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8月11日訊】
血肉淋漓味足珍，
一般苦痛怨難伸。
設身處地捫心想，
誰可將刀割自身。
哪裏有共產黨 哪裏就有愚昧、野蠻、殘暴、內戰、饑荒、恐怖、血腥和混亂；自辱、自賤、自侮，致使不少人在無言痛苦中默默死去……！1931年蔣介石在南昌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退守台灣時更留下驚人一語：「大陸民眾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49年後鎮反、肅反、大躍進、文革、3年人禍大饑荒等56次整人和瞎折騰運動，致使幾千萬同胞死於非命！ ……
1885年生於興縣一個大地主家庭的牛友蘭（名照芝）。被視為晉綏邊區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牛氏是山西省興縣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興縣蔡家崖作為中共晉綏邊區行政軍事指揮機關所在地而聲名遠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毀家紓難，在抗日戰爭期間竭盡全力拿出物資支援八路軍。甚至還勸說生意上的合夥人同意拿出一部份物資支援中共軍隊「抗日救國」。一度還拿出2.5萬元提供給奉共黨之命從太原返回興縣籌辦興縣農民銀行的好友中共地下黨員劉少白作為銀行的建設基金。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幾乎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拿出來，支援了中共的「抗日救亡運動」。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兩萬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牛友蘭還帶頭在晉西北中共機關報《抗戰日報》上撰文，盛讚中共延安和晉西北根據地的各項建設成就。他在《抗戰日報》上發表觀感文章說：「最使人感動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能夠取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發揚光大，讓它在晉西北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牛友蘭把祖國富強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他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熱心鼓勵和支持子女參加革命工作，先後將其子侄十餘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47年秋，中共在所謂的晉綏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在蔡家崖召開了「鬥牛」大會，對牛友蘭進行了殘酷的批鬥， 致使牛友蘭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了極大創傷。牛友蘭是最後是被兒子用鐵絲穿過鼻子遊街示眾，這樣的「牽牛鼻」，牛友蘭受不了此種侮辱和絕望，於絕食三天後的9月27日而死。牛蔭冠當時卻對來報信的人說「你們（批鬥大會）」「是正義的」。
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是個共黨，陳佈雷在家打電話，陳璉和丈夫袁永熙就在另一房間竊聽，終於敗露被捕。陳佈雷向蔣求情，蔣沒原則，釋放了陳璉夫婦，陳佈雷卻羞愧難當，負疚自殺。就在父親大殮之日，陳璉夫婦逃往共區。陳璉夫婦結局如何？反右時丈夫被打成右派，兩人離婚，文革中陳璉被打成叛徒，跳樓自殺！
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是中共的創始人，更是後來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前的引路人。陳獨秀不但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還是一至五屆中共的總書記，主導全國的工作。陳獨秀竊得馬列主義暴力革命的「天火」，而所得到的又是甚麼呢？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托派」和「變節份子」。毛澤東奪得了中共領導權，為了篡改歷史，定位一尊，竭力否定陳獨秀的豐功偉跡，在中共黨內長時間掀起大批判運動，不但對陳生前的親朋故舊視為革命的「敵人」，對陳的子女也進行殘酷的迫害打擊，造成許許多多的傷痛，女兒陳子美的遭遇最能說明這一切。因父親原因極為低調，從不談論政治，只知做事拿錢吃飯。縱如此「偉大領袖」的「階級鬥爭」路線也沒有放過她。1976年為把「黨天下」變成「家天下」，搞倒國家主席劉少奇，悍然策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想不到60歲的她，也因父親陳獨秀的原因在劫難逃，很快被「紅衛兵」小將揪了出來，罪名是「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孝子賢孫」。之後被關進牛棚、遊街批鬥，遭受了種種非人的磨難。經偷渡到了香港後又風塵撲撲地隻身去了加拿大。而留在大陸的丈夫李煥照，因妻子和岳父的原因，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幾個侄兒侄女均遭到肅整打擊。大侄女兒陳禎祥，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當然首當其衝，認罪交待沒完沒了；二侄女兒陳紅在向領導匯報思想時，說了句對「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被定罪「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遭到鬥爭批判；三侄女兒禎慶到商店買毛像章，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成了「現行反革命」，險些判刑；小侄兒子禎祺年幼獲得「寬大處理」，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13年。
1966年文革，劉少奇明白自己的命運已注定，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歲的女兒劉瀟瀟。恐日後被投進監獄的王光美曾打算將劉瀟瀟帶進監獄撫養、劉少奇勸其另想辦法，王光美說《紅巖》裡面不是還有個監獄之花小蘿蔔頭，劉少奇打斷王光美：那是國民黨的監獄！ 中共中央常委有史以來總計不到70人，但先後有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王明、秦邦憲、張國燾、項英、高崗、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林彪、康生、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李德生、紀登奎、陳錫聯、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黃菊、周永康等36人，超過半數，被指控重罪，撤職下獄或槍斃，不得善終。其中顧順章全家被周恩來親自滅門……。這些被黨整肅、清除、乃至物理消失的人生前皆為中共高員，無一不是曾經身居要職的，其人或惡行纍纍或罪孽深重。他們窮其一生都在建立和維護著反人類的共產邪惡制度，反人類就是反自己，自然也就難免自己最後淪為惡制度的代罪羔羊！ 至於說劉少奇之流是中共黨內的冤案，那也只不過是共黨的思維而已。因為黨的利益至高無上，為了黨的利益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本來就是惡黨黨徒的義務或誓言，說到平反甚至平反後的當事人感激涕零，那也只能理解成對其人的重複羞辱罷了！
形成鮮明對比的可說是韓戰後中共軍隊的「志願軍」，俘虜回國後被關押審訊，批鬥凌辱，罪名是不拿引爆溜彈自盡。同為華夏同胞注定兩種不同的結局，1954年1月20日，14220名志願軍戰俘揮舞著青天白日旗，高喊著「回台灣」的口號離開了朝鮮板門店附近的聯合國戰俘營，登上軍艦浩浩蕩蕩踏上回到台灣的歸途，回到台灣，台灣民眾敲鑼打鼓夾道歡迎炮灰回家，在青天白日下才有青春和自由 。親共即等同於親魔鬼，這是鐵的事實，親共者其下場不言自明！其實在共產紅色中國生活的每一人何嚐又不是共產制度的代罪羔羊？！
筆觸還是回到家鄉看看和爺爺同期加入共產、參加過紅色暴力革命者的下場——那些鄉民耳熟能詳的人物當中也不乏筆者親眼所見者。事實上中共坐天下之初即迅速對其原地下黨徒實行了否認、抵賴、栽贓、轉移、乃至當作叛徒整肅槍斃的內部政策。中共暴力篡政前的原皖南特委與新四軍六師、七師的地下聯絡交通站站長艾立富，其人在一九四九年時因為「曾經在三叉河渡船口（筆者祖宅後門的江邊處）放走了「兔子隊」（民國時期筆者家鄉一種地方小股的賊匪）的一名叫夏天發的敵人；失去了革命意志、失節用錢物購置鄉紳地主丁國胤家族的田畝地並且操辦了購田酒席」。本來是要被定為叛徒變節分子受整肅的，終因為地方當塗縣長等同志的維護，中共做出對艾富立及其下線黨徒黨員身份的概不承認並且定為富農階級身份。屋漏偏遭連夜雨，同年的農曆八月十四，這位原皖南特委與新四軍六師、七師的地下聯絡交通站站長艾立富曾經發展的下線黨員——同鄉周村湖村一名喚作「許四拉子」的村民，抱怨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失去（這樣革命成功自己也無利可圖），帶殺豬刀要殺艾立富，終因鄉民勸阻未成。可見這群無政治理想、無個人品格可言的底層社會流氓無產者團伙文明程度之低下！
是年秋前，根據中共黨組織的安排，筆者的爺爺去江北的「上面」領回了自己的老同志和老鄉艾立富。事後爺爺還親自將艾立富之子艾克三（乳名喚作：末末子）送去縣武裝部也成為共軍隊伍中的一名小兵蛋蛋。從此後不再見這對父子對黨媽媽敢有任何的怨言。艾立富之子艾克三從共軍隊伍轉業地方安家落戶在安徽馬鞍山市生活。據筆者現年八十五歲高齡的老共產黨員伯父的回敘，艾立富雖一字不識，但是做起報告來卻可以搖頭晃腦、聲情並茂，此人口才極好，架子很大。艾立富也一度找過去併肩作戰的革命同志，希望能再次回到「黨媽媽的懷抱」。卻只見自己昔日革命同志的人情冷漠！遭組織拋棄的冷落感、晚年境況的淒涼感、窮途末路時的灰心喪氣以及原配兒媳婦對家庭婚姻的背叛等等，鬱鬱寡歡最終因絕望自縊於老宅。自此鄉鄰間不再有艾氏一門！在中共的紅色話語體系裡，類似於「橫崗橋地下交通站遺址」這類的地方可視為「革命聖地」。然而恰恰在人民公社裡，在三面紅旗下，在共產集權制度的各個時期，為了「大公無私、戰天鬥地」，為了「總路線/黨的新時期的中心任務」。本屬傳統敦厚、友善互助、勤勞樸實的鄉民間卻時時互相傾軋陷害、舉報揭發，幹盡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這個不足百人的小村莊（生產隊）自艾立富懸樑自盡後，我親眼所見的非正常死亡的多達十數人，各種離奇死法足以令人瞠目結舌：有投水斃命的、服毒自殺的、觸電而亡的、群毆致死的……，更驚悚的是有一位村民年邁的母親竟然於農曆大年三十的除夕夜在自家梯子上用繩子自縊而亡。凡此種種不一一舉論，可見共產制度下人性、人心之陰暗齷齪與歹毒，在共產制度下生活的任何一個個體都無法做到獨善其身！
只見賊吃肉卻不見賊挨打！將筆者爺爺帶上「革命道路」的新四軍幹部，後來的「縣太爺」陶大本儘管其人平時生活簡樸，經常穿著草鞋戴著草帽到農村視察農民的生產情況，有時還下田去和農民一起幹活。在殘酷的運動到來時卻首當其衝！安徽宣城廣德縣「最大的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縣委書記陶大本被批鬥的這一天，草鞋也沒穿，光腳丫子被幾個紅衛兵拽著兩條腿；草帽也沒戴，光禿禿的腦袋在水泥路上磕磕碰碰的跳動著前進，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拖到大十字街，就開批鬥會，一頂紙糊的近一米的高帽子戴在陶大本的禿頭上，胸前是一塊大紙牌，上面寫著「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陶大本」，名字上用紅筆打了一個大叉。陶大本本來就矮小，這時被幾個紅衛兵反剪雙手，捺住腦袋，彎腰駝背，儼然一隻死蝦的模樣。在震耳欲聾的「打倒陶大本，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被革命小將們拉上大街遊街！
解派戰士還給陶大本穿上黑色繡花的縣官戲服，戴上有雙翅的縣官官帽，讓他站在大卡車上，胸前掛一塊大牌牌，寫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陶大本」十四個黑體字，「陶大本」三個字上還打了紅叉叉，像是要槍斃他……汽車沿著市中心的主要街道穿行，陶大本被身後的兩個造反派戰士控制成「噴氣式」，身體和腦袋向前、左、右三個方向轉動，以便革命群眾看他看得清楚一些……稍有動作，陶大本頭上官帽的雙翅就不住抖動，加上這人本來就很乾瘦而且是鞋拔子臉，使得他完全像一個戲台上的小丑，非常搞笑，讓馬路兩邊觀看他的革命群眾開心得不得了……。在震耳欲聾的「打倒陶大本，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廣德縣從這一天開始全面進入無政府狀態。批鬥也由上到下全面展開。
不知這位「解放前」的老同志當年和筆者爺爺「談革命工作、任務」時是否也設想過自己到做坐天下時的前景——這種對人的存在、價值、尊嚴極盡羞辱侮毀之事情？
屋漏偏遭連夜雨。當這位尊嚴盡失、身心疲憊、形同芻狗的可憐人回到家卻發現自己這時已經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其妻居然不讓丈夫進門！可憐這位老同志只能站在自家的門外低聲哀求自己的女人：「家總是我的、孩子總是我倆生的……」貪一時之利，造萬代的孽，此時此刻又該去怨恨誰呢？共產制度最大的災難是對普通人的專政屠戮；最大的悲劇是對人性、思想、靈魂的扼殺，中共犯罪集團的滔天罪孽，是中華各民族蒙受巨大災難的萬惡之源。只有從反人類的角度對中共的統治進行徹底的反思。
共產黨一黨專制制度，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制度災難，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屠殺，最沉淪的道德，最醜陋的文化，最深廣的腐敗。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丟掉為文明人類所不齒的共產意識形態包袱，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最緊迫任務，也是整個文明世界的共同要求和任務。東歐國家通過和頒布《祛除共產主義污垢法》，將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等同於納粹，禁止傳播和組織，並禁止前共產黨官員擔任公職，禁止一切共產象徵物。清算共產黨統治歷史，清理共產主義污垢和殘渣餘孽，迎來真正的憲政新生。擺脫共產夢魘，埋葬中共集權暴政，唯有在青天白日下中華民族才能重獲新生！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