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出生於中國大陸天津，現年84歲的中國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現任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6月20日揭曉的第一屆唐獎「漢學獎」榮譽歸屬於他。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表示覺得自己「受之有愧」，「很意外，也不敢當」，流露其知識分子謙沖的本色。
他早年肄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遭逢國難，1950年，時年二十歲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開始在報紙發表文章。1955年，被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
在中國當代史學家中，余先生以「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著稱於中外學界。余英時先生繼承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未竟的事業，「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余先生感情醇厚，為人質樸、平實，純粹學人的風骨，虛懷若谷的氣質中發散著威武的尊嚴力量，從不為現實政治風雲和各種社會勢力所束縛。獨立於黨派之外天地寬，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都不與之發生任何關係。他以一種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他認為：「學術研究本身便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只要長期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後創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見陳奎德《煮酒論思潮》序）。
他深入理解西方理論，轉而重新詮釋中國思想與文化，所闡述的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等理論，深刻影響半個世紀的漢學研究。他闡述西方文化以「外在超越」為主流，認為在現實世界外還有一個理想的超越世界（彼世），進以批判現實；而東方主流的儒家、道家價值觀則是「內向超越」──現實、超越兩個世界不即不離，追求的則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唐獎」官方公佈的余英時先生的獲獎理由是「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作為一個治史的學人，余英時先生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以《情懷中國》為名），而他的風骨一則透徹體現在對共產制度毫不妥協的批判精神上。在中共「六四」天安門屠殺學生之後，他凜然無懼的批判精神更是淋漓盡致。他多次撰文譴責中共暴行，並誓言決不回國，不與共產黨有任何層面的接觸。香港回歸後，他連香港也不去了，他曾言：絕對不去「共產黨所統治的任何地方」。同時，他不辭辛苦地主持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工作，熱忱接納那些被迫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幫助他們安身立命。這些中共治下的學人身上難以掩飾的共產黨文化造成的人格缺陷和遺留的思想毒素，親身交往中難免讓人驚怵，但是余先生以一種人道主義的寬容精神理解並感化之。他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和對強權的不妥協，顯示出一個真正的文化學人深厚的寬容和自由獨立的人格。＠*
余英時‧簡歷與著作
余英時歷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3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八十年代中後期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兼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自1974年至今獲得多項學術榮譽，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早期以英文專書和著作在美國嶄露頭角，中年以後為了讓東方讀者也能理解，改用中文撰述，60年間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論文400多篇，許多理論至今仍為學術界稱道。
余英時的人生實踐和語錄（內文採自維基百科）
＊瞭解中共的基本性質是揭開六四屠殺真相的一把鑰匙。中共用暴力來鎮壓一切，用錢來收買一切。
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出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於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余英時2014年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期待。瞭解中共的基本性質是揭開六四屠殺真相的一把鑰匙。對於中共而言，政權就是它的宇宙，習近平時代也絲毫沒有改變這一點。中共用暴力來鎮壓一切，用錢來收買一切。
＊透析中共的「假歷史」：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
2002年，余英時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
＊「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
公開支持拒絕中時運動：2012年，余英時把親筆信函〈覆黃國昌先生函〉傳真給澄社社長黃國昌，公開支持臺北青年學生「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反旺中的拒絕中時運動，批評中共透過蔡衍明收購臺灣媒體控制臺灣輿論，呼籲台灣民眾以香港為鑑，要盡一切力量維護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
＊自己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 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
2013年，余英時接受專訪時表示：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自己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
＊關心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核心價值
2013年，余英時表示中共對付香港特首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而這確實打中了香港官方和親共人士的政治軟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爭取特首普選，關係著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與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著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港臺媒體轉載余英時對太陽花學運反「服務貿易協議」看法，指大陸以經濟促進統一的障眼法已被識破，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中共極權政府極端不信任。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
＊中國文化的「內向超越」軸心在「天人合一」的「道」
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優點和缺點，不可一概而論。
＊透析共產黨（採自安琪：〈 民族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專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 1998年4月）
共產黨是一個邪惡的組織，跟最壞的黑社會一樣，你進去以後不可能活著出來。要不就跟它一樣，好人你就靠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