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2月19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馮伯睿報導/大紀元記者蕭桐翻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前蘇聯成員國開始了脫蘇、脫共的風潮，人們開始緊跟波蘭團結工會運動（Poland’s Solidarity Movement），紛紛擺脫共產主義的壓迫。近30個國家經歷了痛苦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轉型。白俄羅斯，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三國成為例外，他們的經濟體制直接轉變成在私有制和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今天，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成功擺脫共產枷鎖後，這些前共產主義國家一定會以某種方式，自然過渡到市場經濟。其中，大部份會在國內實現民主制度。
一切已經預先確定？當然不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美國華盛頓出版的新書－《大重生：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The Great Rebirth: Lessons from the Victory of Capitalism over Communism）告訴我們：倒退和逆轉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2014年5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布達佩斯主辦了為期2天的研討會，邀請當時的部份改革參與者，對改革的過去和未來進行思考。這些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在各自國家的「偉大復興」中，作出卓越成就的貢獻者，在研討會中探討了各自的心路歷程。隨後該研究所將研討會的觀點和想法集結成冊，希望通過這種形勢把這些偉大轉型中的閃光點，在其褪色之前記錄下來。
改革者
14位學者共同撰寫了本書，其中一位是萊謝克．巴爾采羅維奇（Leszek Balcerowicz），他曾擔任波蘭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並在1989年發佈了一個傑出的經濟改革方案。儘管自稱「被趕鴨子上架」，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在擔任波蘭副總理時，他領導了波蘭最大的市場經濟轉型，他的經濟改革措施對其他國家的過渡轉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財政部長，1992－1997年間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理，2003年和2008年兩度當選總統。馬爾特．拉爾（Mart Laar）曾是愛沙尼亞的銀行監事會主席，後來擔任愛沙尼亞總理和國防部長。安德斯．艾斯侖德（Anders Åslund）曾在俄羅斯任經濟顧問，後來到烏克蘭就職。西蒙．揚科夫（Simeon Djankov）曾任職保加利亞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12月3日，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座談會中，本書的編輯阿斯倫德和迪揚可夫與巴爾采羅維奇一同介紹了該書。
私有化
通過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領導的非國有化經濟改革相比較，人們可以瞭解波蘭的改革規模有多大：當時英國有三十多家企業進行了非國有轉型。迪揚可夫指出：「巴爾采羅維奇計劃中，波蘭有近1000家企業同時進行私有化轉型。在俄羅斯，『阿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計劃要求的超過15萬的企業私有化。用捷克總統克勞斯的話說，『我們沒有民營經濟’。」
打亂共產黨精英
經濟改革者完全同意克勞斯的觀點：「我們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系統的無條件清理應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把這個想法作為我們的出發點。」
阿斯倫德寫道：「舊共產黨精英極其偽善，他們要求人們必須服從一種沒人相信的意識形態。」
他寫道，大多數與會者贊成「淨化法」，即對前共產主義政府官員的徹底清除。在中歐和東歐，通過實現「淨化法」，政府的腐敗減少，民主性增強。與此相反的是現在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前蘇聯，那裏「無情的共產主義精英」正在阻擋改革。
「愛沙尼亞進行了對舊的機構和人員最徹底的淨化，迅速成為所有脫共國家中，最廉潔的。」阿斯倫德表示。
保加利亞的情況與此完全相反。共產黨在保加利亞更名為社會主義，並於1994年，2005年和2013年多次執政，這一現象沒在其他任何東歐國家發生過。因此，在前共產黨人贏得選舉時，保加利亞的改革向著完全不利的方向倒退轉變。
清除秘密警察
前共產黨秘密警察帶來的危害性，是改革必須進行的重要決定因素。
「不透明」，「違法和殘暴」，秘密警察與犯罪組織「官賊勾結」，這一現象在俄羅斯和保加利亞尤為普遍。阿斯倫德認為，對秘密警察的清除是重中之重，改革的其他敵人，如國有企業或軍方的頑固程度完全無法與之相比。
迪揚可夫寫道，前保加利亞秘密警察是共產主義統治下，最嚴密的組織機構，它接管了其國內主要出口企業和銀行部門的經濟管理部份。該接管模式有助於「秘密警察成員組成有組織的販賣毒品和武器的犯罪網絡」。
迪揚可夫認為，保加利亞轉型最大的敗筆，就是在轉型第一年，沒能對前秘密警察機構實行「淨化法」（Lustration Law）。
迅速採取行動
這些改革，比如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必須「儘可能快地同時實現。「阿斯倫德寫道。這一點，在轉型的第一年尤其重要。巴爾采羅維奇將此稱為「非凡的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並認為這是波蘭能在1989年至2013年間，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一倍以上的秘訣。
在這個轉型關鍵期，改革和「尋租行為（為了謀取個人利益中飽私囊而對經濟系統進行掠奪）」之間常有對決出現。「改革在中歐和波羅的海國家取得了勝利，而在前蘇聯『尋租行為』佔了上風。」阿斯倫德說。新聞發佈認為「快速大膽的經濟現代化模式，比緩慢、漸進的方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巴爾采羅維奇認為，速度意味著在機遇的窗口打開之前，經濟學家已經做好準備。「你必須做好準備。你永遠不知道甚麼時候改革成為可能。」阿斯倫德在論壇上表示。
民主至關重要
阿斯倫德援引了對22個脫共國家的分析，證明了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和市場經濟改革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波蘭、斯洛伐克、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文尼亞10國已成為歐盟成員國，並擁有高自由度和低貪腐問題。
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需要通過許多有爭議性的新法律。通過人民的意願選出的立法者，能夠讓改革順利進行並遏制腐敗。
相比之下，前蘇聯加盟國，如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則獲得了高度專制帶來的高度腐敗。
阿斯倫德認為，俄羅斯是缺乏議會的多數席位造成經濟改革法例無法通過的範例：1991年，因為改革支持者在國會佔少數，俄羅斯經濟改革幾乎一事無成。1990年3月，俄羅斯其他民主黨派產生前，議會就已經由選舉產生。「86%的議會成員是共產黨員。」到1991年，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時，不幸的是，有三分之一議會成員是鐵桿共產黨人，三分之一是民主黨人，另三分之一是「牆頭草」。
其他4個國家：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還站在「中線」上。希望他們能夠走向法治、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遠離腐敗和專制。
「目前，最有希望進行新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國家，是烏克蘭。」阿斯倫德說。
（英文原文：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1127674-25-years-ago-dismantling-the-communist-states）
責任編輯：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