模式」在生態環境上的總結果中的一枚果子──當然,是一枚苦果。

  現在「改革再出發」,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那麼,這會產生甚麼樣的生態後果呢?對此我是不敢想下去的。再來這麼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六十五年,全球生態系統可能都將面臨崩潰,這個地球會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中國夢」

  如果不徹底改變「中國模式」,「中國霾」籠罩全球,可能就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為重要的結果。

  雖然國人直接生活在「中國霾」之中,但是,許多人還是慣於從甚麼改革、市場、漸進等等這些角度來看問題,他們還在做「中國夢」,也就是中國強大的夢。有的人「進步」一些,他們的「中國夢」是國強民富,多一些考慮到老百姓。這個「夢」沒有甚麼不好,我不反對;但是,恕我直言,這是一個視野狹窄、觀念落後的夢,還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的「中國夢」。一百五十年來,世界變化很大,人類正在面臨很多新的巨大挑戰。一個大國,還沉浸在自己一百五十年前的夢中,還在戮力地、不計代價地去實現這個夢,這對於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整個人類都是很危險的。

  我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並批評這樣的升級是「敗筆」,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我太幼稚,不懂得政治的複雜性,太性急,總希望一步到位。有朋友轉來幾句批評,告訴我:「歷史總是在缺陷中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好,任何希望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可能適得其反」。可是,我甚麼時候反對過那種漸進主義的原則?從來不曾。我又甚麼時候奢望過「一步到位」?說實話,一百步後能不能「到位」,我都是懷疑的、悲觀的。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往前走」,而在於弄明白哪裏是前方。道理很簡單:如果方向不對,道路不對,任何所謂「往前走」,又有甚麼意義呢?

  儘管參與過艱難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政治學者更承認馬基雅維利是我們的鼻祖,但是我確實不足以理解現在流行的兩種邏輯。一種是:不集權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進步;另一種是:進一步的市場化可以解決市場化所產生的弊端。中國的所謂「左派」正在為前者的實現而躊躇滿志,「右派」們則在歡呼後者,甚至左右合流共同膜拜「改革」這個早就已經腐爛了的名詞。甚麼「以毛的手段進行鄧的改革」?毛的手段是「文化大革命」,鄧的改革最終是官員和他們的關係戶發財。新一輪改革,是否就是加倍鉗制甚至剝奪民眾的公民權利(civic rights),同時翻番讓政府及其合作者如柳傳志、馬雲等佔有中國國民財富的更大比例呢?

  就鉗制權利和增加財富而言,我並不認為「中國模式」行不通。是的,它能做到這兩條,而且做得有效。我對「中國模式」的批評,恰恰在於它做這兩條做得太好,為此不惜代價──「兩個不惜代價」,即「不惜代價維持一黨專政,不惜代價推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我以前總結過的「中國模式」特點,這裡不再重複了。事情就是這樣:越是不在乎代價,代價就越是大;有人得到了很多,別人付出了代價。「中國霾」就是代價之一,很大的代價。是誰為此付出代價?不用說,大家都明白。沿用這樣的「中國模式」,不錯,是可以實現一些人的「中國夢」的;而伴隨這樣的「中國夢」,必然就是今天全國山河一片紅、明天全球生態大崩潰的「中國霾」。

——原載《動向》雜誌2014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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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8 1: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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