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期）我想要加入的这个新单位是公司新成立的医药研究中心。公司所以要进入药界，就是当年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走向都是一般的化学商品。公司认为，化学商品的利润不高，而且需要不断的改进，研发新的产品，成本就相对的提高。所以后来，决定转向医药发展。这个消息一发出来，成为公司一个最热门的单位。同时在80年代开始，公司就进行裁员。譬如有800员工的化工部门，就几乎全部遣散。因为公司再也不主张建新厂。都是改造现有的厂房而且都变成多功能的厂房。医药公司的成立，所有的高层管理成员都是从美国各大医药公司网罗而来的。经过多次与新单位的面谈，最后我终于拿到这个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没多久，我的要求转组也被我老板核准了。辞职时，这个肥仔老板表面上说很遗憾我的离开。他那两只小眼眨巴眨巴的背后，可是埋藏着很多治我的方案，只是我脚底抹了油跑的快，逃避了他的整肃。
我的新老板，马文先生是一位挪威后裔的美国人。首先，一看就知道是个面善的老实人。在公司呆了有20多年，一直就是个实验员。我跟了他快两年，到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位老板虽然不得志，可是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友善的人。他告诉我他实在看了不少美国人在公司里玩的花样。那时因为我们这个新的单位成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他才被以前的一个老板网罗（也就是我们的大老板）转进来而且破天荒的成为一个最低管理阶层的组长。讲起他的过去，还不胜唏嘘。他说那年他刚结婚，被派到工厂负责监督开工。每周日飞到南部工厂，周五晚回来。他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婚的老婆。因此，下班后经常和同事泡酒吧。有一次老板来工厂视察，两人吃晚饭后，一起在酒吧中续聊。大概是因多喝了两杯威士忌，在要求老板尽快把他调回去被拒后，起了口角。我的老板大概是一时激动，又想老婆，对他的老板吼了两句。好了，这一吼就注定他做了20 年的实验员。一直到这个单位成立，我们的大老板才拔擢他。我们这个组，那个时候的成员都是技术高强，进来的都是标准的技术实验员。我能进入，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技术专长。我仍旧是组里的唯一中国人。我们经常讨论工作上的技术问题，大家非常专业。这些老美都是一时之选，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我一上班，我的老板就常常找时间跟我谈公司多年来他所看到、经历过公司丑陋的事情。他说那些上面的领导阶层都是彼此有关系的。那个圈子非常龌鹾。举凡酗酒、吸毒、玩女人等等。你要进入那个圈子，前途才能辉煌腾达。你在公司的成败，与你的工作表现并不是常常成正比的。那些工作表现越好的人员，你就永远呆在实验室做实验。因为老板们要用你的结果升官。然后，拼命给你工作。对那些不会做实验的人，就少给他们工作。多少年后，我自己做了老板，才发现这个道理。因为会做实验的人，有时你不给他充足的工作，他们会觉得不够挑战。对那些技术不行的人，为了求生存，只得放下身段，跟着老板后面奉承着、混着。而这些人往往比谁都有办法。我这个老板，是个天主教徒。他说就凭这一点，他是没有办法与他们沆瀣一气的。老板再三强调，在这个小组，他计较的就是工作表现。我的老板要我安心的工作。同时很明白的告诉我，根本就死了想走管理阶层这个路子。他一再告诉我，只要我干的好，以後我会找到我理想的工作机会的。
从事医药开发是一笔大的长期投资。我们的经费充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蛋白质的鉴定、分析。那时在美国做蛋白质最有名气的就是瑞士的罗氏（Roche）。后来，在美国几个大的生物遗传公司的管理阶层都是从这个公司出来的。我们这个单位在那三年期间完成了许多历史上的首次完成的工作，我也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从事蛋白质研究的一些顶尖的教授与从业人员，同时也到欧洲开了两次会议。那个时候，我们做研究员的一般只能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第一次是到比利时，我顺便去了巴黎、阿姆斯特丹。第二次是到德国的巴顿-巴顿。这两次旅游使我对欧洲有了些许的了解。说实在，我还挺喜欢欧洲的。在德国停留了一个礼拜，巴顿是个小城，晚上也没地方去，就在旅馆看德国的电视。我读大学时，修了两年的德语。我们的教授是维也纳来的神父。我们学德文的方法就是从会话开始。那位神父，只说德文。到了第二年，我们看德国电影，还用德文写作文。那时我的德文可是呱啦呱啦叫的。尤其我的德语发音，抖抖小舌头，还蛮正点的。可是来美国后，不用德文就全部还给老师了。没想到，在德国的一星期，天天耳濡目染的环境下，我的德文居然隐隐约约的出现了。最后一天我到了法兰克福换机，停留一晚，我开始用简单的德语问路、与人交谈。我告诉自己，如果再多呆三个月，我的德文一定会很溜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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