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1月01日訊】近日，華中師範大學在《中國農民政治發展狀況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中國農民政治能力」這一概念，並煞有介事的宣稱，通過「運用因子分析法進行量化分析、根據數據測算」，最終得出了一個在中國首次產生的奇葩指數——「農民政治能力指數」，其結果為0.5867，因而可說「我國整體農民政治能力處於中等水平」。
在中國大陸談「政治」色變的肅殺氛圍中，別說農民，就連擁有城市戶籍，亦或靠近、甚至依附體制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在言語中將有關政治的話題繞開。因此，寫著「農民政治」的標題一旦出現，便極有可能讓人觸目驚心的聯想到「水泊梁山」的豪情壯舉，無怪乎某網友在讀此新聞之後會本能的喊出一句「嚇我一跳」的受驚之語。因為正常情況下，中國人其實無法理解，紅朝治下的「農民」與「政治」究竟能形成怎樣的類比與關聯。於是，除了受驚之外，很多人對那份官方發佈的報告以及那個在中國首次產生的「指數」都倍感困惑和不解。
按照報告所言，中國農民的政治能力是依據政治知識、政治觀念、政治態度、政治評價以及政治參與等方面來進行評判與認定的，而結果也顯示，「中年男性農民的政治能力比較突出；高學歷、高收入農民的政治能力高於低學歷、低收入農民；農村幹部政治能力最高，務工農民政治能力最低」。從這番有著因果關係的邏輯中，我們似乎可見兩點端倪，其一、所謂的「政治能力」無意中暴露出，在農村也毫無例外的存在著因男女差異、學歷高低、收入多少、地位不同所導致的不平等；其二、被灌輸政治知識而形成的觀念，對政治所持的態度、所作的評價以及參與的可能性都與農民的學歷、收入、地位成正比。
也就是說，農村中靠近或遠離政治的群體與城市中的也並無二般，亦有著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差別。那些體制內所存的，是以村支書或縣委書記為軸的農村權貴們，他們因為有了靠山與後台而能坐上領導的高位，因坐擁權勢而能為攀附於自己的龐大家族帶來巨額的利益。稱霸一方之後，呼風喚雨之間，這個依傍權勢而成的群體顯然是農村中學歷最高、收入最多、地位最為顯赫的人群。得益於集權、專制、暴政的他們，自然對馬列毛的理論與思想恭維有加，並對紅朝的獨裁政權表現出頂禮膜拜的忠誠態度，更是對維護特權的政策與指令惟命是從。若說農民的政治能力可從他們身上窺探一二，便是合情合理、符合實際。
然而，相對於這些農村中的政治當權者，無權無勢的普通農民卻只能淪為倍受政治壓迫的不幸者。長期身處的惡劣環境以及被強制收取的苛捐雜稅已經致使農民的生活極度堪憂，如今靠賣地來獲取暴利的當地政府則更是意圖通過強佔土地，將農民推向更加舉步維艱的境地。無地可耕的農民被逼無奈之下，只能前往城市尋找能夠生存的棲息之所，但現實的結果卻不斷呈現出即便進城也無業可就、即便打工也毫無保障、即便遭遇不公也無處申訴的悲慘遭遇。這些強權下受盡欺凌與壓迫的大量農民，一旦讓他們有機會涉及政治、彰顯政治能力，那麼
中國的未來便極有可能發生難以想像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自然是如今的政治權貴們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說，中共安插在農村的地方官員以及政治代表，其體現於壓迫與盤剝的政治能力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與此同時，真正意義上無權無勢、甚至無地可耕的農民，其政治能力實際不過是莫須有，那麼，上述的官方報告中所發佈的「農民政治能力指數」，以及由此得出的「我國整體農民政治能力處於中等水平」的結果便可被視為出乎意料的合理。正如中國貧富差距大的驚人，被折中之後，大家的生活也都處於小康水平一樣，存在著某種相似的合理。只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表面的和諧之像所掩蓋的，不過是有權欺壓無權、官員搜刮百姓的齷齪與卑劣而已。
責任編輯：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