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君天接受蔣緯國邀請，擔任《一寸河山一寸血》製作人的時候，表明自己並非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一切都會按照事實陳述。親和幽默的蔣緯國也慨然同意，他說：「誰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評，包括我家老頭子（蔣中正）」。
事後蔣緯國果真履行承諾，播出的時候看一看，也只是看在時間、資料上有沒有錯誤，而非思想或意識形態上的錯誤。這樣自由而寬大的支持，使得這部紀錄片更加貼近真實與人性。
陳君天說：「我們主張把真實的東西留給後代，所以我們常常從人性面看一件事，所以我們沒有蔣委員長多偉大、國軍多英勇的話，沒有那些美化與誇飾。我們是找一個故事，從『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所以會感到非常感人。」
被龍應台稱為「國寶」的資深電視製作人陳君天，由於製作功力深厚，對於抗戰經過猶如數家珍，擁有許多精采的好故事。
信守承諾的小王
抗戰8年，老百姓往西南遷移的過程中，流動的人群有800萬到1,200萬人，這麼龐大的遷徙，無法用火車，因為當時的火車僅有東西向。汽車是很少的；如果選擇搭船，又是由北到南，等於是逆流而下，備增困難，因此大部份的人都選擇徒步完成這趟萬里跋涉……。在這樣的遷徙潮中，就有一個小故事。
當時中央大學的校長羅家倫，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學者。他在抗戰的頭一年就想遷校，想說遷一次就好，結果一遷就遷到了重慶，直到抗戰勝利，都安全無恙。根據資料顯示，抗戰8年當中，有的學校就遷了12次，遷到最後都支離破碎了，對於一個學校是多大的損失！
當時的中央大學頗負盛名，校產可觀。他們的畜牧系也很有名，將全世界優良的品種，如安哥拉的羊、澳洲的牛……等等最優秀的動物買來，擁有一個很大的牧場。但是臨到遷校的時候，就面臨難題了。當時只好像諾亞方舟一樣，每種動物選兩種，上船帶走。那其他的呢？只好忍痛留在原址了！
羅家倫臨走的時候，特地囑咐農場的員工小王：「小王，就算是我拜託你，這些雞、鴨牛羊呀，我帶不走，你就幫我守著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抗戰勝利回來，這些東西還在，我謝謝你，如果這些東西不在了，你就算把他統統吃掉我也不怪你，因為我知道日子難過。」
到了民國26年，情況越加吃緊。小王越想越不服氣，他就把這些雞呀、鴨啊集合在一起，把雞鴨放在籠子裏，然後讓牛羊去背這些籠子，再將牛羊用繩繫著，一隻牽一隻的走。因為帶著動物，他沒辦法走水路，就從南京走山路，還經常碰到飛機的空襲……，就這樣，整整走了一年，把這票東西帶到重慶去了！
到達重慶的時候，剛好羅家倫上街去，看到前頭灰塵很大，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上街來了。他一看，失聲喊出：「小王！」小王也哭喊著：「校長！我來了！」兩人抱頭，喜極而泣。
陳君天慨嘆的說：「這可以拍成電影啊……這麼感人的東西。抗戰時這麼感人的東西太多了，只是把它僵化了，沒有把人的東西放進去，這些珍貴的資料都流失掉了……。」
孤軍奮鬥的勇者之吼
《一寸河山一寸血》監製人之一的蔣緯國將軍，當時也透過鏡頭，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他說蔣介石總統，那時候是委員長，在重慶的時候壓力非常大。因為面對這麼強大的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麼時候！而且沒有任何一點外援。在西北，有共產黨的軍隊在發展，在咄咄逼人，而國軍內部有許多軍閥的部隊，又不一定能指揮得動，他所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時候是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日本人已經鎖死海岸線，中國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緬公路，當時的日本竟要求英國人封鎖滇緬公路，向他們承諾：「你幫我切斷滇緬公路3個月，我就可以把中國擺平，到時候我們再一起攻擊希特勒……。」那時候我們被掐得簡直沒有辦法。
當時在重慶，深夜，蔣緯國經常聽到委員長在野地洗澡的時候，會發出「哇！……哇！……」那樣淒厲的長嘯，使他嚇了一跳。蔣委員長就是靠這樣的方式抒發自己的壓力。
陳君天描述：「就好像晚上很晚的時候，你一個人在半夜的時候，你一個人站在山巔頂上，旁邊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呼呼的風聲在耳邊，感到很孤寂……，這股壓力才釋放出來。」
－－轉自新紀元
本文網址:http://mag.epochtimes.com/b5/022/3145.htm(新紀元周刊/第20期2007/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