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5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飛編譯報導）《紐約客》（The New Yorker）特約撰稿人奧斯諾斯（Evan Osnos）原本考慮讓她的新書《野心的年齡：追逐財富、真理和信仰的新中國》（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在中國出版，但經過中共審查者一番折騰後，她決定不在中國出版，建議中國讀者可買台灣版本，並撰文猛批中共審查制度。
她寫道：「今年二月當我完成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籍後，上海一家出版公司向我要一份早期的副本，以便開始翻譯。這本書追蹤了一些我認識的人，一些是名人，因為他們試圖改變自己在中國的生活－－像一位農民的女兒，同時也是女企業家的宮海燕（Gong Haiyan），她設想自己『爭分奪秒，在失去前搶佔先機。』」
上海一位編輯在讀了她的手稿後報以熱情的回應，但也發給她一份政治活躍人士的名單，寫道：「很難把這些人納入中國版本：律師陳光誠、作家慕容雪村、韓寒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建議：「請讓我知道，是否有可能讓我們做一個特殊版本配合在中國出版。」她必須作出選擇。
她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中國的定義是互相矛盾的：世界最大的寶馬、捷豹和路虎車的買方市場，卻由共產黨統治。這裡有世界兩大最有價值的網絡公司騰訊和百度，也是歷史上審查制度最嚴格的時代。中國既是全球最新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大的專制國家。
在中國大部份歷史時期，讀者被限制閱讀國外書籍。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黨內精英被正式禁止閱讀外國文學，學生卻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了塞林格、柯南道爾等人的著作。過去30年來，外國作家的銷售量開始激增，這應歸功於中國消費者急切地想知道關於自己和世界的新信息。根據2012年最新統計數據，中國的580家出版社收購了超過1.6萬份外國著作的出版權，是1995年以來的近10倍﹔目前的暢銷書包括了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寂》以及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論中國》。
但今天，要在中國出版一本書籍，外國作家必須接受出版社內部審查員的判斷，他們將判別名稱、術語和黨認為不奉承或威脅政治穩定的歷史事件。
當2006年中國版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說《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出版時，書中對蘇聯佔領阿富汗的關鍵參考被取消。（對中國作家來說，賭注是巨大的：他們要麼聽從限制，要麼失去在本國出版的能力。審查者可以舉出所出版書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如果出版社忽視了禁忌，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能使書籍下架並嚴懲肇事者。類似的審查也適用於電視節目、電影和電臺節目，政府也密切關注廣播，因為它能傳播給多數人。奧巴馬總統在第一次就職演說時提到了「面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先輩，被中共國家電視臺刪除了。「共產主義」這一詞沒有出現在中共媒體的報導中。
作者說自己曾於2005年至2013年在北京生活和寫作，但發現很難界定審查世界。儘管一些條例被透露給公眾－－上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建議所有網站「找到並刪除名為『成都警方圍毆捍衛自己權利的房主的視頻」，多數審查世界是由不可告人的名稱以及故事組成的，通過本身是秘密的條例定義。
負責「思想工作」的最高機構中宣部不會公佈他們的活動：他們討厭被關注，因此他們在長安街的總部沒有地址或標記。為了量化中共審查制度的境界，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在2012年調查了新浪微博的信息，他們發現16%以上的微博因內容而被刪除。
關於中共審查世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它仍在增長。電影院每天在增多，好萊塢也必須刪減片斷來迎合他們。最新的007電影《天幕危機》的製片商刪除了一個殺害中國保安的場景，以及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說他在中國的羈押期間成為惡棍的情節。《紐約時報》已在超過1年的時間裏無法為記者獲得新的居留簽證，因為他們報導了中共領導人的家庭財富。彭博新聞也因對黨官進行調查而面臨同樣的報復。今年3月彭博資訊董事長格勞爾（Peter T. Grauer）說公司「應重新考慮」商業新聞之外的決定，因為它損害了公司在中國的潛在市場。
但當她考慮在中國出書時，當地出版社逐漸提出了審查內容。北京一位代理以公司代表的身份寫道：「為准許在中國出版，作家將同意修改四分之一的內容。」該出版社已逐章歸納出有麻煩的片斷，以序言中的一行開始：「中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多元化、城市化和繁榮，但它是世界上唯一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關在監獄裡的國家。」
一些禁忌是可預見的﹔出版社擔憂提到毛的「大躍進」，因為它導致3,000至4,500萬人在飢荒中死亡。另一些問題則很微妙，由於共產黨將經濟成就歸功於鄧小平，作者被建議不要向他的同齡人提出太多讚美。審查者在逐章閱讀後，憤怒道：「第14章：整個一章都是關於陳光誠。」
在一些例子中，審查者的要求令她驚訝：為甚麼討論前政治人物薄熙來會很敏感？敏感之處似乎在於如何提到這個問題，以及提多少。當歷史的官方版本已經寫好，一個非官方的版本則變得不受歡迎。
一位外國作家如果希望在中國出版書籍，就必須找到很多理由來忍受審查要求。一本書，即使已妥協，也能發出新一代的讀者尋求超越國界的信息﹔它的版費收入可能幫助作者支付下一本書的費用等等。
但這些理由無法超越一個必然問題。關於當代中國的寫作中最難的一部份是捕捉它的比例：故事中有多少真正鼓舞人心的，多少是真正冷酷的？其價值有多少被創作技術和自我創造所反映，以及其價值有多少在「長城防火牆」和濫用職權中被體現？將接受審查作為利潤問題來考慮，從而修剪，留下故事的核心不變，但正當中國在根本上選擇其將變成一個甚麼樣的國家時，改變描繪中國的比例將給世界一個虛假的反映。
最後，作者決定不在中國大陸出版她的書籍，但歡迎中國讀者通過臺灣出版社購買該書。她諷刺道，「為了產生一個降低異議的『特別版本』，修改『大躍進』，引用薄熙來的腐敗史不會幫助中國讀者。相反，它會支持這種過去和現在的假象。作為一名作家，我能談判的立場是給出我能給與的最真實故事。」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