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甲午年中日衝突的必然與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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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7月27日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是歷史重大轉折,後世中國在檢討這一事件時總是歸因於日本人在東學黨起義爆發後對中國的誘導,以為中國政府沒有看清日本人的陰謀,輕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議向朝鮮派兵。這個檢討其實還有很大的再檢討空間,因為中日雙方的政策走向並不因對方的一個建議而發生根本逆轉。
  
1894年6月6日,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兩千淮軍精銳登陸朝鮮,準備參與鎮壓東學黨。
  
中國軍隊的動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興趣,或許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結果。日本政府獲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進行戰爭動員,成立戰時大本營,日皇睦仁親任統帥,日軍參謀總長有棲川熾仁親王為幕僚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陸軍參謀,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參謀。日本立即進入戰爭狀態。日本首相伊籐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視情況許可施行「適當的臨機處分」,顯然是讓大鳥圭介尋釁鬧事,尋找戰爭的理由。
  
日本的動向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面高度關切。6月7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務省,表示中國政府依據朝鮮政府書面請求出兵,依據十年前天津專條約定,派兵應先行文照知。汪鳳藻在照會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接受了這份照會,但對照會中「屬邦」之說很不以為然。汪鳳藻與陸奧「大費辯論」。稍後收到李鴻章的電報指示,以為「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歷歷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人之認否。」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於日本是執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決雌雄,因而對中國方面的任何解釋都不願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鮮派遣七百名軍事人員。中國駐朝鮮最高負責人袁世凱即設法查詢,日本方面解釋說此舉只是為了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中國政府對此答覆日本政府說,日本此舉只為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和商民,暫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適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內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夠準備,當然不會聽從中國政府的勸告。6月10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統兵抵達仁川,不顧朝鮮方面反對,強行進入首都漢城。
  
針對日本人的挑釁,袁世凱強硬以對。立即請求駐紮在仁川海面的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率部進入漢城與日本人對抗。
  
對於袁世凱的決定,李鴻章似乎並不太滿意,他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袁世凱:漢城平安無事而日本人不聽勸阻執意妄為,各國公使當有公論,我宜處以鎮靜,若各調兵作聲勢,徒自擾也。
  
李鴻章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與日本發生衝突,但日本人並沒有善意理解中國的立場。日本在隨後不斷向朝鮮調兵遣將,各國使節似乎也對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鳥圭介找袁世凱面商撤並事宜,表示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豈有惹是生非的動機?他表示將阻止日本政府繼續向朝鮮派兵,同時希望袁世凱也能阻止中國繼續用兵。
  
大鳥的態度影響了袁世凱和李鴻章,李鴻章指示袁世凱,既然大鳥願意將已到漢城的日軍暫駐即撤,那麼我們也就不必加派軍隊,葉志超、聶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鮮節外生枝,假如東學黨人已經被驅散,我軍當陸續回撤,以免朝鮮疑怨,日本藉口,繼續向朝鮮用兵。
  
李鴻章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已命葉志超部緩進暫扎,整理歸裝;並命袁世凱與大鳥協商,中日兩國同時撤兵。
  
總理衙門不這樣認為。總理衙門在復電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與我同時撤兵,那麼我兵宜仍前常駐,葉志超、聶士成部仍以進剿東學黨為是。
  
日本政府當然不會輕易撤兵,當東學黨起義平息之後,日本政府仍在尋找繼續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議兩國攜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且共同平定朝鮮內亂。很顯然,日本的理由就是為了不撤兵,他們也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答應這樣的請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擺脫在國際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鮮內政」獲取國際社會的認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約見中國公使汪鳳藻,表達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達。
  
對於日本政府的建議,李鴻章非常敏感,他當即指示汪鳳藻對日本人「共改韓政」的建議給予嚴厲駁斥,不要留有絲毫實施希望。李鴻章說,朝鮮內亂大致平定了,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十年前伊籐與我訂約,明確規定「事定撤回」。且日韓《江華條約》也規定朝鮮內政自主,外部勢力不應該利用朝鮮的內亂危機過多干預。所以中日之間並不存在「共改韓政」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日本來說,「共改韓政」的動議或許是一張好牌,中日交涉確實由此進入一個複雜階段。日本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加大在朝鮮的軍事存在,他們期望以軍事上的優勢和先發制人,掌握朝鮮事務的主導權。
  
日本軍隊並沒有像大鳥告訴袁世凱的那樣逐步回撤,相反在隨後的日子裡不斷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國官員的神經。袁世凱、汪鳳藻等將這些情形隨時報告朝廷和李鴻章,但李鴻章依然不為所動,勸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適啟其狡逞之謀,殊非伐謀上計。
  
在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中,李鴻章以為日本政府的用意現在還很難準確預測,我方只能冷靜觀察,謹慎出手,如果我沒有向漢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踞漢城?
  
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中國在此後一段時間,一方面竭力駁斥日本政府「共改韓政」說,指責日本無權干涉朝鮮內政,要求日本與中國同時撤回在朝鮮的軍隊,尊重朝鮮主權。另一方面,李鴻章利用國際關係,請求利害攸關的俄國等友邦出面協調,勸說日本。
  
不過,日本「共改韓政」的動議畢竟是在道義上略高一籌。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擔心國際社會壓力,更不擔心中國政府。6月22日,陸奧宗光總汪鳳藻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對中國政府拒絕「共改韓政」深表遺憾,表示日本斷不會撤退駐紮在朝鮮的軍隊。這份外交照會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對華絕交書」。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各行其是,衝突的幾率越來越高。
  
既然對華絕交了,日本政府當然不再顧及中國的態度,日本開始向朝鮮大規模用兵,並著手單方面制定「朝鮮內政改革方案」。朝鮮事務的主導權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釁激起中國內部相當不滿。一些力主向日本強硬的人不斷向朝廷施加壓力,請求強硬以對。6月25日,朝廷告訴李鴻章,根據現在的情形,口舌之爭以無濟於事。日本政府大規模向朝鮮用兵,使半島形勢日趨危機。究竟應該如何處置,還望盡早拿出辦法。
  
根據朝廷指示,李鴻章有一詳細稟報,他仔細分析中日軍事實力,以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上亦非大舉不辦。即便大舉用兵可以扭轉局面,但李鴻章依然認為不應輕啟釁端。李鴻章詳細列舉了北洋海軍裝備,強調堪備海戰的戰艦只有八艘,其餘的船艦只能供運輸、練習而已。最近數年,部議停購船械,未能續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鋒北洋絕對處於劣勢,很難勝算。
  
至於陸路,李鴻章說,沿海各軍將領久經戰陣,器械精利,操演純熟。然合計不過兩萬人,分佈直隸、山東、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為厚。如果讓他們出境援韓抗倭,事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慮為敵所乘,有妨大局。
  
李鴻章建議從兩個方面準備,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鮮問題上懲處日本,那麼就應該認真準備,假以時日,籌集足夠的經費,添置必備的裝備,大規模擴充軍力,戰則必勝,不打無把握之仗。二是建議朝廷還是謹慎考慮,不要輕啟邊釁,否則後患無窮。
  
李鴻章避免衝突的想法應該說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內部,還是前線的軍人,似乎都還死守傳統宗藩理論,依然將朝鮮想像為中國的藩邦,以為日本對朝鮮的干預就是對大清的蔑視,他們不知道時移勢易,大清不再是過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過去的倭寇,朝鮮也不再是過去的藩國。然而他們保護藩國的呼籲非常誘人。7月12日,御史張仲炘等聯名上疏,從檢討中法戰爭失誤開始,歸結為必須與日本在朝鮮一決勝負,因為朝鮮與東三省壤地相接,為我國家必爭之地,日本窺伺,俄國垂誕,英國虎視。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東北亞亂局勢必給我大清帶來無窮後患。
  
愛國主義、國家利益是最好的說辭,日本大規模用兵也給中國留下了這樣的機會,其實日本本來就期待中國同樣向朝鮮用兵,只有這樣才能為日本找到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

日本大規模軍事行動嚴重刺激了中國,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鴻章改變原來的思路,積極籌備,向朝鮮發兵。李鴻章根據這些指示,調整佈局,開始抽調精兵開赴朝鮮。
  
7月21日下午,滿載清軍和武器彈藥的「愛仁」號從天津大沽開行。第二天傍晚,「飛瓊」號離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昇」號從大沽啟程。北洋海軍副將方伯謙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濟遠、廣乙,悍然擊沉高昇號運兵船,一千多名清軍官兵命喪大海。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兩國同時發佈宣戰詔書,相互指責,影響遠東格局特別是近代中國歷史走勢的甲午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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