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30日訊】導讀：上個系列由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公佈的對釣運左派代表人物花俊雄的訪談中，披露中共當年如何滲透保釣運動來發展海外代理人，紐約中共僑團頭目花俊雄就是一例。本係列繼續探討保釣運動結束後，臺灣保釣人士不同的人生選擇。
（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1970年代初期的保釣開始，至今40多年過去了。當年保釣左派寄托希望的北京政府在保衛釣魚臺方面也沒有實質的作為，這期間，保釣因不同原因時起時伏，在美的臺灣留學生，從此分不同派，左、右分道揚鑣，走出不同的人生軌跡。
一批擁護中華民國的留學生認為中共在大陸的殘民暴政更可怕，主張反共保臺衛土，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組織，認為「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就是愛國」。
據近年披露的大量保釣文獻及回憶錄，有相當一部份參加保釣運動的左派積極份子在運動中接觸了馬列主義、毛思想，傾向社會主義。從保釣運動到文革結束，陸續有海外學者回大陸，但發覺所學的專業特長大多無處發揮，「只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兩岸關係的溝通交流上……實現另一種人生價值」，來自臺灣的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林盛中是其中的一位。
根據林盛中的回憶文章，他「參加保釣運動，才開始接觸到馬列主義、毛思想，並在運動當中運用……組織和宣傳，搞統一戰線。」林盛中現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臺灣同學會會長、全國臺聯副會長。
其中一些人在訪問中國回來後，徹底對共產主義產生幻滅，其中一名作家從大陸回來後，也改變想法，他告訴人：「大陸許多出版品是通過嚴格的組織運作和在中共意識型態要求下的產物」 「訪問大陸的人都認為大陸不得了，強大的不得了，像陳若曦和她丈夫老段，住了幾年就知道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華總商會董事長于金山回憶當年說。
大批被統戰的學者則留在海外，原因是北京擔心這些知識份子回大陸「不能適應」，因此，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指示這批臺灣親共學生：「你們這些人應該留在海外繼續幹革命」（——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釣運文獻館對花俊雄的訪談）。
左派走向紅色後，留在美國的保釣學生「實際上也並不是說沒受到很大衝擊。」花俊雄說：「譬如說林彪事件……中國共產黨裡頭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大家的思想發生了混亂……對我們震動最大的是四人幫事件。」
1976年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一切真相大白，這種把中國大陸視為社會主義理想國的思潮才逐漸褪去，很多人不再盲目的擁護中共，回到自己的專業本行。還有屬於中間派的，只關心「保釣」，不願在政治上選邊站，在參加幾次示威遊行後很快退出。
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轉變
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中共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本國和平示威公民， 許多保釣左派也參加了在美國和海外其他地方舉行的抗議譴責活動。有僑界人士說：「連花俊雄都出來示威，後來，中共又回來了，他在聯合國位置要保，他是現實派。」
花俊雄和朱立創都在聯合國為中國代表團做翻譯。1971年自中國代表團進駐聯合國後，有80多名臺灣左派保釣人拿中國發的護照，到聯合國擔任翻譯，為中國代表團服務，「就地報國」。花俊雄雖是臺灣人，但他直到1988年回臺灣，拿的仍舊是中國大陸護照、簽證。此後，每隔一年就回臺灣一次，幫助中共統戰臺灣各界人士。
1993年起，花俊雄擔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長達20年，曾任美國紐約華人華僑聯合會秘書長，現任常務副主席，現在自認「在有關兩岸方面的建言方面，優勢越來越小」。
「六四以後共產主義理念破產了，就是為了生活，飯碗。」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僑界人士說，百老匯大道近蘇豪區紐約最大的中國國貨商店珠江百貨，三萬多呎的售貨區域，上萬種貨品，其背後的股東老闆就是這批人，「就像香港的華潤公司一樣，這邊就是珠江百貨公司，都是臺灣人做股東，花俊雄也是股東。」
與花俊雄一起繼續在幫中共幹事的，還包括朱立創。比花俊雄小11歲的朱立創同樣深受1970年代席捲世界的「造反有理」左翼思潮影響。 1976年，朱立創24歲時，第一次到大陸北京參加前黨魁朱德的葬禮，1979年第一次去了西藏。其後每三幾年回一次北京，在被中共領導人集體接見後，曾感激涕零的說：這輩子沒白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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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ric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