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8月11日訊】在江西井岡山地區被國民政府圍剿後的赤色匪幫，大逃亡時本已經是圖窮末路。西安事變及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1937年7月22日，中共於是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願意為實現三民主義奮鬥；取消推翻國民黨的暴動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管轄。8月22日，蔣中正正式任命共軍領袖朱德、彭懷德二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原共黨紅軍）的正、副總指揮。然而中共此《共赴國難宣言》其實只是一個幌子，一個為「統一戰線」計劃所下的一步棋。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推翻國民黨、奪取中國政權的一切行動上，披上一件「合法」、而且「感人」的外袍。所以雖然中共表面願意接受蔣中正的指揮，但是實際上卻仍然是遵循著毛澤東的指示來行動。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允許建立「陝甘寧邊區政府」與「晉察冀邊區政府」；延攬毛澤東、周恩來、等七位中共重要高階層份子為國民參政員，並任周恩來為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允許中共於重慶創辦新華日報，亦允許共軍於重慶、成都、西安等地設辦事處。國共兩黨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使中共得以死裡逃生。
這樣的一個契機，中共在皖南蕪湖及江蘇廣大的地區開始了它發展壯大的全過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作了《對新四軍進行遊擊戰的指示》，指出：「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域，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
抗戰時期皖南的宣城、當塗、蕪湖地區主要包括宣城的金保圩和狸頭橋，當塗的大官圩，蕪湖萬春圩，以及郎溪、高淳的邊緣地帶。這裡是蘇南、皖南兩地區的側翼。抗戰爆發，國府南京和蕪湖相繼淪陷後，筆者家鄉的這片區域日偽統治也出現一度相當薄弱的情形，這成為了中共必爭之地！民國27年(1938)5月11日夜，新四軍先遣支隊在粟裕司令員率領下，抵達宣城北境，12日經筆者家鄉一帶的東門渡、裘公渡、楊泗渡、橫崗橋抵雁翅，13日晚離宣城經高淳赴蘇南。6月2日，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率部途宿宣城北鄉東門渡(1971年劃屬蕪湖縣轄)，次日率部抵達狸橋鎮，聽取粟裕關於江南行動報告後離宣城赴蘇南。6月中旬，新四軍第三支隊第六團進駐宣城北水陽地區。6月下旬，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等人，由涇縣雲嶺赴蘇北途經宣城北鄉金寶圩作暫短駐留。7月上旬經狸橋過小南湖赴高淳。6月下旬，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來宣城採訪，並對城區抗日軍民發表演說。此外中共高員彭沖，譚震林等人均曾經在這裡活動過。
赤腳穿草鞋，
踮腳望著鬼子來。
參軍要參新四軍，
「大五」票子嶄嶄新。
穿的是綢，吃的是油!
打起戰來不要頭……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受「四爺」的極度誘惑，我的爺爺當時也加入了那個黨，那樣的武裝力量。為了探究這段歷史，筆者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和少數尚健在的親歷者多次交談過。翻開這本中共黨史——中共蕪湖地方史資料叢書抗日戰爭專輯《中江烽火》，透過濃烈的黨文化語言，通篇充斥著流寇行徑，權謀與詭計，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處。中共政權出爾反爾、不仁不義之流氓本質暴露無遺。
關於我爺爺的故事見諸該書p154——155頁，大致有過這樣簡略的記載「一九四零年秋……國民黨反動派加緊了對我軍的限制，磨擦事件不斷發生。九月國民黨一0八師夥同當塗縣常備隊，以四、五百人的兵力，向我宣蕪當獨立游擊大隊發起攻擊，製造了『金寶圩事件』使我軍遭受很大損失，……等人英勇犧牲，宣蕪當中心縣委及其下屬組織均遭破壞」。「一九四一年在『金寶圩事件』隱蔽下來的……等秘密進行聯繫，繼續進行黨的地下活動，並與皖南特委取得聯繫，九月……皖南特委派……重建了金寶圩被破壞的宣蕪當工委……恢復了黨的基層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敵後鬥爭」。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據皖南特委指示，將蕪湖從這個工委中劃出，改為宣當工委，屬蘇南區黨委領導。並以大官圩為中心，向金寶圩一帶發展，將大官圩黨組織化為東南、東北兩個區。其中橫崗橋特區……」。我的爺爺就是在此時刻、此背景下加入紅色共產組織的，該書此頁赫然記載著「丁埂支部，書記劉國珍」（應為：劉國禎。筆者注）
民國時期，我的祖宅就已經在青弋江支流的南岸邊，依江堤而坐落。老宅房屋的後面就是滾滾的趙家河，藉助一葉扁舟，河流就可以使人們很便利地到達水陽江、月亮湖、清水河、蕪湖長江的每一段以及江蘇的廣大區域。而老宅前面則又是開闊平坦的圩田，縱橫交錯的湖島水道、荒灘濕地又連接通往宣城方向的新豐、九連山、敬亭山、和稍遠些的廣德、浙江方向。如果沿著江堤徒步而行則往往又能交叉到達各個不同的地方。
民國三十年間筆者祖居的宣城永安鄉四社（即現在的蕪湖縣黃池橫崗橋社區永興行政村）來了一位身材矮小、癩痢禿頭、其貌不揚的外鄉人。起先鄉民們只見這位外鄉人經常肩挑本地各色土特產，一個小商販就這樣時常往返於各村間。不久，這位1918年8月出生於蕪湖縣火龍崗鎮三聯村（原善瑞鄉沈村）貧寒農家，在兄弟6人中排行第5（另有兩個姐姐），只讀過3年私塾，名叫陶大本的外鄉人並在筆者祖居的查定圩大荒田處幹起了養鵝放鴨子的「營生」，通常也會在江河湖汊內從事一種在筆者家鄉叫做「放絞絲網」的小漁事。家處水鄉澤國，我的爺爺是長江、河道裡一位出了名的捕魚老手，一年中都會有很多的時間用於漁事。據筆者八十五歲高齡尚健在的老共產黨員伯父回敘，早早晚晚這位外鄉人都會主動和氣地跟我的爺爺打聲招呼、叫聲「老劉」，就這樣「不經意間」他們從相遇到相識、相交。乃至這位擔任了中共地下黨的領導職務的外鄉人陶大本將我的爺爺和其他一些人一起「積極發展黨的地下組織，配合新四軍在江南的抗日行動。三年內戰前夕，為配合共軍渡江，發動群眾抗丁、抗夫、抗糧，收繳國民黨的物資，攔截國民黨軍隊潰逃時偷運的糧食、衣物和槍支彈藥」。
還在很小的時候，我就從鄉里老人們的言談中得知爺爺的故事。今天即便在翔實的史料面前，老人們敘述的情形基本上也是符合歷史的，都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大時代脈絡。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新四軍先遣隊司令員粟裕經過筆者家鄉「挺進」蘇南「實施戰略偵察」後的同年七月， 新四軍二支隊以及三支隊六團先後到達宣（城）當（塗）蕪（湖）地區。三支隊六團派民運股長顧節鼎到金寶圩開闢工作，以金寶圩和查定圩（即筆者祖居地）為中心，一直活躍到蕪湖縣的清水河、黃池一帶。顧節鼎在筆者祖居地查定圩的橫崗橋、朱山、周村湖、南陽、陡門口、大屋基一帶活動。
三支隊六團民運股長顧節鼎，中共建政後改名顧鴻——即原江蘇省長、中共高員顧秀蓮的父親。這位1955年被中共軍委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陞為少將。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又被中共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的「開國老將軍」，原本是蕪湖對江廬江縣戴橋鄉戴橋村人，抗日後期日寇潰退時其家族父母皆遷至到和筆者相鄰不遠的「北湖裡」圩口，安家即現在的蕪湖清水河排灌站附近 。筆者的村子裡至今仍有其宗親家族，與筆者家相隔不到一里路程的南洋圩「大屋基」村現今仍生活有其同宗同輩的老人。
民國的二十七年後的一段時期，中共新四軍三支隊六團民運股長顧節鼎和他的父親常常來筆者祖居地查定圩的橫崗橋、朱山、周村湖、南陽、陡門口、大屋基一帶「嘮本家」。橫崗橋位於蕪湖縣北部，東與宣城金寶圩隔河相望，南與九十殿、趙橋毗鄰，西連趙家河與鹹保、保豐相對，北與當塗縣黃池鎮隔江相連。抗日戰爭時期，橫崗橋地區是日寇和汪偽統治薄弱地區，卻是共黨組織在查定圩、鹹定圩「開展革命活動」的中心，中共皖南特委與新四軍六師、七師的地下聯絡交通站就建在南洋圩大屋基（現永興村），站長艾立富。「金寶圩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無法容忍的是，毛澤東對國民政府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對內卻堅持要求部下「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由於急劇擴張自己地盤而與國民政府軍發生衝突，最終導皖南事變。所謂的「金寶圩事件」實際是皖南事變的前兆），共黨宣當蕪中心縣委及其下屬組織先後遭到國民政府查獲，查定圩一帶共黨組織活動由公開轉入地下。1942年7月，根據中共皖南特委指示，隨後在南洋大屋基建立地下聯絡總站。其中在鹹定圩建立了交通分站，這標誌著共黨宣當蕪工委與皖南特委和蘇南區黨委的秘密交通聯繫全部打通。共黨後又在查定圩、鹹定圩成立了以橫崗橋為中心的特區委。特區委領導8個支部（我的爺爺既是這8個支部中的一個支部書記），其黨徒發展到90多人。1943年春，特委加強了交通等工作。
中共於「國共合作、統一抗日」的這段時期內在皖南的宣城、蕪湖、當塗地區共發展了600——800名黨徒。不但筆者對「最初他們是有哪裏派來的？」這樣的問題疑惑不解，即使體制內搞黨史的人一度也不知道這些情況！或許《彭沖同志談當蕪工委的建立》一文可以解答類似的疑問者：「當時江南的地方黨組織，是在部隊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沒有部隊作依靠，派幹部發展地方黨是建立不起來的。有些搞黨史的人不知道這些情況，總是問我是哪裏派來的，當時地方黨是離不開部隊。他們不知道新區的群眾是靠軍隊，然後有地方黨。依據我們的老傳統，軍隊政治部，帶有半政權性質，有權出佈告，派黨委。」。「工作組就是軍政治部民運股，民運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培養地方幹部，特別是服務團民運股要幫助地方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部隊在哪裏就職哪裏發展黨員。那時每個部隊都有民運組」，「開頭都是部隊在那裏發展黨員，發展了再交給縣委、區委，建立黨的組織。不一定有區委，工作開展以後才建立區委，再繼續發展黨員」。彭沖的這段話事實上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解釋了「槍桿子與政權」的關係——即先有槍桿子後有政權，對應了共產暴力的本質特徵！
在「國共合作、統一抗日」的這段時期內，宣蕪當地區共產暴力活動藉以「革命、抗日」的名義較之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和增加。 其行為無一不充滿極度的血腥和暴烈： 勾結「兔子隊」（民國時期筆者家鄉一種地方小股的賊匪）綁架勒索地方的鄉紳富家；沖抄國民政府的地方鄉公所搶奪槍支及財物 ；殺害國民政府的官員和家屬；張貼佈告「除漢奸」、廣發宣言；散佈各種不利於國府戰略的謠言並嫁禍於國府國軍；發行貨幣徵收「公糧公草」提供給共黨新四軍，擾亂國府和社會經濟程序； 游擊國軍部隊；罷工、罷市、減租、搶糧；為新四軍蒐集政治軍事情報提供糧秣、嚮導、宣傳、運輸等多方面的支持.……各種非法不義行徑由於篇幅的限制筆者不展開詳敘。總之共黨以發展壯大其組織和武裝力量為根本目的，以便為日後能和國民黨開戰搶奪政權聚集本錢！
中共「解放前的革命時期」我爺爺最大的「革命業績和功勞」可能要算是營救了皖南特委南蕪宣縣委組織部長阮致中和宣傳部長劉碧波夫婦了。阮致中(化名：王佐)，這位1911年7月出生1938年9月加入中共的安徽銅陵縣人其夫人劉碧波則是蕪湖南陵弋江鎮人。1941年6月中共皖南特委派阮致中、劉碧波來到蕪開展地下工作。阮進入市區後通過關係在商人吳成文的雜貨店以做生意和管帳為幌子，進行地下活動、發展黨徒。劉碧波則協助阮工作，又與阮致中以工人身份混入蕪湖裕中紗廠，在廠內以「拜兄弟、結姐妹」方式聯絡、組織發動工人，發展黨徒。阮致中、劉碧波等人還同時在蕪湖市區建立情報站、交通站，開設鹼廠和糧行，為新四軍蒐集政治軍事情報，接應、護送經過蕪湖的黨員幹部，為新四軍採購醫藥、電訊器材、炸藥等軍用物資。
根據筆者現年八十五歲高齡的老共產黨員伯父的回敘， 大約在1946——1947年的農曆八月間（鄉下收割中稻的季節），阮致中、劉碧波夫婦帶著週歲的孩子、奶媽、警衛員曹根木四人，夜晚時分有蕪湖市區到達我爺爺家，他們一行計劃是要經由查定圩的橫崗去宣城金寶圩的楊泗鎮，再轉去江蘇新四軍部。伯父的回敘連一些細節都很清晰：如這對夫婦當時是隨帶有二斤白糖、一盒聽裝帶魚……。我曾經啟發性地問伯父：「他們真的是對夫妻？還是化妝成革命夫妻的？」伯父的回答說看這對男女神態情形可以確定是真夫妻。因為筆者所能獲取的信息條件受限，自己現在還不能確定「這對夫妻」究竟怎樣。當我試圖問伯父這對夫婦等四人的口音和以及和爺爺「談革命工作、任務」的更多內容時，伯父啞然一笑：「我也只在裡間偷聽一點點，他們談話也避著我呀！」。這符合中共「當時，黨的組織同黨員的聯繫，多半在夜間進行，而其還大部份在野外或暗室，黨組織負責人向黨員交代任務，瞭解情況，以及召開黨的會議，身上都不帶文件和材料，以防不測」這種地下活動的習慣做法。
這個故事的精彩之處在於後面發生了頗為驚險的變故：在我爺爺和他們談話的中途，阮致中、劉碧波夫婦的警衛員曹根木卻突然離開了我爺爺家，這引起了這對夫婦的高度警覺和惶恐。據伯父說這對夫婦當時的判斷是小年輕的警衛員曹根木出去給「兔子隊」通風報信了，因為這對夫婦身上是攜帶有槍支的。於是我爺爺並以極快的速度將其一行中的三人藏匿於老宅前三百米外田中的一個草垛裡。少頃警衛員曹根木又回轉問我爺爺「他們哪裏去了？」，爺爺回答：「你前腳走，他們後腳也走了！」這段「誰是叛徒」的公案在蕪湖地方黨殘酷鬥爭的1963年時，「上面」還帶阮和曹二人到我爺爺家詳細詢問、核對當時的情況，那時爺爺因為風濕癱瘓已經言語不太清晰，卻還手指曹根木說：「就是這個小鬼壞……！」隨即曹被帶出不再允許旁聽上面來人和爺爺的談話內容。曹根木的一種說法是他自己去了和我爺爺家相隔一里多地外的新四軍六師、七師的地下聯絡交通站找站長艾立富了？？
按照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邏輯，我的爺爺在中共篡政竊國後是被任命做過農會主席的。那時的農會主席個人是可以擁有槍支的，槍隨人走。父親也曾經談到過在某年的春季插秧時節他們曾經撥弄爺爺的槍支並且走火，險些釀出人命！事實上我爺爺在擔任農會主席後不久並轉去了「堤工會」，原因是「窮農會、富堤會」。那時的農會幹部是不發工資的，而相當於「水利建設委員會」的堤工會是發放工資的，看來筆者的爺爺真的是曾經拿過共幣的！這難道就是爺爺「拋頭顱灑熱血一般地鬧革命」的個人利益訴求？？
……歷史的天空雖然浩瀚卻也並非無跡可尋。筆者審視家鄉和爺爺同期加入共產「鬧革命」的那些人，他們具有的共同的特點是「無產、無知、無情、無法、無德、無美、無賴」——譬如筆者的爺爺就大字不識一個！，真正的鄉紳大戶、書香門第出身的大都投身去了國民政府！當筆者對中共政權來源的合法性質疑、對共產制度厭惡之初時，我在和見證過這段歷史的尚健在的那些老者交談中，常常試圖更詳細地瞭解我爺爺的一些具體而生動的故事情節，我問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們那個時候真的盼望共產黨和他們的軍隊來解放自己啊？」談興正濃的他們這時候言語間卻又總會閃爍其詞！筆者家鄉流傳著這樣一件很久的事情：與我一田之隔的北埂村老人謝榮貴的父親生前屬貧寒農家，民國38年共軍「大兵渡江」佔領筆者家鄉的那天是農曆三月二十六日，共軍隨即對社會實行全面軍管。鄉人謝榮貴過世了的父親曾經在田埂邊放牧，因為牧牛偷食稻禾嫩苗老人家並用鞭子管教牲畜，沒有想到的是這畜生偏偏用犄角頂撞主人。於是老人家憤而用鞭子抽打牧牛，嘴裡用那種江北佬的口音不斷地罵道：「儂媽的！你就像解放軍一樣不講理！」。恰巧的是此時正好有一位穿軍裝的共軍軍管幹部路過，軍管幹部停下打探老人姓名、家庭住處……。這就是中共口口聲聲所說的「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給予了自己執政地位」！
……然而紅障蔽眼，青史成灰，一度卻把故國忘卻!宣傳「萬惡的舊社會」「反動的國民黨統治」。史德的敗壞必然造成人心的敗壞！受紅魔黃俄的矇騙、挑撥、教唆，一度使大陸淪陷區的人民成為集體斯德哥爾摩症侯病患。皓首蒼顏，慨然喟歎，難道不會百感交集！中華民國——我們曾經的那個國家，雖然她有苦難和紛飛的戰火；但是她有自由的空間，有公義和愛的良恭儉讓，有各種社會團體生存和發展的足夠的空間，有社會進步的動力，第一共和魅力無窮。
……回望歷史，恍如時空錯位，曾經「革命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打來的紅色江山於當初誓言裡所勾勒的圖畫原本就是面目皆非！失去自由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輝，紅色的天空塗滿了謊言：罪人變成了恩人；災星變成了救星；賊寇變換成正義；地獄幻化成天堂！如果人類歷史是浩渺的銀河，那麼我們這一代人是暗淡無光的！回望這個大千世界，有幾個民族如同我們這樣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做那無謂的紛爭、仇恨、殺戮、排他……我們似乎還是未開化的野蠻人？
六十五年，三民主義和馬列共產之爭早已經有了清晰的答案！歷史給大陸人民上了悲劇性的一課：引入馬列，引入共產，迎合共產，臣服於共產！一個海峽，兩種制度，當初的對與錯、是與非，時間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一個是亞洲民主的樣板，一個是這個世界上共產專制最後的壁壘！一邊是人民自由心靈的家園，一邊是倍受奴役的動物莊園；一個已經融入了人類主流文明、受世界各國人民普遍歡迎；一個卻在逆時代潮流而動、逆普世價值而動！六十五年，一邊在吸收世界先進文明，保留我固有優良傳統；一邊早已禮崩樂壞淪為禽獸之邦，流禍世界！共產主義、納粹軍國主義、恐怖主義同為世界人民的公敵，肅清共產餘毒是全人類的事業；全世界人民都在唾棄共產的今天，共產幽靈仍然在中國作祟，人民依舊還在被羞辱戲弄！中共成長至今的歷史就是騙子、流氓、暴徒三部曲。死守一黨專政，剝奪了十五億三千萬大陸人民的政治選擇權，中共政權依然是匪類政權，中共治下的大陸社會依然是非法的社會！共產中國也能人模狗樣地擁有主權實實在在是對人類文明莫大的嘲諷與挑戰。
每一個生活在大陸的人都該跟中華民國道歉！是我們引入了共產馬列，是我們響應了共產馬列，是我們受共產馬列的誘惑並且參與其中。今天我們受共產專制的奴役何嚐又不是自作自受自賤自孽？！人人都以受害者的心態自虐卻又不曾打算去懺悔！因為筆者公民社會意識的覺醒，2014年五月間被公安匪警帶至蕪湖縣公安局地下第六號審訊室結據畫押、被逼迫寫下了「不對時事做任何評論」「勿談國事」的保證書！在中共紅色話語體系中筆者也算是一位紅色革命者的後人吧，讓一個孫子對爺爺「紅色革命的歷程」進行徹底的否定這從個人情感上來說或許是難以接受的事情；但是作為一個追求自由獨立精神的頑強個體，要做到能夠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勇氣去傲視共產集權，個體這種精神和心靈上的淨化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民主憲政派、上書進言派、改良革命派……難道我們沒有先進的理論嗎？？——其實我們只要重歸中華民國，重新回歸中華民國的道統（三民主義）、法統（以四六憲法為基礎的憲法法統）和中華民國國統，從我們走錯了的道途中重新轉過身來。拋棄共產集權、埋葬共產集權需要大智慧、大勇氣、大擔當者！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