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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遇見許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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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4月14日訊】 按語:這篇文章是去年,一三年還學文寫的。我極力反對她發表,為此拖到一年後的今天。現在,她再次堅持認為,早些發表是對歷史和社會的負責而不再拖延。由於這篇文章的內容直接涉及我和許良英先生多年來的討論,所以轉發於此。
——仲維光

2013年元月許良英先生去世了,我先生仲維光曾經是他的學生,而這層關係在他去世十年前已經結束。悼念之後,這一頁理應翻過、合上。我從未想到過自己會有關於許先生的文字,事出也偶然。丁子霖女士悼念許先生文中特別提到仲維光和我對她文字的批評、提到許先生對仲維光的決裂與激憤之情。一如十年前許先生突然公開與學生的私人通信出我意料,許先生那樣的激憤又一次出我意料。我原以為瞭解許先生,看來,其實不然。

我知道許先生是因為仲維光,九十年代初仲維光初到德國許先生信後注,「剛才來棣讀了這封信,說『你寫文章不能發,只能寫信,給兩個讀者看!』 。」王老師不錯,許先生的信是當文章寫的,讀者基本上一人,仲維光。除了維光間或轉達以及偶然也涉及到我的事情,與許先生我基本置身事外。許先生的信起初跟著讀過一兩封,那種堅硬和不容分說我很不習慣,漸漸遠之。第三者尚且如此,何況不僅是讀者的仲維光,而他,始終如一地設法建設性地維護師生關係。我在一旁看得辛苦, 2003年許先生的決裂終於解脫了他。

我還是想瞭解和理解許先生,雖然在他身後。於是翻出他那些封塵多年的信件來讀,不料那些迎面而來的「不期」而遇,是我對學者與師長所不曾預料的。許先生是公眾人物,他非常典型地影射了一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畸形,於是有了這篇記錄這些不期而遇的文字。

對許先生「啟蒙一代的良師鴻儒」、「當代中國的普羅米修斯」的讚譽,還是偶像崇拜、還是高大全,只是變了名稱和對象。二十多年以來許先生已成一政治符號,悼亡中的政治化不足怪,然而,即使對高政治含量名人的紀念,囿於政治也不免是一種缺憾。人們推崇許先生力倡啟蒙,啟蒙不就是要從獨立思考開始嗎?求實求是地面對許先生,我想是對死者也是對生者的尊重,—尊重死者之為有長短圓缺的凡人,—尊重自己之為能夠觀察和思考的獨立的個人。

真實,是這篇文字的根據,文字記載的真實。這一真實的面向一直被忽視,常常是因為不願所以不見。記實不是檄文,實記是甚麼不是甚麼要有根有據,寧願翔實而不能削足適履。

道不同而至分離

1975年仲維光第一次見許先生我也同去,對他們思想上的分歧從一開始就知道,因此尤其感念後來許先生對他的接納。1983年秋季仲維光考入許先生的研究生,我旋即留學出國, 1986年他畢業後留自然科學史所工作。他的來信也在增添我對許先生的所知,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連結了他們。然而讀到許先生令他素所不屑的某某當面難堪的場景,我雖萬里之外也覺尷尬,儘管我也不喜歡這位或那位某某的想法與為人。1988年仲維光到德國,師生二人思想上的分歧繼續而聯繫依舊,因為學生傳播先生的呼籲、聯署、文字,先生幫助傳遞德國學生的六四捐款 ……

今天閱讀他們的通信我一直在思索,為甚麼他們終不能漸行漸近而愈行愈遠以致分離?漸漸我看出,他們之間,分歧不止於觀點而在於道路—世界觀、方法論、作學問……,道不同則儘是不同。兩個不同的人卻又相似,—在一己的堅持上,而所堅持的很不一樣,分是注定的。

分離而終能自由從容,仲維光失而後得。

到底被決裂了

2003年10月裡的一天,仲維光意外獲知許先生發表在《民主中國》上的文章「致仲維光」,那是許先生9月1日來信的節刊。這封信仲維光9月10日收到後當即回覆,沒有想到一個月後得了先生這樣一個答覆。

2003年7月19日的信中仲維光告訴許先生,「我的文章附在此信的後面寄給您。這篇文章將在八月初發表。一些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觀點您可能不同意,但是我是希望能在科學思想基礎上給出一個討論」。為師長許先生這種做法,我不理解。維光曾有文章中談到許先生身上中國知識份子的美德卻被駁回,許先生稱他身上好的東西全是西方的。

仲維光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譯後記卻是許先生最後刪訂的;因為他不同意譯後記中某些觀點並堅持,若不改就要在書中附上他的批判。仲維光感念許先生的推薦,也不想被爭執,接受了許先生的刪訂。面對許先生2003年的公開決裂,仲維光直到八個月以後,就事論事地做了一個公開的答覆[1]。

想不到許先生竟這麼複雜,雖然毫無必要。那篇「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幾個社會思想問題」的文字發表後傳給幾個朋友,包括謝泳。8月份謝泳拜訪許先生言及此,許先生稱沒收到,謝泳即電子信告維光。維光8月19日覆信謝泳,「我的文章寫好後,第一個給許先生郵寄去的。大約在七月十五號左右,發表後才給你傳過去。看來給許先生的信是丟了。不知道你能否幫我給許先生打個電話,告訴他,我會立即在【應為「再」—筆者注】郵寄一份去。由於許先生那裏沒有電子信箱,聯繫起來非常緩慢。本來我是想渡假回來能夠看到許先生的來信。結果沒能如願」。謝泳次日回信,「維光兄:收到信。許先生那裏,我打印一份寄過去。你就放心好了。你這份信,我也會寄給他。以後此類事,就由我來辦,你發到我的電腦裡來即可。謝泳8.20」。

一句沒收到,引來一下收到三份的結果:第一份隨仲維光7月19日信、第二份謝泳寄給許先生、第三份仲維光8月19日後補寄。有朋友說「信沒收到」怕是許先生的托辭,也許,可是他偏遇兩個誠心而認真的人。許先生9月1日來信也證實,「7.19信,7.28收到。三天前又收到你托謝泳轉來的文稿,前天又收到你同樣的信」。此即丁文所謂「沒完沒了地來長信,無理狡辯」。

許先生的用意不得而知,公開信後維光的去信和問候就再無回音了。如今斯人已去,存疑也不必了。

「不做錯事」的導師們

前一次決裂的威脅在此前十多年,因為仲維光不接受許先生他們八九後期置身學生運動之外是為保持學生運動純潔性的說法。當時許先生威脅 「如果你還要公開發表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我只好公開寫文章駁斥你,因為你事實上是罵到了我(我是知識份子,一開頭就反對學生絕食,因為我估計到鄧4.25講話就是決心要搞大屠殺的),我不能不反駁。這必然導致我們之間的決裂」,那是許先生1991年9月7日來信所說。仲維光沒有公開發表他的看法,被決裂沒有發生;而分歧,依舊。

行文至此正值「六四」紀念日,方先生也於年前已仙逝。舊事重提,是為公開考察許先生和方先生那樣的公眾人物在那個歷史時刻非私人的、卻有意無意被無視的言論與行為。

不參與學生和市民的抗議活動是個人的選擇,保護一己是個人正當的權利,即使是方先生,理當尊重和接受。非要微言大義說是利他、是為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不授當局把柄以抓黑手之名鎮壓學生運動,就是矯情了。方勵之先生被通緝是因為清算八九民運,而對八九民運的清算顯然終未以方先生的個人選擇為轉移。

八九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開始請願示威、4月27日學生遊行抗議《人民日報》4.26社論、 5月12日學生絕食、事態激化;方先生沒有介入,沒有遊行、「也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旁觀」,這些不介入方先生都能夠提供查證[2]。

為甚麼這樣作?美國友人林培瑞(Perry Link,當時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八九年二月曆險陪方先生赴美國總統布什的宴會、六月五日陪方先生進出美國使館)事後回憶方先生, 「他說我沒有做錯過事情。他也沒有到天安門去」,「他說我一定不去天安門,不要讓官方能夠說我是甚麼幕後黑手之類的。所以他沒去。他說根本我就沒有關係,我沒有做錯過事情,這是我的家,我就在家。他是這個態度」 , [3]方先生的不介入是做給當局看他沒有參與學生運動做「錯事」。

「不做錯事」顯然是為個人而非他人計、為廣場上的學生及其運動計。事與願違,儘管方先生自律當局還是要抓方先生的黑手,把他逼到美國使館。被打過右派又不缺少政治經驗的方先生想必瞭解,共產黨向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方先生為八九年學生運動的推手當之無愧,這一點當局看得明白,社會也是這樣認知。八十年代以降作為一個有成就的物理學家方先生積極干預公共事務—從大學獨立到思想自由、社會民主,喚醒了多少青年,作為一代學子的啟蒙導師方先生實至名歸,怎樣估量他為思想自由化領軍的作用都不過分。方先生名副其實成為社會的意見領袖,登高一呼、應者雲集。1988年秋天,方先生公開批評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1989年一月值共產黨建政四十週年、「五四」七十週年和法國革命二百週年之際他[4]公開致信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包括魏京生。受著方先生的感召與鼓舞、踐行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教導,學生們站起來走上街頭走進廣場。當危險來臨的時候,方先生放棄「業餘愛好」、洗手不玩政治、在學生背後抽身而去,大節有虧。

方先生可以選擇逃避,於私不必解釋,於公不必辯解。辯解只會捉襟見肘,例如「不做黑手,保持學生運動純潔」、例如許先生所謂4-5月間「許多老學者、老教授都紛紛表態,方勵之如以個人名義也發表聲明,不可能有甚麼特別意義」的說法(許良英1991年11月15日致仲維光)。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些說法不真,不真就站不住腳,強說就難免尷尬。

那許多老學者、老教授表態是發於心,不是出於甚麼「特別意義」的考慮—社會的也罷、政治的也罷。一位一向不問政治、不熱心社會活動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先生的同行,當年談到介入八九後的處境給我們的信中坦然道 「人總得有所敢為,有所不屑為,個人一點犧牲還是值得的」。是真名士自風流!他沒有方先生的名望,卻有個人真誠的投入。多少年來,每逢生活中遭逢困頓,我總是記起先生這句話。

頭懸當局的通緝令,方先生進入美國使館沒有甚麼特別可議之處,類似於被通緝學生的匿藏與流亡,比他們安全卻不如他們自由。林培瑞回憶,第一次陪方先生進美國使館他不願意留在那裏,「最後還是因為那個原則,就是因為不願意共產黨能夠說整個運動是美國做後台或者方勵之跟美國聯合做幕後黑手這個話,方勵之最討厭這種可能性。所以最後他決定不留在那了」 [5]。共產黨不在乎方先生的表現,方先生也不在乎共產黨的反應了。這個時候方先生想到自己進入美國使館會給學生運動抹黑,我感覺是真實的。既然到底還有避難美國使館這一條路,既然當局無論如何要抓方先生的「黑手」,「不做錯事」又何益?

歷史上的事情,較之當事人自述,利益不相關的第三者的陳述或可取信;事關一己,個人考慮難免影響材料的取捨、情節的敘述。當事者的陳述,如無佐證則不宜即以「事實」或「真相」論;在對實情缺少瞭解的情況下,寧取第三者如林培瑞的陳述,而不為方李先生背書。這裡引述林培瑞,而不是方先生、李先生或他們朋友,即出於這樣的考慮。

那一年方先生以號召民主始、以「不做錯事」繼、以受庇護於美國使館終,限制了他未來自主選擇的可能性,他必須有所承諾也必須遵守承諾,無論是對誰。還是那句話,公私分明就可能不被困擾。既然「不做錯事」和進入美國使館都是個人的選擇,那就坦然接受它帶來的益與損。既然當初選擇避開冒險介入那場中國歷史性的民間運動,後來就要安於因避開社會責任而遠離社會光環的寂寞。如果不捨公眾人物的影響又不能全公眾人物的責任,就難免為難,就要辯解。一個頗為流行的辯詞是,方先生是學者不是政治家,如許先生,「他一生的主要興趣是在科學領域中,民主政治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外人(包括你)不瞭解。對他要求過高」(許良英1998年1月4日致仲維光)。方先生玩政治,只與當局玩兩下無不可,可是當他面對青年學子慷慨陳詞的時候,就 「玩」 出了界限,就要負起對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況且直到六四前方先生的社會政治投入與他的學者生涯相得益彰,此後便彼此衝突而不能相容也是一個蹩腳的藉口。美國政府庇護方先生,是因為他的「業餘愛好」—對普及自由民主這些普適價值的貢獻,而不首因他的學者生涯。離開美國使館,方先生當盡的社會義務並沒有結束,那不是可以藉口進退自便的業餘愛好可以呼之而來揮之則去的。
最近見到萬潤南憶方勵之先生的文章(「萬潤南回憶方勵之」,《新世紀》博客,2013.6.26),裡面有兩段話摘錄於下。

一段方先生講為甚麼進美國使館:
「最後,我問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當時,你和李淑嫻老師為甚麼要進美國大使館?』
方先生給了我一個非常誠實、推心置腹、讓我終身難忘的回答。他說:『共產黨的牢,不好坐啊!』
方先生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因為這是實話,是靈魂深處的坦誠。」
方先生有足夠的明智,流亡美國沉潛學術二十多年,少見他表白或辯解自己的社會參與,他的周圍世界在他的生前身後卻不讓他至少安享一分心靈坦誠的安寧,總 要加諸他不堪承受的種種。

另一段方先生分析他甚麼情況下可以回中國:
「我問:『方先生,你估計我們甚麼時候能回國?』
方先生說:『那得看國內局勢的發展了。』
我問:『怎麼發展?』
方先生:『現在不行,因為我們是『主要敵人』,如果國內出了新的一批『反革命』,我們就是『次要敵人』了,這時候還不能回國……』
『如果國內再出一批更新的『反革命』,我們就成為『統戰對像』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回國了。』」

方先生這話雖第一次聽說,卻不意外。從積極建樹個人與挑戰社會的投入到未來等待接受當局欽定「統戰對像」的定位,在方先生,變化的是個人角色的追求。社會角色的定位、未來生涯的規劃,在方先生是個人的現實的選擇,與信念可以有關聯,卻未必出於信念;信念、政治,那多少是一種遊戲。八九六四環境驟變、方先生社會活動的條件與可能的結果與之前完全不同了,方先生變化了,儘管他對民主自由的理念清楚明瞭始終如一。歷史上方先生對中國社會變化的作用止於1989年初之前,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明白,不必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繼續言過其實。

許先生,革命政治一生

關於仲維光被許先生決裂,一位網友留言,「我不懂,學術上觀點不同會鬧翻?我覺得是不是你們這個領域的人都有神經病?」雖「鬧翻」的不是學生,問得卻不無道理,鬧翻可能不或不僅在於觀點的不同。讀過許先生的來信後明白兩人的分歧無法消彌,晚年的訪談展示出許先生許多不曾為我所知的面向更使我深信不疑,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師生偶然相遇,終必分離。
許先生青年時代選擇了革命。那個選擇是致命的,那個選擇決定了他的終生,並且不止於他的生存以及在社會中地位和發展。離開了革命和政治,許先生在社會中的意義會完全不同。

一、成為革命知識份子

二十歲上,青年許良英「思想急劇變化」,如他七十年後在《騰訊》採訪[6]中所說「很徹底地相信馬克思主義這種模式」,五十年後許先生還視之為他人生中第一個轉折,確立他「堅持到今天的人生觀」 (引自許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維光,提供仲維光撰文介紹他的資料)。青年許良英在共產黨內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中共杭州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中共杭州市青年委員會學生部部長,用他自己的話說,「1945-1952年,我的全部精力用於革命鬥爭和政治工作」,1949年前是地下黨革命,1949年後官方共產黨政治。1952年6月許先生調到科學院負責出版物審查, 1955年受胡風分子牽連,離開出版審查隔年調到新建的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1958年被打成右派, 三十年後1987年許先生說他當年「是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共產黨員和志士仁人自居」[7],反對反右運動而成右派。

「反右」那年許先生三十七歲,正步入不惑之年;滿腦子對黨和領袖的忠誠,以捍衛為志職。類似的愚昧我們也未能免,晚許先生三十多年我們降生在共產黨的天下。許先生受過正常的非黨教育,他選擇革命走進了共產黨。與他不同,「文革」讓我們親身經歷了黨,「上山下鄉」粉碎了少年人對未來的一切夢想。我們被掃地出門,也獲得擺脫它獨立成長的可能。不必重蹈許先生的覆轍,又是我們的幸運。

許先生喜歡批評,口無遮攔,接觸過他的人大都瞭解。面對初次來訪年過五旬的的客人和他呈上的個人著作,許先生旁若無人地指斥「寫甚麼序呀,吹吹捧捧的」,而書桌上正陳放著他自己為人作的序。[8]這個例子典型而傳神,性格與環境相互為用,共產黨領導一路作下來,做成了革命領導的心理。如果僅僅是政治態度而沒有一個心態的變化,那種角色所沉澱下來的作風不易改變。

許先生作出版檢察官,「審查科學院全部出版物(包括幾十種學報和各種專著)的『政治立場、觀點和保密』問題,要經我簽字後,才能付印」(許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維光)。三年的出版審查工作,人們只聽許先生講過一個他放行黃昆英文物理論文的故事,放行顯然不是黨派許先生擔任審查的目的。六十年後許先生說,「這個東西是書報檢查員,……反對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東西,……當時想到共產黨需要,沒想到是在控制思想的」[9]。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思想但有黨的需要的觀念,執行出版審查就名正言順而無禁忌。

負責書報審查這段時間許先生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為悼念愛因斯坦逝世而作,其它都是為黨的宣傳文字。即使這篇愛因斯坦的文章也是黨的意識形態指導,批判愛因斯坦動搖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他的宇宙學研究徒勞無功等。許先生1964年翻譯出版的瑪根瑙的《物理學的基礎》(H.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 ,一萬三千字的「譯後記」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物理學家階級立場決定他們不可能發現科學真理。類似的批判文章還有他1965筆名林因發表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和1973為內部翻譯出版的海森堡《物理學與哲學─現代科學中的革命》(W.Heisenberg:《Physik und Philosophie》)一書寫的序。[10]對於共產黨知識份子許先生而言,以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和革命的意識形態為綱不言而喻。

二、奉命而作

上個世紀初識許先生,我對他充滿敬意,敬佩他在淪為右派的困境中還選擇翻譯愛因斯坦。直到他去世之後才知道實情不盡如此,原來他是接受黨的任務,並且是在「發現愛因斯坦『終生信奉社會主義』,『政治上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後,才「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 介紹他的思想了」[11]。

2011年《騰訊》採訪中記者提問許先生,「還想問一個跟您交往有幾十年的老朋友,周邦立先生」,「五十年代初的時候,當時共產黨要求你幹甚麼,你是聞風而起,讓你幹嗎你就很積極。但是他當時一下子就辭職,自己在家做翻譯。後來幾十年你們的命運也不太一樣,你比較過你們之間嗎?在當時的選擇上」。

周邦立先生長許先生一歲,也是浙大學生,當年參加過學生運動,精通英、德、俄三種文字,四九年後也曾在科學院工作,1954年辭去公職專事翻譯;以「社會閒散人員」之身,翻譯研究達爾文卓然有成,1982年病逝上海。對記者的尖銳提問許先生答得斷然而無餘地,「我覺得沒甚麼好比較的, ……我不欣賞他這樣做」。區別當然存在,在獨立知識份子和共產黨知識份子之間。在那個黨管到底、一元定向的時代,選擇的代價是沉重的—從物質生存到事業發展,周先生比許先生早走三十年。這沉重也反映在許先生的惋惜中,周「為革命事業做了不少工作,……當他解放後成為一名無業人員以後,他那一段光榮的歷史更被人們忘卻了」[12]。從革命知識份子許先生已經走不了回頭路重作一名沒有定語的、普通然而真實的知識份子了。革命,格式化了許先生的頭腦,銷毀了他非黨的感覺和思考的能力,許先生繼續隨著革命乘風而上。
許先生一生中重要文字工作都是奉命之作而非自由研究:六十年代以右派之身翻譯愛因斯坦是受命於「中國高層所下達的任務」(見許成鋼:「做人—做學問,人生觀—世界觀:祝父親九十大壽」),八十年代成為科學史研究員主持編寫《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是接受科學院的任務。不僅是革命的生涯而且是革命的情懷與人生觀屏蔽了許先生有可能成長出自由選擇意識的精神資源。

從材料的選取到文字的刪節以至編著者的評述,許先生畢生的兩種重要工作—《愛因斯坦文集》和《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在甚麼程度上為奉命所限?在甚麼程度上可以作為學術著作使用?就不是多餘的問題了。

三、因忠誠而荒誕

「『黨所號召的我都聞風而起』,『文革』開始後,許良英以當年參加地下黨的心境,響應號召支持造反派,寫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一個虔誠的細節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聖,『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進出毛澤東故居,每次都噙著熱淚』」。[13]
「我對共產黨相信,對黨報也相信。所以我回老家以後,大躍進畝產多少斤?早稻畝產36900斤,農民都不信,我說黨報你可以不信嗎。我也是信,生產隊的農民不相信,我還跟他們爭辯。

你們都不知道,當時我都很認真的。林彪說全國一個思想,全國需要有一個毛澤東一個思想,全國就好了,很快就會到共產主義了,我都信的」。[14]

黨劫持了個人、忠誠主導人生,一個曾經受過良好訓練的頭腦也會「執迷不悟」如斯。反右以後許先生還能追隨共產黨革命我不奇怪,因為他一直還信奉它的主義;許先生竟相信過畝產萬斤糧我難以想像,他到底受過良好的科學訓練;許先生會不疑「全國一個思想」的說法我驚異,他畢竟讀過愛因斯坦。

四、晚知晚覺的政治轉變

「1939-74年這35年對毛一直迷信,對黨深信不疑」, 「1974年在北京瞭解到『批林批孔』的真相」開始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許先生說是他政治上的第一個轉折,但還不疑共產黨、不疑馬克思主義。1980年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啟蒙開講科學技術,他很得意的「關於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探討」(1980)和「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1981)都是給黨國建言的。

許先生承認直到1986年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要胡耀邦在台上,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胡下台才覺得「黨已無可救藥」,「Marxism已沒有甚麼值得留戀的了」(1993年4月26日以及5月23日致仲維光)。直到這個時候,在思想、政治和個人行為上,許先生都沒有離開共產黨。

1986年11月因參與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遭到共產黨高層禁止,被迫退休,現實政治上許先生告別共產黨開始了一個新的方向:一方面轉向「民主」「啟蒙」的話題,另一方面投入呼籲聯署這樣的社會活動:1989年2月發起42名知名科學家和作家聯署呼籲釋放政治犯的公開信,1994年發起《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的公開信,1995發起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公開信。

關於「民主」的「討論」?!

「民主」是許先生晚年的大題目,在他的通信中也如此。於我而言許先生是學者和師長,今天讀他的來信我關注的也是在他做學問的方法和態度。我力圖發現他與仲維光討論中的分歧所在,讀到後來卻越不明白他們爭論的意義何在。仲維光的觀點不外現代民主制包括兩個方面,價值與方法;人權是現代民主制所選擇的基本價值,如何實現人權原則是民主的方法:多數決定例如代議民主,而代議制又有兩黨制或多黨制,等等;人權的價值原則是更根本的。

許先生也承認「現代民主概念的內涵是包括人權、自由、法制概念的,人權是民主的基礎和前提」(1993年9月13日致仲維光),但是堅決反對仲維光「更根本」的說法,斷言這是歷史倒退—從陳獨秀1919年「把人權概念擴大為民主,並把西方現代文明的實質歸結為民主與科學」的「創造性重大貢獻」的倒退,因為「如果把原來大家比較熟悉的『民主運動』改為『人權運動』,不能認為是一種進步。因為這是把目標縮小了」(1990年10月6日致仲維光)。難道是敝帚自珍,只因「民主」是自己的大題目,就必要爭出一個「進步」、「倒退」?

慢慢地我看明白,爭論不在於人權是不是價值、民主是不是方法,而在於人權可不可以是價值、民主可不可以是方法,換句話說,民主能不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不可批評、不可討論的。在許先生民主是教條:「是人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於是「凡是不能保障人權的制度,絕不是真正民主的」(1998年5月16日致仲維光)。而對於他的學生甚麼都是可以討論的,「民主並不是如共產主義那樣是一種唯一的教義」,不是另一「最完美社會制度」的標籤(1993年10月19日致許良英)。分歧根本,無法調和。

許先生研究方法拾零

仲維光與許良英先生為甚麼從相識就分歧?七五年許先生還在考慮二次革命,仲維光已經離開馬克思主義,不單是它的主義還有它所由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所以才有他第一次遇見許先生時的問題,您是讀過愛因斯坦的,為甚麼也跟著搞文化大革命?他已從黨文化的軌道切出,從不同的價值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範式中發展。分歧難以避免,分歧無法消弭。

從兩人的通信中可見兩人幾乎無處不分歧,不僅在觀點意見更在主張的方式與討論的態度。後者的分歧更根本。許先生談論許多問題,科學的、歷史的、哲學的,但他的論斷常常更近宣傳而遠學術。
這裡談論所及限於我所接觸到的許先生以及關於許先生的文字,拾零而已;雖管中窺豹,也可見一斑。

一、 階級分析邱吉爾

仲維光一信中談起「正如邱吉爾所說,民主制不是一個好制度,但是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制度能夠代替它」;回信即被許先生批判,「你對民主的看法也不是很正確的。常被人引用的Churchill的那句話,不過反應了一個大貴族出身的軍人的無奈。他在第二次大戰中戰功赫赫,可以說救了英國。但在1945年5月納粹德國投降後,7月舉行的英國普選中,工黨贏得了絕對多數的議席,他的自由黨只得12席,正在參加Postdam會議的他不得不辭職回國。這樣的民主制他當然不會叫好」(2001年7月28日致仲維光)。

誤解邱吉爾的看來是許先生。資料所載邱吉爾1947年11月11日在英國下院演說原文是,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大意為,
「[沒有人以為民主制是完美或是最聰明的制度,但的確有人說過],除了迄今所有那些已經嚐試過的政府形式,民主制是最壞的一種」。

邱吉爾的意思是民主制不比迄今其他政治制度更差。不把民主奉為至善,卻是許先生的一元歷史觀無法容納的。民主社會中一個敗選的政治家可能會指責一切—他的同黨、他的政敵、媒體的唱衰等等,唯獨不大可能攻擊他得以安身立命的那個機制。1945年敗選後,1951年邱吉爾再度當選英國首相。許先生有太多的教條—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阻礙他對民主制度做實際的瞭解;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對邱吉爾進行出身論的「政治」分析,許先生並不感覺荒誕,他缺少另類思考與感覺的精神資源。

二、定義「Democracy」

1994年9月9日信中仲維光談到已故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關於「Democracy」的一種意見,「民主一詞在德語中被翻譯成人民政權是嚴重的錯誤。從來就沒有過一種人民的政權,……民主從一開始就是尋求一種方法,不使某些人權勢過大,並且這始終是民主的中心所在」。

卡爾.波普即遭許先生批判,他不喜歡波普。卻未必瞭解他。許先生認可十七世紀荷蘭著名猶太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因為愛因斯坦尊崇他。但愛因斯坦多次談到叔本華「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要他想要的」的格言深刻影響了自己的人生態度,許先生卻執意要愛因斯坦「根本不可能接受」叔本華的影響,理由是「眾所周知,叔本華的主要哲學思想是悲觀論和唯意志論,為人極端自私,而且言行不一。對於這些,愛因斯坦都格格不入」[15]。而那個「眾所周知」,官方哲學而已,許先生卻以此無視愛因斯坦的自述。

1994年10月21日許先生回信,「你信中所說的Karl Popper 對民主的見解使我吃驚。這不是他的首創,而是第一次世界後西方一般反傳統的思潮,……『Democracy』源自希臘文δημοκρατία(D□mos+kratia ),D□mos譯為『村社,義即選區,kratia為主權,加在一起就是人民主權。這種解釋,在希臘的古籍,包括Aristotle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學》,都清晰可見。看來,Popper並沒有讀過Aristotle這兩本著作。如果不承認Democracy是人民政權,試問怎樣理解Pericles於B.C.430年在陣亡戰士葬禮上的講話和Lincoln1863年代Gettsburg演說(「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呢?」

又是典型許先生的思維、「研究」和話語方式。西文如英文democracy德文Demokratie與古希臘語源近,「民主」則是中文對「Democracy」的翻譯。要說明「Democracy」的原意,古希臘文知識是基本工具;不具備這項語言技能,說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那樣的「希臘古籍」等等,就沒有意義。「Popper並沒有讀過Aristotle這兩本著作」的「看來」,未免武斷且不切論題。Democracy之為希臘城邦政治中多數決定方法的解釋則是在西文辭書中隨處可見,而多數決定也確為當代民主制的基本原則。另外,援引林肯葛底斯堡演說論證時間上就有困難:波普所談和許先生要論證的是兩千年前雅典城邦的Democracy,林肯演說是兩千年後的當代。貼標籤不能代替研究和討論,無論這個標籤多輝煌;這應當是常識。

在引用材料、論證方法和說明事實上,許先生的「Democracy」定義處處疑難。

許先生話語方式散例

為了這個小標題還犯了一番躊躇。稱論述風格?—不當,只要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風格如何都無可置喙。稱論述品質?—也不妥,談到「品」,價值判斷就已預設其中,而我只陳述,有許先生自己的文字表現他的話語方式。

一、還是大批判

1991年11月26日來信中許先生談到某人文中的半句話「西方科學中那種對事實的懷疑精神」,隨即批判開來,「對事實也懷疑,這算甚麼『科學』?她可能是抄襲Marx『自白』中所說的『懷疑一切』和『文革』時高喊『懷疑一切』的口號。這樣的人居然也大談甚麼『科學主義』,真是不知羞恥。光是這句話,你們就可以寫一篇文章」。

「對事實的懷疑」固然不通—懷疑一般是針對關於事實的判斷而不是事實本身;但「文革遺風」的說法就未免上綱上線了,又如何扯得上「抄襲」?再者,判斷錯誤,錯誤而已,不是道德污點,「不知羞恥」這種話不論當面還是背後都不合適。這不是討論和容許討論的態度。

所以記錄這則故事,是因為這種說話方式並非為「不知羞恥」激怒而偶發,在許先生那裏常見,—對不贊同的人和事批判甚至審判。老大哥的心態自己已不察覺,缺少其它的思維與情感方式覺察這種態度不合適。

在許先生那一代人,意見壟斷是少數人的特權;今天是動輒以為真理在握,不容他人置喙,遍地梟雄。一代風氣影響幾代人。

二、斷章取義,借題發揮

2002年12月1日許先生來信寫道,「至於『良心』,是有客觀公認的準則,不像你說的:共產黨有共產黨的良心,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良心。……你所說的共產黨和希特勒的「良心」,不過是一種獸性而已,也是中國古人所罵的「衣冠禽獸」!」。維光寫出這種不通的話?該批,—這是我即時的反應。後來在他2002年11月8日給許先生的信稿中看到下面一段話,

「知識份子一詞我感到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不能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因為從現象上我們就看到只有很少數的知識份子追求獨立性,批評性。良心是很抽像的一個詞,甚麼是良心?共產黨有共產黨的良心準則,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覺得不能神話知識份子」。

才知道維光說的是「良心準則」不是「良心」,隨後是省略主詞的定語「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許先生逕自刪去原文中的「準則」,一變而成他要批判的「希特勒的良心」,於是一路掃蕩過去。許先生的信讀多了我發現,在要表達不同意見或批判的時候許先生經常斷章取義借題發揮,使得與他的討論於是勞而無功。

不容分說的「嚴厲」是批判的性格,基本的嚴肅則是研究所必須的態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理直氣壯地指鹿為馬而不覺,卻是我對許先生所未期的,不料受過科學思想訓練的人會變得如此。

三、「鼠目寸光」的印度人

這是一則真實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被決裂前那一兩年信件往來已在減少,從許先生2003年9月1日最後的一封信很快讀到他2001年7月28日的來信,「那個70多歲印度人的話,純屬鼠目寸光的偏見」映入眼簾。「鼠目寸光的印度人」早已牢牢嵌入我的記憶,收到許先生來信當時維光就對我說起他這一驚人之語。這種粗暴無理的傲慢,始料未及,許先生似乎不在意基本的尊重個人。

這位年長的印度人是我1984年初到德國在雷根斯堡留學時認識的印度女友Gita的父親。在Gita身上我學會讚歎印度人的智力—她曾在英國牛津求學、在法國索爾邦取得博士學位,在斯坦福作訪問教授,2002年成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南亞歷史教授、海德堡大學三百年來第一位女性歷史教授。她有一對聰穎的兒女,一路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一同經過牛津、哈佛,走向普林斯頓。在Gita身上我感受到印度人的美德—她細心、體貼、週到,事事替人著想,不露痕跡地讓你感覺舒適而免於為難。不經意間Gita在我心中悄悄地播種下對印度的好奇、關注和尊重。

那是1998年,我們要去印度、去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社區、去見達賴喇嘛。去印度的旅行,Gita給了我們許多幫助,行前去看望Gita一家,碰巧她父親正從印度來訪。老人問我們以後想做甚麼,我們答說回國準備在介紹和傳播科學認識論和自由主義等西方思想方面做一點事情。呻吟片刻老人反問,「你們不覺得今天西方的影響太大了嗎?」我們一時語塞,這個問題那時我們還沒有認真想過。

Gita的父親,Shri Dharampal(1922-2006),印度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哲學家和甘地主義思想家。他的著作《印度18世紀的科學與技術》(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1)、《公民不服從與印度傳統》(Civil Disobedience and Indian Tradition,1971)和《美麗的樹》(The Beautiful Tree,1983)被譽為開創性的,開啟了對英國殖民統治下印度的科學成就與人文景觀的重新思考和評價。他接受的是印度的英國式教育,大學曾習物理,曾在英國讀書。
雖然不是毫無批評地崇洋媚外,但涉及到中國問題,那時我們的基本傾向還是全盤西化。Dharampal老人的反問對我們觸動很深,對西方他當然不是 「鼠目寸光」,對印度他也不妄自菲薄,他的發問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關於這個問題Gita還告訴我們甘地當年的一個思考,他曾把盲目西化形象地喻為飛蛾撲火。對此我們開始思索,由此我們開始變化。開始面對中國的、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收起不假思索的疏遠、自以為是的審判,轉而觀察、學習、瞭解,而後判斷。

印度老先生的問話卻令許先生憤怒,出自「比中國落後一大截」的印度,居然質疑西方的影響是不是太多了。1998年底來到印度,我們知道印度領先國際的軟件開發,我們也親眼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赤貧;泰姬陵旁頹敗的阿格拉小鎮及其煙塵滾滾的荒蕪,拉賈斯坦幫首府古城齋浦爾的充滿生氣與欣欣向榮。印度「就交通設施,城市鄉村建設,人的精神面貌來說,比時下的中國還要落後。……我到過泰國,那邊的情況要比印度強得多」(仲維光1999年4月6日致許良英)。迎面而來的強烈對比把我們逼入困境:對於印度—它的歷史、它的文化、它的現狀:殖民時代、獨立以後,我們幾無所知;我們僅有經歷,還是行色匆匆浮光掠影,不曾與印度人有過交流。我們沒有資格判斷,我們唯有困惑。維光心中浮出一連串的問題,「究竟是印度的傳統文化有問題,還是面臨現代化,面臨西方,被西方影響產生的新問題?還有民主了,究竟採取甚麼政策問題」 (1999年4月6日)。

許先生回信立下判斷,雖然他對印度的瞭解可能也有限。「它今天所以仍如此落後,我看主要是由於:①對落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習俗沒有進行徹底的批判和改造。……②民族主義作祟,抵制全球一體化,一方面保護落後的民族工業,一方面對外挑起民族事端。如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發動戰爭,破壞禁止核試驗國際條約。③與蘇聯(俄羅斯)結盟,對抗西方,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尼赫魯自己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1999年5月24日來信)。

許先生的判斷是否合事合時姑且不論,單是那種官方政策批評的思路和判斷就夠教條。對社會「進行徹底的批判和改造」更是典型的共產黨社會革命理論,大陸上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無不如此。許先生知否,民主制下很難實行這種「徹底的」社會改造。

許先生也難想到,對於接近印度、瞭解印度、思索印度,他高談闊論的教條不敵印度老人一句平和的問話。

四、不僅是錯誤

沒有想到,更重挫我對許先生信心的還在後面。他1995年2月22日信中的一段話引起我的興趣,

「最近粗讀了Popper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的一些章節,覺得多數論點確實是有價值的,但論證方式有時過於煩瑣,有點像Marx早期的著作,容易使人生厭。這使我想起了Einstein1944年評論Russell時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人們讀過Hume的著作,他們就會驚奇,在他以後,居然會有許多而往往還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學家(顯然包括Kant)寫出那麼多晦澀的廢話。』在這方面,德國人(包括用德語的人)可能最為突出」。

康德哲學我基本瞭解,愛因斯坦思想也略有所知,他真的認為康德哲學是晦澀的廢話?我懷疑。然而,「(顯然包括Kant)」的話許先生是用來引號的。我不清楚愛因斯坦是不是這樣講的,但至少瞭解引號的用法和意義。於是我向仲維光求證,—愛因斯坦不會這樣評價康德,他十分肯定。那括號裡的話是有引號的,我又叮問。—果真如此,就許先生自己加的;他毫不遲疑。你和許先生信裡談起過?—記不得了。既懷疑許先生的引言,又不敢設想許先生會把自己的意見竟自當作愛因斯坦的;我困惑了。也許能在維光信中能發現點甚麼,我 懷著一線希望,不意真在他給許先生的回信(1995年3月8日)電腦檔中讀到這麼一段話,

「其二是您在愛因斯坦評論羅素時說的那一段話中,『如果人們讀過休謨的著作,他們就會驚奇,在他以後,居然會有許多而往往還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學家(顯然包括康德)寫出那麼多晦澀的廢話。』括號中的話我想是您加的。這話是不確實的,愛因斯坦的話應該不會包括康德在內。康德哲學不是晦澀的哲學,相反是以清楚聞名的,當然可能艱深,但是艱深不是晦澀。愛因斯坦不但繼承的是康德的傳統,而且很有康德哲學的特點,這也是經驗主義哲學進入德語世界的一種很值得研究的傾向。……愛因斯坦的話當然也不會包括羅素在內。他的話指的是黑格爾一類哲學家」。
說得明確直接、甚至不留餘地。

許良英先生1995年3月27日回信確認,
「上信中引Einstein的那段話,括號中是我加的。在我的印象中,Einstein對Kant的哲學評價並不高。《愛因斯坦文集》中我曾譯了他的評價,你要寫Einstein和Kant的文章,不妨找來看看」。

難以置信!我不知是詫異還是沮喪。許先生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基本准規則—即使對一個學生,卻沒有表現一絲不安。只有老大哥才有這種心安理得,對許先生尚餘的信心在冰釋中。

一段任其錯誤二十九年的愛因斯坦譯文

類似的不應當,我在許先生那裏一再不期而遇。

在華夏文摘許先生的博客裡遇到「是愛因斯坦錯了還是李約瑟錯了?──與席澤宗先生商榷」(2008)[16]一文,由此瞭解到許先生對愛因斯坦一段著名文字兩易其譯的經過。許先生這兩度誤譯的歷史,遠離了人們對學者的一般期待。
愛因斯坦那段文字對於中國讀者之所以著名,是因為涉及到中國社會熱衷和動情緒的問題,「中國為甚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技?」那是愛因斯坦1953年4月23日給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英文原文如下[17]: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這段話,許先生前後有三個譯文。

一、1976年第一譯文

第一譯文見於《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初版第574頁: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通過系統的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 。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頁注中有,「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譯」[18]。

譯文最後一句「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是錯誤的,「在中國」是譯者添加的解釋,原文中沒有這個詞組也沒有這個意思。

二、1983年第二譯文

1983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時,第二譯文修訂如下: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 ,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 發現通過系統的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最後一句的第二譯文改為虛擬語氣,更加錯誤。並且無論是第一譯文「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還是第二譯文「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都已是譯者的詮釋,而這些詮釋在原文中並無根據。
1983年的第二錯誤譯文一直保持了22年,到2005年。

三、1998年錯失糾正的機會

在第二譯文之後十五年1998年夏,許先生想起托他的學生胡大年在美國查找愛因斯坦信件原文,胡大年找到愛因斯坦原信及另外兩封相關的通信[19]。12月20日,他將上述三封信同時寄給董光璧老師和許良英先生,並且特別在信中轉述了美國著名科學史家、許先生也認可的Klein教授的意見[20]:

「我與Martin J. Klein教授和F.L.Holmes 教授討論過關於如何理解Einstein 的回信,特別是信的最後一句話的問題。他們都認為,Einstein 信中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使人驚奇的是,那些發現,【不論在何處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來了(and that』s enough!)。」由此看來,《愛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譯文中,譯者在最後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國」三個字,是因誤解原文而導致的誤譯。「在中國」三個字應該從譯文中刪去。

Klein教授認為,Einstein 在其回信中並未就關於古代中國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述的兩個發現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斷。(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Einstein的意思是:究竟誰做出的那些發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們畢竟被做出來了!」

用括號中的英文胡大年先生傳達了Klein的意思,「愛因斯坦不是中國科技史專家,對他來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作那樣的判斷是不負責任的」;為此,胡大年先生此間還專門與許先生通電話討論愛因斯坦信中最後一句的譯文。

我非常理解學生胡大年對許先生的拳拳之心,他希望許先生這句在他看來明顯錯誤的譯文務必得到糾正而消失。就像2003年仲維光收到許先生9月1日的後公開信立即回覆許先生,告知他所見西文「幾乎所有的有關革命的解釋都是從哥白尼日心說開始,無論是有關科學哲學還是社會問題都是如此」,希望因此能夠避免許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可能發生錯誤。然而,仲維光的良苦用心也沒有奏效,一如1998年胡大年的信息未能說服許先生放棄自己錯誤的「虛擬式」譯文。

四、2005年的第三譯文

2005年,許先生給出了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第三譯文:[21]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最後一句「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的譯文,還是不確切。正如胡大年回憶許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商榷,「新譯文中最後一句的意思是正確的,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語氣完全表達出來。這裡的難點,在於如何翻譯『at all』」,這一句的意思當是,令人驚奇的是那些發現竟然作出來了。

愛因斯坦這句話一譯三稿歷時前後近三十年。出錯以致再錯都不足為怪,令人費解的是, 1998年底儘管胡大年的書信與電話、儘管科學史家Klein言之有據並且極具說服力的意見,許先生為甚麼堅持不修正他的誤譯?對正常的學術研究而言,令人難解。

五、「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譯文討論修訂年表訴說了甚麼?

1. 許良英先生錯誤的第一譯文「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1976年《愛因斯坦文集》初版,卷一,574頁,頁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譯」。
2. 許良英先生錯誤的第二譯文虛擬式「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1983年《愛因斯坦文集》再版,卷一,574頁,頁注未說明修訂。
3. 1998年4月陳明遠[22]著文「對愛因斯坦的誤讀」批評《愛因斯坦文集》第一譯文為誤譯,提出他的譯法「如果這些發現果然做了出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不幸,陳譯與《愛因斯坦文集》第二譯文同樣錯誤。
4. 1998年夏,許先生請回國探親的學生胡大年在美國查閱愛因斯坦覆信原件,查閱結果胡大年於當年12月20日覆信告知許先生[23]。第二誤譯依然維持。
5. 1999年7月北大物理系教授張之翔先生「關於對愛因斯坦的誤讀問題」一文在《大學物理》刊出[24],文章列出《愛因斯坦文集》第一譯文、陳明遠譯文與作者自己的譯文,指出前兩者為誤譯。
6. 2005年5月《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何凱文「誰的『發現』令愛因斯坦驚奇」一文,批評許良英先生《愛因斯坦文集》的第一與第二譯文為誤譯。文章早在2004年10月提交《自然辯證法雜誌》[25]。
7. 2005年6月出版的《走近愛因斯坦》一書中,出現許先生修訂的基本正確的第三譯文「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8. 2005年9月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 —兼答何凱文君」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發表。

這是以事情發生順序排列的時間表,時間表上最後發生的一項—2005年許先生的「兼答何凱文君」一文是關鍵。對愛因斯坦那段文字的翻譯及其修訂過程,是在時間上最後發表的這篇文章中見到許先生提起的。如果沒有這篇文章,中文讀者就難瞭解1976年第一譯文和1983年的第二譯文是錯誤的,它們的譯者不是胡文耕而是許先生,以及接近正確的第三譯文出現在哪裏。

一、人們一直以為第一譯文的譯者是胡文耕先生,因為在《愛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頁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譯」,遲至2005年「兼答何凱文君」許先生說,「當時我把『these discoveries』誤解為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技術上的發現,於是譯文中加上『[在中國]』」[26] 。29年後許先生才無意中讓讀者知道,那是他的譯文。

二、 修訂而仍舊錯誤的第二譯文,《愛因斯坦文集》1983年再版未加說明(574頁注也未註明),許多讀者例如1999年批評許先生譯文的北大物理教授張之翔先生就沒有提到這個第二譯文。到2005年「兼答何凱文君」才見許先生說明有過22年前修訂的第二譯文:「1976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後不久,有人從海外出版的李約瑟著作的中譯本讀到愛因斯坦這封信, 發現其譯文與我們的譯文有分歧」, 「經再三考慮後,我把它理解為虛擬式。1983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時,我就把此信最後一句改成『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27]。

三、通過2005年「兼答何凱文君」,人們才瞭解到1998年胡大年為許先生收集到原始資料轉達權威專家的意見,才瞭解北大物理系教授張之翔著文商榷表示不同意他的譯文,才知道卻不理解許先生何以不為所動,又繼續堅持錯誤的第二譯文七年之久。後來是甚麼撬動了許先生的固執令他在2005年轉變,尚未見許先生有文字談到。

或許要感謝何凱文的批評造成了一個契機,促成了許先生的改變、並在「兼答」中談到這段歷史。何文投稿到《自然辯證法通訊》是2004年10月29日,發表是2005年5月10日,其間許先生有機會得知雜誌中與他相關的稿件。與王瑞智合作新書《走近愛因斯坦》的出版計劃是在2005年2月[28],該書使許先生有機會在多年之後「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和張之翔的意見」,修改維持錯誤22年的第二譯文。
耗時幾近三十年接近正確第三譯文仍然差強人意,但是這樣的結果總強似固執於錯誤。問題是,這是《愛因斯坦文集》中唯一的「美中不足」嗎?

六、許先生所以固執的「邏輯」

在2005年《走近愛因斯坦》一書中許先生給出的第三譯文為「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仍未譯出「at all」。對「at all」的理解對許先生應不構成問題,對於愛因斯坦這句話意思上的強調卻是不可或缺的。許先生第三譯文的定稿繼續表現了他的固執,他所固執的可能是甚麼呢?

1998年許先生不接受胡大年所轉達的Klein教授認為這句話不能理解為虛擬式的意見,「以為這樣會出現邏輯上的矛盾」[29]。然而從愛因斯坦的英文文本以及Klein教授對愛因斯坦思想背景的說明,很難看出放棄虛擬式譯文會出現甚麼樣「邏輯上的矛盾」,反而是保持虛擬式的第二譯文與原始文本、與愛因斯坦的思想背景與科學態度發生矛盾。或許有文本及事實之外的許先生的「邏輯」,阻止他面對文本、面對實際、面對真實的愛因斯坦?

一、愛因斯坦對個人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自覺,對自己知之不詳者不擅加評論。許先生不能想像對於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科學這樣的大題目愛因斯坦怎麼會不表態,置文本與材料於不顧,強愛因斯坦在「大是大非」面前發言。愛因斯坦有靈一定要祈禱,「聖弗羅裡安,放過我家,去燒別人的房子吧」(Heiliger Sankt Florian, verschon’ mein Haus, z□nd’ and’re an!)。

二、作為科學史學家許先生當會瞭解,並不負面看待歷史上中國人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和經驗科學的,並不只愛因斯坦,例如美國著名科學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亦持同樣的態度。從文化多元的視角出發並且對歷史做歷史的觀察,不難理解這種態度。但是許先生唯西方一元論的「邏輯」則與這種多元文化的態度不相容,他就提出過 「當時中國和印度的文明能及得上希臘嗎?」(2001年7月28日致仲維光,指古代世界文明)這樣不通的問題。

三、愛因斯坦始終驚異於宇宙的奧秘、驚異於人們微弱的觀察與思維能力竟然能感知和理解宇宙的秘密。正是出於這種驚異, 才有愛因斯坦給斯威策信中的最後一句話,「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令人驚異的是竟然作出了這些發現」。許先生對這一句話理解上的困難看來不在語言上,而在對愛因斯坦思想的瞭解。瞭解愛因斯坦這種驚異,理解他這最後一句話就不難。但許先生把自然科學的實在論誤解為唯物論[30],把科學簡化為對客觀事實的規律性認識[31];這種觀念與愛因斯坦「物理學概念是人類精神的自由創造」[32]、物理學家「創造了基本的理論思想」以及「在物理學中,先驗的框架是和經驗事實一樣重要的」 [33]思想彼此背離。許先生對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中的最後一句話頑強的誤解,與他頭腦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教條有關。

七、學術規矩

許先生擅改愛因斯坦引文已出乎意料,愛因斯坦一文三譯的始末更動搖了我對《愛因斯坦文集》學術質量的信任。如果在《愛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註解中如實說明譯文的形成,如果1983年再版前言或後記及註解中如實說明譯文的修訂,如果1998從善如流正確修訂譯文併發文告知讀者;整個事情會簡單、有效、並且負責任。這些可能做到,但是許先生沒有做到。許先生晚年(2008年)文章「與席澤宗先生商榷」又添類似的敗筆,我已不再奇怪。教條至上,其它就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了。

無意中遭遇許先生「與席澤宗先生商榷」[34]一文,注意到文章也涉及愛因斯坦那段譯文。席澤宗先生1983年~1988年間任自然科學史所長,大學讀天文學,後從事中國天文學史研究,著述甚豐[35],2007年第85472號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席先生也曾在《科學通報》作編輯,其間發表「從中國歷史文獻的記錄來討論超新星的爆發與射電源的關係」(《天文學報》1954.2),「我國歷史上的新星記錄與射電源的關係」(《科學通報》1955.1),「古新星新表」(《天文學報》1955.2)等重要研究。同一時期許先生在同一部門,不同的是他作黨的領導,負責出版審查,寫作為政治宣傳文章。
許先生「商榷」一文援引席先生「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中譯及其意義」文中愛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中譯文,並註解說明,「席文引用的是1976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譯文,最後一句譯錯了,這裡改用2005年的譯文」。怎麼能在批評文章中隨意調換援引文字,許先生沒有想到這是不可以的麼?

我於是找到席澤宗先生「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中譯及其意義」 [36]一文查證,其中愛因斯坦的那段譯文如下,「在我看來,中國的先賢們沒有邁出這兩步是沒有甚麼可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竟然被做出來了」,這分明不是許先生1976年的第一譯文「……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與許先生第二譯文「……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和第三譯文「……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也不同。那麼,許先生註解所言不實,而是自己製作的事態。既無自律、又無對事實、對他人精神勞動的基本尊重,差不多是惡作劇了。

有意還是無意?毋寧信為無意吧,—老大哥的心態,以致無意於學術研究中不可觸犯的禁忌。這是發生於2008年的事情,許先生八十八歲高齡,文章發表於那一年10月。席先生沒有作答,於同年12月27日去世,八十一歲。

後話

就個人而言,與許先生的相遇早成過去,不足為記。在許先生身後與他的不期而遇,作為歷史和時代的見證,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為記。

2013年5月1日

[1] 「答許良英先生」,《民主中國》2004年六月號。
[2] 見方勵之「一九八九爆發前夜的故事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此文的大部份內容曾於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發表過,現以中文發表。——作者」,原載《北京之春》,引自http://tw.aboluowang.com/life/2012/0407/242181.html。
[3] 「專訪林培瑞」2009年6月23日,《華夏文摘》吳放,引自《二閒堂文庫》。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Linpeirui.htm,另看參見傅依傑:「我送方勵之進大使館-專訪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台灣《遠見雜誌》第042期,1989年12月號。
[4] 「第一個提出要紀念『五四』70週年和法國大革命200週年的不是方勵之,而是于浩成。他是1988年11月中旬在『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上提出的。……他【指方勵之—筆者注】給鄧小平的公開信和我們42人的聯名信就是在這個背景上產生的」,並且「于浩成在前幾年就曾公開提出修改憲法,要求刪去『共產黨領導』以及任何黨派和個人的名字(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於去年6月被捕,至今未獲釋。他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引自許良英1990年11月15致仲維光 。
[5] 出處同注3。
[6] 見《騰訊》採訪「許良英:肩住黑暗的閘門」,2011年7月14日。
[7] 見「五不怕的過來人─許良英」,香港《百姓》,1987年6月16日,第17頁。
[8] 見鄧煥武:「真誠、耿直、無畏的典範—回憶許良英先生二、三事」。
[9] 同注6。
[10] 關於許良英先生在《科學通報》上的文章,參見仲維光「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研究之三」,1993。
[11] 見「像愛因斯坦那樣,永不沉默」,《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6日,「1962年,許良英從中國科學院接到了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任務,……在他借閱的資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視的是一本《愛因斯坦論和平》。在看完這本700多頁的英文著作,發現愛因斯坦『終生信奉社會主義』,『政治上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這才開始『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 介紹他的思想了』」。
[12] 引自「記一位默默無聞的翻譯家(二)—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許良英的敘述」,新浪阿莊博客,2010-10-28。
[13] 同注6。
[14] 同注6。
[15] 《愛因斯坦語錄》序,杭州出版社,2001。
[16] 許良英:「是愛因斯坦錯了還是李約瑟錯了?──與席澤宗先生商榷」,見《科學文化評論》第5卷第6期(2008)
[17] 見胡大年:「言傳身教二十餘載:許良英先生和我」。
[18] 《愛因斯坦文集》卷一,p. 574,①
[19] 出處同注17,一封是耶魯大學歷史系的漢學家Arthur F. Wright寫給著名科學計量學家普賴斯教授(Derek J. de Solla Price)的信,建議將愛信收入正在編輯中的愛因斯坦書信集,信中同時介紹了信的來歷及斯威策的背景。另一封是普賴斯教授寫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Oppenheimer)的信,請將信件轉交給負責收集和編輯愛氏的材料的人。
[20] 出處同注17。
[21] 第三譯文首見於《走近愛因斯坦》,與王瑞智合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22] 見《文匯報》1998年4月16日。陳明遠1941年生於上海,因十幾首詩與毛澤東詩詞近似,在文革浩劫中慘遭迫害。
[23] 同注17,「大約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國調研時拜會了董光璧老師和許良英先生。交談中,他們都委託我去愛因斯坦檔案查一查愛氏的原信」。「12月20日,我將上述3封信同時寄給了董、許兩位先生。在信中,我還寫道:……」
[24] 該文刊載於《大學物理》月刊1999年No.7。《大學物理》1982年創刊,為重要物理專業雜誌。張之翔1928年出生,北大物理系教授。
[25] 何凱文,1971年出生,華南師範大學哲學所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學史和科技哲學。該文2004年10月29日交稿,隔年5月發表,見http://mr.gxiang.net/upfile/ebook/129/634527392094616764102.pdf。/25
[26] 見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兼答何凱文君」,原載《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
[27] 出處同注26。
[28] 出處同注26。
[29] 出處同注26。
[30] 見許良英《愛因斯坦評傳》,三、思想和人品,1. 哲學思想。
[31] 引自1990年4月24日致仲維光,「凡是以客觀事實(現象)為研究對象,並探求其變化規律的,就是科學。……這也正是人類理性的能力。
[32] 見《愛因斯坦語錄》,p.155「物理學概念是人類精神的自由創造,它絕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決定的,儘管看來似乎如此」,原文自Albert Einstein &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33] 見《愛因斯坦語錄》p.157,「自伽利略以來的全部物理學歷史證明了理論物理學家的重要作用。他們創造了基本的理論思想。在物理學中,先驗的框架是和經驗事實一樣重要的」。
[34] 《科學文化評論》第五卷第6期(2008)第92-101頁。
[35] 見中國自然科學史所網頁,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hns_cas/cn/ihnsexport/200906/t20090602_253800.html
[36] 《科學文化評論》第5卷第2期(2008)第71-76頁。席澤宗(1927-2008),科學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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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4 3: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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