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指出了人應思誠而與天道相通，做到真實無妄、誠實無欺，因此古人常用「至誠」的標準來規範自己，協調人與人的關係。
「信」從造字結構看，「人言為信」，關於信的論述有「一諾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孔子就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不知道他怎樣可以立身處世。
古人為人誠實守信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下舉其中幾例︰
歐陽修治學嚴謹
歐陽修是北宋文壇領袖，官至副宰相，在文學觀點上主張明道致用，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德的修養，提出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他的詩詞和文章在當時就被稱為「極品」，受到文人學士的廣泛讚譽，這源於他的治學嚴謹，做文章務求精益求精。他每寫文章，草稿出來後，即貼在室內牆壁上，反覆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直到稱心如意為止。
例如他寫完〈醉翁亭記〉後，誠心向人徵求意見，他讀給一位樵夫聽，當讀到「環滁四面皆山，東有烏龍山，西有大豐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時，樵夫說：「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點。我打柴上山，站在南天門，放眼一望，四週都是山……」。
頓時，歐陽修明白了，於是提筆將前邊一串文字劃掉，換上「環滁皆山也」五個字，這就是人們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記〉言簡意賅的開頭，只這一句便總括了滁州勝狀，也總領了全文氣勢。
歐陽修不僅嚴謹治學，也嚴謹做人、做事。他待人真誠坦蕩，始終注重提攜獎掖後俊，蘇軾、蘇洵、蘇轍、曾鞏等人皆出於他的提拔，使北宋文壇出現了人才輩出的繁榮景象。
歐陽修與宋祁同修《新唐書》，書成後，按慣例修史在書前只署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當時歐陽修比宋祁的官位高，因此，御史決定《新唐書》只署歐陽修一人的姓名。但歐陽修卻說：「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可掩而奪 其功乎？」宋祁知道後很受感動，說：「此事從所未聞也！」
歐陽修晚年時，仍常將自己平生所寫的文章，清理出來進行修改，每字每句反覆推敲，甚是認真，有時忙的廢寢忘食。他的夫人道：「你已年邁致仕（退休），難道還怕先生責難生氣嗎？又何必費心去一一修改呢？」歐陽修認真地說：「我既然發現了錯誤的地方，那當然要去修正。要不就會誤導後人啊！」（《宋史》）
宋濂謹守誠信
宋濂，明初文學家，官居學士，他以繼承儒家道統為己任，提出做文章的風格要與道德內涵一致。他自幼守信好學，一生勤學不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
他自己在〈送東陽馬生序〉中講：「我小的時候非常好學，可是家裏很窮，買不起書。所以只能向有豐富藏書的人家借來看，借來以後，就趕快抄錄下來，每天拼命的趕時間，計算著到了時間好還給人家，不敢稍稍超過約定的期限。因為誠實守信，人們大多肯將書借給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許多書籍。」
一次，他借到一本書，越讀越愛不釋手，便決定把它抄下來。可是還書的期限快到了。時值隆冬臘月，北風狂呼，以至於硯台裏的墨都凍成了冰，家裏窮，哪有火來取暖？宋濂手指凍的都無法屈伸，仍然堅持連夜抄書。抄完了書，一路跑著去還書給人家，決不超過約定的還書日期。
面對貧困、飢餓、寒冷，宋濂不以為意，不以為苦，一心努力學習，明白了很多做人之理。到了二十歲，他成年了，就更加渴慕聖賢之道。但由於沒有老師指點，遇有問題常常得不到解決，他就步行一百多里路，去找自己同鄉中有成就的前輩請教。
一次，宋濂要去遠方向一位前輩請教，並約好見面日期，誰知出發那天下起鵝毛大雪。當宋濂準備上路時，他的母親驚訝地說：「這樣的天氣怎能出遠門呀？再說，老師那裏早已大雪封山了。你這一件舊棉襖，也抵禦不住深山的嚴寒啊！」
宋濂說：「今天不出發就會誤了拜師的日子，這就失約了；失約，就是對老師不尊重啊。風雪再大，我都得上路。」他穿上草鞋，背上行李，踏著幾尺深的積雪，一個人走在深山之中。
當他到達老師家裏時，四肢都凍僵了不能動彈，很長時間以後才有了知覺，老師讚嘆地說：「年輕人，守信好學，將來必有出息！」
正是因為宋濂能忍受窮苦，把艱苦的生活當作是一種磨煉，是對意志品質的考驗，以苦為樂，他才能成就事業。他說道：「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興的事，讀書明理是最神聖的事情，所幸自己還得以置身於君子的行列中。」（《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