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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鼴鼠」斯維拉娜與理想傾向

——評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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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11月06日訊】經常數典忘祖的瑞典文學院終於在今年有了可喜的新氣象。10月8日,當那扇白色大門打開,閃現出來的,是新任常務秘書薩拉.丹尼斯那美麗優雅的身影。作為該學院歷史上首位女性常務秘書,薩拉以平靜而莊嚴的聲音,宣佈另一位女性——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與去年宣佈頒獎給法國作家時的一片靜寂不同,今年在文學院門前恭候已久的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瑞典人的驚喜並不很奇怪,因為斯維拉娜在被迫流亡的十年間曾接受過瑞典筆會的庇護,一度把哥德堡市作為她的避風港,她的書大都被譯成瑞典文出版。凡讀過她的書的讀者都說過目不忘,都為她作品中獨特而神奇的故事流淚,並深信瑞典文學院這次做出了一個有聲有色的正確選擇。

◎諾貝爾泉下會轉怒為喜

彷彿是陽光透過雲層,鳥兒枝頭鳴叫,人們為波羅的海那邊的白俄羅斯作家獲獎而歡欣。那麼,在百年前去世的老諾貝爾會怎樣看這位新科文學獎得主呢?

英格麗.卡勒貝,一位撰寫有關諾貝爾獎書籍的瑞典作家說:如果炸藥大王知道他設立的文學獎被一位新聞記者獲得,會氣得從墳墓裡爬出來,因為老先生生前曾把新聞記者斥責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害蟲」。

儘管諾貝爾生前如此討厭記者,但英格麗補充說,如果老人家閱讀了斯維拉娜所有作品,可能會很快地冷靜了下來,因為這個作家的作品正是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英格麗認為,已故的老紳士將特別讚賞斯維拉娜的一點,是她的寫作提升了個人的力量,而不是去忠於那種削弱個人權利的體制和意識形態。

為甚麼諾貝爾會轉怒為喜呢?筆者想,已故的諾貝爾具有相當好的文學修養,他一定能看得出來,記者斯維拉娜在蒐集資料時,下的是田野調查之類的繁重艱難的功夫,而她寫出來的作品卻遠遠超越了新聞,成為宏大深刻的優秀文學,抵達了不朽。

有人說這次頒獎給紀實文學作家是瑞典文學院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但諾貝爾心裏清楚,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53年,瑞典文學院就曾頒獎給紀實性作家、前英國首相丘吉爾,讚揚他的歷史傳記和演講「捍衛了人的崇高價值」。

筆者還聯想到,諾貝爾曾在俄國度過幾年童年時光,想必他對斯維拉娜筆下的國度不很陌生。但老先生會從女作家的作品中驚駭地發現,在他去世後的這一百多年間,俄羅斯發生過那麼多奇異而殘忍的事件。斯維拉娜讓小人物在書中講述自己的命運,從小歷史中構建出巨大的歷史圖景,這一切會令老諾貝爾唏噓不已。

更會令諾貝爾感到欣慰的是,瑞典文學院這次終於「回到遺囑」了。1895年,諾貝爾的遺囑中寫道:把獎金「一部份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這個「理想傾向」,應該是通過滲入文學本身的形象世界,以接近諾貝爾本人的政治社會理想、道德文化理想的傾向。這個崇尚人文主義的評選標準,曾多次被瑞典文學院違背,令人詬病。

◎描寫人類絕境視愛為唯一出路

閱讀斯維拉娜的書,我們會發覺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在顫動。這是因為,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其筆下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力量。她將痛苦與愛交織在一起,震撼了我們。

諾貝爾生前最心儀的作家,是像雨果一樣「傳播博愛理想」的人。因此,研究者把他的「理想傾向」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胸懷寬廣的博愛。「對他人的愛」是諾貝爾最珍視的宗教般的信仰,他希望博愛之神能把人類從精神殘缺之中解救出來。

斯維拉娜正是這一類的作家。雖然在前蘇聯時期就開始創作,但她從來就遠離蘇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對集體、愛國和社會主義之類的這些大詞彙不屑一顧。斯維拉娜說:「這個世界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去愛人。」在她看來,雖然生活充滿痛苦與毀滅,但去愛人更為重要。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她採訪了成千上萬的兒童、婦女和男子,孜孜不倦地尋求歷史真相,苦苦追問人的殺戮、相愛與死亡。她書寫那些掩埋在廢墟中的的血和淚,記下一個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試圖證明的是,歷史進程是如何與個人命運糾結在一起的。

她的紀實文學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比事件本身更令她感興趣的,是人們的內心世界。人們在和她交談時,袒露出脆弱的、赤裸裸的情感世界,表露出他們的絕望、悲傷和愛。斯維拉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時代的心靈史。

在《戰爭沒有女性的臉》一書裡,斯維拉娜拒絕像男性一樣為戰爭英雄唱讚歌,而是以數百個採訪,挖掘出那些捲入二戰的蘇聯女性被遺忘的命運,揭示她們所承受的比男性更大的痛苦。《最後一個證人》一書的敘述者是戰爭中的兒童,他們回憶戰爭的殘酷圖像,目睹父母的死亡,童年的世界如何在震耳欲聾的戰火中崩潰。

《鋅皮娃娃兵》記錄了很多母親,姐妹以及情侶的悲傷訴說,關於蘇聯士兵躺在鋅皮棺材裡從阿富汗歸來的故事,展現了戰爭的荒誕與無意義。《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描繪了人類可怕的夢魘,螢光在夜間的墳墓上閃亮,孩子們被禁去摘花或爬樹,人們因為恐懼不敢去愛,不敢再生孩子。斯維拉娜記下了很多可怕的細節,例如,一個女人抱著她垂危的丈夫,被護士告知:她抱的是一個核反應堆。

就這樣,通過對人類絕境的驚心動魄的描述,斯維拉娜揭開前蘇聯被官方媒體刻意遮掩的真相。瑞典文學院宣佈的授獎理由指出,她的「復調書寫」,「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

◎如鼴鼠掘土對抗紅色政權

毫無疑問,斯維拉娜是一位堅定的異議作家,一位與本國紅色政權長久對抗的持不同政見者。繼君特.格拉斯等獲獎者之後,她成了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又一只「用糞便弄髒自己巢的鳥」。

這正是諾貝爾最為欣賞的政治立場。因為諾貝爾本人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提出的「理想傾向」標準,被他的老朋友解讀為:「對宗教、皇權、婚姻和社會次序大體來說採取一種挑戰的或批判的態度。」文學獎研究者因此提出一個反抗極權的評選參考:「道德價值參考系」。

瑞典作家安格麗達認為:斯維拉娜所做的工作,就像是鼴鼠在深深的糞坑裡挖掘。與她相似的是法國作家讓.哈茨費爾德,他去盧旺達採訪種族滅絕時期的受害者與劊子手。這一類調查作家被人稱為「鼴鼠」,是因為鼴鼠具有超靈敏的嗅覺,有力的爪子,能夠長時間埋頭在地底下挖洞掘土。斯維拉娜以無與倫比的耐心去聆聽,去機密檔案裡翻閱尋找,去做最誠實的記錄,然後篩選抽離出其中最精髓的內容。

這只鼴鼠竭盡所能挖掘出來的,是俄羅斯人噤若寒蟬卻又無法迴避的沉重主題。除了描繪德軍的殘酷,她也記錄蘇聯軍人進入德國以後的可怕行為,揭露被官方隱瞞的阿富汗戰爭真相、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事件的真相。她撰寫的編年史否定了國家的英雄歷史,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蘇共紅色政權有罪,人民是無辜受難的羔羊。

在其自傳中,斯維拉娜寫道:「如果你回頭看看我們整個的歷史,無論是蘇聯還是俄羅斯時代,都是屍骨遍地、鮮血橫流,是一個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永恆對話。」紅色政權製造了巨大的公共墳墓,斯維拉娜所深愛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捲入絞肉機裡,她因此無法不問政治,無法不發出聲音做一個抗議者。

她愛一個人性化的俄羅斯,愛俄羅斯美好的文學、音樂和芭蕾,但她堅決拒絕斯大林,貝利亞和普京的世界。生長於一個用謊言堆砌的國家,斯維拉娜男性長輩大都戰死了,她從小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家裏的女性長輩說心事。因此,她早就立志要解構蘇聯的神話。

她不能不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立場,以持之以恆地挑戰專制權力。她的寫作涉及一個個禁區,引爆了一個個地雷,在俄羅斯引起了爭議和憤怒。她被指控為「誹謗」,被誣為「叛徒」、「間諜」、「反共反蘇的第五縱隊」。各種迫害曾長期跟蹤她,她的書被禁,她的電話被竊聽,她被禁止公開演講,被迫失業、流亡。

◎一道閃光照亮文學意義與價值

也許老諾貝爾是過於天真了,他在遺囑中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個拿著錄音機、孤零零奔波幾十年的女人,她的舞文弄墨能給人類帶來甚麼「最大福祉」呢?

就在人們普遍懷疑文學的作用時,這次頒獎就像一道炫目的閃光,突然間照亮了文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斯維拉娜以冷靜而生動的文筆,描述一個大時代的戰爭、災禍以及人性,這種見證歷史的非虛構作品,產生了比小說詩歌更大的震撼效果。

從表面上看來一切如舊,沒有甚麼因這位鼴鼠揭露黑幕而改變。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那些至今仍殘留著前蘇共遺產卻未經反省的國家,還有老人熱愛紅場懷念斯大林,還有年輕人穿著印有斯大林頭像的T恤(就如中國有人穿毛澤東頭像T恤一樣)。為此,斯維拉娜筆下的受害者犀利地發問:誰是罪魁禍首?這樣罪惡的事件合乎人性嗎?人們要怎樣對待那些不堪回首的歷史?

尼采說:「沒有一個藝術家是容忍現實的。」斯維拉娜就這樣,一個人獨自站在整個現實的反面,通過深刻的批判,干預並引領了生活,力圖使社會保持健全的理想。她的作品不但加深了前蘇聯人民對整個災難時代的理解,激發起更多的反思,也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

在得知自己獲獎後,斯維拉娜呼籲人們:「面對專制政權,不要妥協!」筆者希望她的呼籲也能被中國作家聽到。中國人承受了深重的苦難,卻少有如此優秀的描述苦難的文學。像《夾邊溝紀事》一類的好作品,在中國只是鳳毛麟角。一個輕浮的、商業化的時代,令很多人忘記了承擔歷史的使命。筆者相信,會有中國作家聽到鼴鼠斯維拉娜的呼喚,帶著寬廣深沉的愛,去為黑暗中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5年11月號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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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6 1: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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