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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曉雯:愛、恩典與救贖—— 關於《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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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2月10日訊】1815年10月初,法國南部小鎮迪涅。一個光頭長鬚、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異鄉人,敲開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門。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盡辱罵與恐嚇。阿爾卑斯山的夜風,刺過衣褲的破洞,從四面八方襲擊他。他有一張黃色身份證(當時帶有前科、案底的假釋證明),一百零九法郎積蓄,以及一個在痛苦與仇恨中翻滾煎熬的靈魂。

卞福汝主教接待了異鄉人。「您不用對我說您是誰。這並不是我的房子,這是耶穌基督的房子。這扇門並不問走進來的人有沒有名字,卻要問他有沒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餓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並且不應當謝我,不應當說我把您留在我的家裏。您是過路的人,我告訴您,與其說我是在我的家裏,倒不如說您是在您的家裏。這兒所有的東西都是您的。我為甚麼要知道您的名字呢?並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訴我以前,您已經有了一個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這樣,苦役犯冉阿讓的救贖之路開始了。

《悲慘世界》是怎樣的作品?童年時候,以為是一個壞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學時代,以為是一篇宣揚階級鬥爭的小說;直至今日,才會意識到,這是一部關於愛、恩典與救贖的史詩。真正的史詩不僅有時代,更有人的靈魂。靈魂的波瀾壯闊,不遜色於最激烈的時代。這也是為甚麼《悲慘世界》開篇,大段描寫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開啟整部作品的鑰匙。雨果將這部構思四十載、完成於晚年的百萬字巨著,稱為「一部宗教作品」。

最早的創作靈感,緣於一位叫彼埃爾‧莫的農民。在1801年的法國,彼埃爾因為飢餓偷了一塊麵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獄後生活維艱,那張如影隨形的黃色身份證,彷彿永久烙身的該隱記號,將他從整個社會隔絕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僅僅譴責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會現實,《悲慘世界》將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於憤怒的作品。書寫苦難只為控訴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難的深重?更寬闊的小說,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開始蒐集米奧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資料。他想讓現實中的彼埃爾,與現實中的米奧利斯主教,在他的小說世界裡相遇。這就是《悲慘世界》的胚胎。它將是一部始於苦難,終於救贖的作品。

寫作的準備工作極其紮實。雨果參考了好友維多克年輕時的逃亡生活,蒐集了有關黑玻璃製造業的大量材料,參觀了土倫和佈雷斯特的苦役犯監獄,並在街頭目睹了類似芳汀受辱的場面。

這樣的紮實體現於細節。閱讀過程中,我不斷驚訝:雨果講述每一個社會局部,都有著新聞記者似的準確,田野調查般的詳實。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獄的「大蘇」(即將一個蘇的硬幣縱向剖開,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紋,再置入一截彈簧);又比如匪徒間的黑話,黑話的流派、變種、口音特色、使用者個性……敘述得有條不紊,錯落生動。

《悲慘世界》描寫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寫濱海新興工業城鎮,但花費筆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幾乎是一部關於巴黎的百科全書。在這裡,可以目睹監獄、街壘、貧民窟、下水道……還能看見粗魯但善良的野孩子,聖潔卻刻板的修道院,詭詐而不擇手段的犯罪團伙,以及如蛆一般活著、似牛一般勞作的苦役犯。我們隨著雨果,徜徉在街道,迂迴於巷弄,呼吸每塊磚瓦的氣息,觸摸每扇百葉窗背後的秘密。

《巴黎聖母院》中,有整整一章《巴黎鳥瞰》;《悲慘世界》中,充滿對巴黎街景的不厭其煩的描述。這些文字恍若情書: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細部、巴黎的白晝、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樓房、巴黎的路燈、巴黎的酒館、巴黎的看不見的地下世界……在飽滿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滄桑、衣衫破舊的中年女人,散發著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讓的巴黎。

雨果的寫作既恢弘、又細膩,經得起顯微鏡似的審讀:歷史→時代→人物→細節,無論置於哪種倍數之下,《悲慘世界》都是一部臻於完美的作品。

1832年,蒐集完資料,小說構思已然清晰。但真正開寫,要到二十年之後。在此期間,雨果完成了其他幾部長篇,一些詩歌和戲劇。是甚麼使他一再擱置?是否他已意識到,這將是一部偉大作品,必須給予更多時間、深慮乃至磨難,等待它成熟和豐富?

1845年11月,雨果動筆,初命名為《苦難》。創作至近五分之四,他捲入政治漩渦,被迫流亡。小說於1848年2月停筆,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蓋納西島,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難,重拾《苦難》。經過大幅修改增添,於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為《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跨度近半個世紀,從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寫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其中,滑鐵盧戰役與1832 年巴黎起義,描述得詳盡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鐵盧戰役,與敘述主線游離得較遠,且在情節推動上,產生了一個強行中斷。但雨果寧願犧牲流暢感,為的是完成闡述歷史的野心。

當然,雨果的野心不止於歷史。他時時放下冉阿讓,錯開筆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討不同議題。他談革命、戰爭、拿破侖、起義與暴動……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卻不鼓吹暴力,他說:「人民,深愛著炮手的炮灰」;他認為無知與罪惡是硬幣之兩面,卻依然心懷同情:「對無知識的人,你們應當多多教給他們;社會的罪在於不辦義務教育;它負有製造黑暗的責任。當一個人心中充滿黑暗,罪惡便在那裏滋長。有罪的人並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製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悲憫的人道主義者,又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的遺囑這樣開頭:「神、靈魂、責任這三個概念對一個人足夠了,對我來說也足夠了,宗教的本質就在其中。我抱著這個信念生活過,我也要抱著這個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義、良心,這就是神。神如同白晝。我留下4萬法郎給貧苦的人們。(他留給母親的只有1.2萬法郎)」

人道主義與基督信仰矛盾嗎?不矛盾。人道主義反對教會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兩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關係;宗教則是人的組織,只要有人,就有罪惡。在《悲慘世界》中,論及僧侶制度,雨果有過精彩的評論:「每次當我們遇見道存在於一個人的心中時,無論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們總會感到肅然起敬。聖殿、清真寺、菩薩廟、神捨,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醜惡的一面,是我們所唾棄的;同時也有它卓絕的一面,是我們所崇敬的。人類心中的靜觀和冥想是了無止境的,是照射在人類牆壁上的上帝的光輝。」人的內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與黑暗滋生的惡。無論在聖殿,還是在街頭,無論在監獄,還是在警所,人性永遠是灰色的、曖昧不明的。

這也是為甚麼,在雨果筆下,野孩子伽夫羅甚勇敢善良,卻髒話連篇,喜歡小偷小摸;愛潘妮鍾情於馬呂斯,如聖女一般為他犧牲,同時又出於嫉妒,將他誘入街壘同歸於盡;冉阿讓在從善之後,也曾因發現養女珂賽特與馬呂斯的戀情,而產生嫉妒、幸災樂禍,與瘋狂的佔有慾;甚至那場悲壯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在讚美起義者英勇高尚的同時,不忘描寫混水摸魚、瞎湊熱鬧、怨氣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終導致失敗的集體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醜惡的一面,是我們所唾棄的;同時也有它卓絕的一面,是我們所崇敬的。」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這種透徹的洞悉力,集中表現在沙威這個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還是壞人?他在監獄長大,與罪犯為伍,造就嫉惡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觀念,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他的風格,用我們經常被教導的語言形容就是:對待敵人如秋風掃落葉般無情。乍看之下,確實很難指摘他,因為沙威也是嚴以律己的。他指證馬德蘭爺爺即苦役犯冉阿讓,當以為錯認之時,立即一再請求引咎辭職。在沙威的世界裡,他從不懷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讓是壞人,直至街斗之中,壞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驚又迷惑,對救命恩人冉阿讓喊道:「您真使我厭煩,還不如殺了我。」(他第一次下意識地對冉阿讓使用「您」。)此後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敵的好機會,卻幫忙救送馬呂斯,並最終放走冉阿讓。

在我看來,《悲慘世界》所有人物內心獨白之中,有兩場最為驚心動魄:一場是冉阿讓受卞福汝主教感動而由惡變善;另一場是沙威放走冉阿讓之後,在塞納河邊沉思自省。

沙威發現自己為忠於良心而背叛社會,簡直吃一驚;又意識到冉阿讓饒恕了他,他也饒恕了冉阿讓,更是嚇得發呆。他一生將法律視為至高,此刻居然出現比法律更高之物:愛和寬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讓,更不知怎樣面對內心,以及這個瞬間變為迥異的世界。雨果寫道:「他(沙威)有一個上級,吉斯凱先生,迄今為止他從沒想到過另外那個上級:上帝。這個新長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亂。」非黑即白、非惡即善的價值觀崩潰了。「他(沙威)被感動了,這是多麼可怕的遭遇。」他覺得自己空虛、無用,脫節……毀了。他跳入陰冷的塞納河中。

雨果將沙威的正直,稱為「黑暗的正直」。為何「黑暗」?因為沒有光,這光就是愛。《聖經》說,一切誡命的總綱是愛,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愛能遮掩許多的罪。比如一生從未撒謊的散普麗斯姆姆為救冉阿讓,向沙威撒了謊。撒謊是罪,救人則出於愛。雨果對此評價道:「呵,聖女!您超出凡塵,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攏了您的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願您的這次謊話上達天堂。」

在此意義上,《悲慘世界》是大時代的史詩,更是冉阿讓個人心靈的史詩。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賽特令他懂得愛,隱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謙卑,救護馬呂斯讓他戰勝惡念,最終完成靈魂的救贖。相比改變制度,改變靈魂是一項更艱難、也更根本的工作。願更多中國人喜愛《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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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0 10: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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