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9月19日訊】在三個多月前，也就是今年6月初在海內外人士紀念「六四」屠殺25年的時候，「德國之聲」專欄作家澤林有意發表了關於「六四」屠殺的一些言論，曾引起海內外輿論的憤怒。當時，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大多數都不知此事，除了個別人外。
本來，天安門母親群體早擬定於5月間在一起集體祭奠我們遇難的親人。1999年、2004年、2009年，每逢「六四」五、十週年之際我們都會在某位難屬家中默默舉行集體祭奠儀式。然而，今年卻未能舉行，因為從4月間起，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一些主要成員即相繼遭到警方嚴密控制——或被帶走盤問；或在房前屋後被警方和居委會日夜看守，出門貼身跟隨；或被強制性地責令交出電腦中有關「六四」的資料；更有甚者，當局乾脆把難屬監視居住在外地不准回京……這種違反人倫的狀態一直持續到6月中旬。
而正是在我們這群天安門母親失去自由、被禁聲、彼此失去聯繫、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狀態下，在2014年6月4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德國人澤林竟在「德國之聲」這家媒體上發表了有關「六四」屠殺的奇文，標題為《從天安門到萊比錫》。文中說：「確實：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他還說，按西方人的法制和公正理念，對一個案件要區分一時疏忽還是有意為之、是個案還是連環作案……接著，他又在第二篇回應長平批評的文章《讓公平取代憤怒》中再次強調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89年顯然是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一時失足。雖然『六四』確實很糟糕，但在文化大革命過後40年裡，它幸好只是一次個別事件。」他在這段話裡用了「顯然」一詞，話說得那麼肯定；還說「幸好」只是一次「個別事件」，言下之意純粹是一次偶然。
遺憾的是，這些文字我們都是後來（在今年「六四」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看到的。在紀念逝去親人的悲痛日子裡，長時間的被禁錮，對我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當我們恢復自由以後，媒體和朋友們問起我們對澤林文章的看法，我們感到十分詫異與茫然。我們隨即陸續找來這場爭論（尤其是澤林與長平的爭論）的相關資料，又閱讀了此人發表在「德國之聲」上的有關「澤林觀點」的文字，這才對澤林其人其事有所瞭解。
我們認為：澤林在6月4日發表該文絕非偶然，而是經過縝密考慮的。他不會不考慮到國內「六四」鎮壓倖存者的感受，不會不考慮到我們這些「六四」難屬是怎麼度過這25年來悲苦、艱辛的日子，不會不考慮到長期以來一批又一批公開譴責「六四」鎮壓的有志之士的種種遭遇與想法；當然，對他來說，最最要緊的是首先要考慮中共當局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他們25年來始終對「六四」持「平暴」這一定性，儘管口頭上已改說是發生在世紀之交的一場「風波」。澤林不是一時疏忽和失言，而是有意為之，否則不會把他的奇談怪論特意選擇在6月4日——海內外紀念「六四」慘案之日發表。
澤林的文章要害是「六四」屠殺是「一時失足」，而非「有意為之」。他兩次提到同一個話題，可見他對這一論斷堅定不移。
澤林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是1990年當時的聯邦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與鄧小平的一次會晤。他說：「鄧小平沒有給施密特留下他會重蹈覆轍的印象，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使中國重新回到國際開放的道路上。」然後，他得出結論：確實：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除此之外，澤林再也沒有按「西方人」處理案件的慣例舉出一絲一毫證據。他只是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足見他的判斷是多麼輕率，多麼蒼白。
25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讓我們來告訴澤林吧：
5月18日，趙紫陽先生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信中說：「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佈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但是，這個方案被鄧小平拒絕了。這樣，理性和平地解決學潮的路已經走不通。鄧最後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以上引自趙紫陽先生回憶錄）
早在此次學潮之初，鄧小平就說過「不怕流血」，那就是不怕使用屠殺手段，製造流血事件。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又一次說：「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可見，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釀成的。他要「不惜一切代價」，在6月4日凌晨戒嚴部隊會師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的意思很明白：格殺勿論。
鄧小平在事後還說過，「我知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現在來更好，因為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他還說，他們這些老人有經驗，可以幫助處理學生們的事件。他是擔心他們這些「老同志」死了之後風波再來，那就麻煩了。
於是，在1989年5月20日，李鵬簽署了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幾十萬野戰軍從全國各地開進北京，隨之首都民眾在各條交通要道堵截軍隊進城，一連相持了好幾天。到了6月3日至4日，終於開了殺戒，戒嚴部隊動用機槍、坦克悍然鎮壓了手無寸鐵的北京學生和市民。
6月4日凌晨北京全城癱瘓了，成百上千的學生、市民被送往醫院，當場慘死了上千人，好多遺體還被偷偷地埋了。
6月4日後幾天，還抓了一批「暴徒」，關了、判了、斃了。
在6月4日後幾天裡，還通緝了一批學運領袖，有些人被抓了，判了刑；有些人逃到了海外，至今還滯留在外有家歸不得。
「六四」後中共政府給「六四」這場慘絕人寰大屠殺定性為「平息反革命暴亂」。這個定性至今未曾改變。
1989年8月起，我們難屬站起來尋訪「六四」死難者，尋找其親屬，經過25年的艱苦努力，走街串巷、深入邊遠山區，至今尋訪到204位死難者，他們不是死於槍傷，就是被坦克壓死，有些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屬於失蹤者。目前已經記錄下來的只是死者和失蹤者中的極少數。
這一切的一切，均歷歷在目，又有誰能否定得了？誰要聽到有人說這些「不是有意為之，而是一時疏忽」，聽者必定側目以對，心裡會罵：這是個畜生！
一個人在北京住了20年，但好像一切都沒有聽聞到；時至今日，居然還說什麼「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誰聽到這些話，心裡必定會罵：「這種人連畜生都不如！」
「在我們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彌補，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彌補。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當兒戲、當賭注的所謂『道理』，我不能認同。」（引自丁子霖《紮好傷口，擦乾眼淚，尋訪受難者親屬》）。澤林的「道理」，就是這種把人的生命當兒戲、當賭注的「所謂」道理。這種「道理」我們無法認同！
澤林要想以他的所謂「公平」來「取代」（壓制）我們的憤怒。對於我們這些難屬來說，這絕無可能。不僅我們的親人被殺害，而且不少難屬還受到了不公平對待，被監控、噤聲、長時間的失去自由、秘密羈押……而且二十多年來始終遭受如此際遇，難道連不平、憤怒都不能？！
我們天安門母親在紀念「六四」15週年的時候特別發出過這樣的呼籲：「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正是這四句話，引領著我們一步一步走向真相、走向正義、走向覺醒。澤林文章中口口聲聲「我們西方人」如何如何，並一再提及法制、公正、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的概念，然而，眾所周知，這一切都必須以「事實」、「真相」為依據。現在他通篇文章絕口不講「事實」，不講「真相」，而且批評長平給出一個「人們希望公佈真相」是「錯誤判斷」。澤林居然提出：「人們也很想遺忘。因為遺忘也是人們不可剝奪的一種自由。」他認為應該「允許就拒絕遺忘展開討論」。澤林斷然做出結論，他說，許多中國人希望忘記，「購物消費比回憶糟糕的時代更有誘惑力。」確實，現今的中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閉口不談「六四」，但是在私下裡談，而且都要帶上一句：「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有一些年輕人沒有見過當年的殺人場面，不知道「六四」為何物，但這是誰之過？答案擺得明明白白，不言自明。現在澤林替中共當局說出了歷來他們只敢做而不敢說的話，他如此為虎作倀恐怕是為中共當局幫了倒忙吧。
澤林的文字並不冗長，但我們卻從中嗅出了一股歷史塵埃的陳腐味兒。我們要問澤林，當年希特勒納粹殺害歐洲人、猶太人、波蘭人，你也曾向他們宣揚過那套「遺忘論」嗎？你不敢！你只敢在今日的北京向中國人叫喚「遺忘」。依我們看，你是看著中共當局的臉色這麼說的！你很清楚在北京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可是，中國民眾不會歡迎像你這樣喪失天良的「西方人」！
澤林的作為已經給德國蒙羞。在我們的心目中，德國是一個民主制度成熟健全的國家，它有著優良的反思歷史的傳統，並贏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這二十多年來，處於極度困苦中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始終得到德國官方政要與民間團體的關愛，對於這份人間大愛我們始終銘記在心。也正因為此，在以往的歲月裡，我們曾多次不顧凶險，排除干擾，接受「德國之聲」等德媒的採訪。現如今「德國之聲」在發生了澤林事件後，我們希望它能振作起來，沿著以往正確的道路走下去。
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執筆）
－－轉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